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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十三年冤獄 江蘇中學教師控告江澤民
二零一五年，最高法院實施「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的政策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日，鄒飛宇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狀》，起訴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元凶江澤民。
鄒飛宇，男，今年四十三歲，原為江蘇省崑山中學教師。下面是他在《刑事控告狀》中敘述的部份內容。
修煉大法 生活美滿
我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出生於湖南平江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一九九三年九月，考入東北師範大學政治系，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通過當時的大學老師白曉鈞介紹，接觸、了解到法輪功，並開始修煉。一九九七年七月，畢業分配至江蘇省崑山中學任教高中政治課。
自從修煉了法輪大法，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嚴格用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做好人，妻子江海秋與我在東北師範大學讀書期間相識，並一同修煉法輪大法，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與我在崑山市登記結婚，隨後在崑山市葛江中學（初中）任教英語，二零零零年五月，兒子出生，一家三口，工作穩定，生活幸福，家庭美滿，其樂融融。
堅持修煉大法 被冤判八年
但是這一平靜的生活卻被江澤民一手發動的對法輪大法的完全顛倒黑白、完全錯誤的鎮壓打破和摧毀。一九九九年八月，我與妻子江海秋因在崑山市亭林公園煉功，被崑山市城中派出所警察帶走，在派出所被關押、盤問達四十多個小時，派出所警察裹挾雙方父母、單位領導和同事逼迫我和妻子寫不煉功、不上訪的保證書，才放人。
一九九九年九月開學上班後，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我被調離原來的教學崗位，而安排在教務處打雜。面對當時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鋪天蓋地的對法輪大法的造謠、毀謗，我與妻子商量並購買複印機，複印法輪大法真相傳單。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凌晨，被崑山警方闖入家中，抄走複印機一台、錄音機一台、法輪大法書籍數十本、傳單八千餘份，我與妻子同時被綁架到崑山市城北派出所。
在派出所裏，我被警察打耳光、強按雙腿跪在水泥地板上，銬在鐵欄杆上三十多個小時。在崑山看守所裏，被在押人員張健、王剛毆打，因堅持修煉法輪功被看守所警察孫正平罰跪、上「扁擔銬」，戴腳鐐三個多月。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被崑山市法院冤判有期徒刑八年，被崑山市教育局開除公職，妻子江海秋也被單位辭退，後又因在上海告訴民眾法輪功真相，被判勞教兩年。
蘇州監獄洗腦迫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被劫持到江蘇省蘇州監獄，被強制參加勞動、洗腦「轉化」，二零零四年五月，當時的六監區指導員唐勇駿為強迫我寫所謂的「不修煉的保證書」、「認罪書」，指使罪犯朱洪坤、王春雷等三人在監區活動室裏大庭廣眾之下，對我輪番毆打，打耳光打的手痛了，用鞋底抽，達二個多小時，後背、雙腿、雙臂、頭部多處打的烏黑發腫，最後直到我休克暈倒在地，當晚把我送到獄外醫院搶救，後在監獄醫院住院半個月醫治。
當時的蘇州監獄副監獄長吳偉三次到醫院看我，向我道歉，並要嚴懲動手打人的三名罪犯，我考慮到這三名罪犯打我，並非出於他們的本意，而是被裹挾而為，他們也是這場運動中的被害者，為儘量減輕對他們今後減刑的不利影響，我主動表示只要他們能如實交代，承認錯誤，可以不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可以從輕處罰。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六日，我從蘇州監獄出獄。
二零零三年七月，妻子江海秋從上海市青浦勞教所期滿回歸社會後，因受勞教所邪惡洗腦毒害及家庭、社會、政府的巨大壓力，不敢再接觸法輪大法，與我在思想上分歧很大，二零零七年一月，雙方協議離婚，年僅六歲的兒子由我撫養，江海秋後與他人再結婚。是江澤民一手發動的對法輪大法的迫害毀掉了我的事業和家庭。
再被冤判五年 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遭受迫害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市閘北區虯江路電腦市場被警察帶走，隨身兩台電腦、U盤被沒收，隨後警方又從家中抄走電腦兩台，打印機兩台，法輪大法書籍及其他器材、資料若干，家中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兒子只好暫由社區看管，後被轉學到前妻處上學、生活。
二零一零年九月，我被上海市閘北區法院冤判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原判，提出上訴，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被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十二月被押送到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服刑。
上海市提籃橋監獄一直是上海地區集中關押、殘酷迫害法輪大法修煉者的邪惡黑窩，我所在的二監區更是這個黑窩裏最黑暗、泯滅人性的角落。
從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一直被強迫坐硬塑料轂轤的小板凳，每天從早晨六點坐到晚上八點，三個重刑包夾犯人二十四小時嚴密看管，辱罵、虐待家常便飯，拳打腳踢時有發生。二零一一年一月，包夾犯人李永春說我報告詞不符合要求，讓我坐更小的小板凳，並用腳踢我的頭部。我當時提出要申訴，但被他們把紙筆全部拿走，不准我申訴，強迫我認罪、「轉化」。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因與監區內其他法輪功人員接觸被關到監區四樓禁閉室禁閉靜坐，二十九日早晨七點，罪犯小組長李彥君因我的事被警察批評，對我大為惱火，當著看管犯人的薛春林、夏冬獻的面，從背後將我一腳踹倒在地，然後再一陣猛踢。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提籃橋監獄二監區副監區長葛奇強迫我寫所謂的「認罪書」，把電警棍伸到我的後背電我，第一根電得沒電了，接著第二根，當時還有其他警察倪永兵、趙敏銳、劉祺在場。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上海市監獄管理局教育處的工作人員找我談話，我當面向她們遞交嚴正聲明，聲明以前在邪惡壓力下所寫的一切不符合法輪大法真善忍標準和本人真實意願的所謂認罪書等一切文字言行全部作廢，並向她們揭發提籃橋監獄二監區執法犯法，邪惡迫害我和唐仁亞、姚遠、羅志軍（後二人至今仍在提籃橋監獄二監區被迫害，他們被折磨的殘酷程度比我更厲害）等其他法輪大法人員的罪惡行徑。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從提籃橋監獄刑滿出獄。
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年僅四十一歲的前妻因肺癌去世，而此時兒子正面臨著緊張的中考。
十六年迫害 十三年冤獄 青春家庭被毀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今的十六年裏，正是由於江澤民一手發動的對法輪大法的邪惡瘋狂的迫害，我的人生、事業、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我本人兩次被判刑十三年，實際在看守所、監獄被迫害服刑達十年十個月，自己熱愛的教師工作被開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和妻子被抓進看守所時，兒子才七個多月大，十五年來，被迫承受著這場迫害帶給他的巨大的政治恐怖、社會壓力及家庭破碎、生活動盪、爸爸入獄、媽媽病逝的打擊和艱難，顛沛流離，飽受波折。
父母都在湖南農村，沒有收入來源，因這場迫害的波及生活艱難，壓力重重，患上嚴重的高血壓、心臟病；對我從小格外疼愛的太奶奶、爺爺因我被迫害判刑驚嚇出病，分別在二零零三年、二零一三年去世，而當時我都被迫害在監獄不能見上他們最後一面。
一直以來，我夢想著用自己的熱情與智慧去點亮學生渴求知識的心靈；一直以來，我自信自己是這個民族、國家與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一直以來，我是家族、父母的驕傲，是長孫、長子，品學兼優，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正當家成業就、風華正茂準備著為社會、家庭承擔責任、施展才華之際，正是江澤民一手發動的這場迫害運動將我的人生、家庭、事業與前途無情摧毀，使我成為了家族中至今唯一一個被判刑的人，讓家人蒙受深重的屈辱；在派出所、看守所、監獄裏親身遭受種種酷刑、虐待、非人的侮辱與折磨，也耳聞目睹了許許多多的法輪大法修煉者悲慘冤屈、正氣浩然、可歌可泣的經歷，見證著法輪大法是正法、法輪大法的慈悲偉大和這場迫害的邪惡危害。
這場迫害對我本人和家庭傷害至深，影響深遠；同時，作為施害者一方，又能得到甚麼呢──除了造成對國家正常法律、制度的嚴重破壞，使社會道德淪喪無底線，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被動搖，衡量是非善惡的基本標準被扭曲顛倒，除了對社會、家庭的深重傷害，對公民權利、尊嚴的獸性踐踏，那就是把施害者自己也送上審判台、送進將無盡償還的深淵。
值得補充的是，介紹我走入修煉的我的老師，東北師範大學哲學講師、校刊編輯，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因堅修大法多次被非法拘留，二零零零年七月，因去北京上訪，被非法勞教一年，關押在吉林省長春市葦子溝勞教所，關押期間受種種酷刑折磨，被嚴重打傷，曾被送往公安醫院。二零零二年一月，在超期關押了七個月之後，因不放棄修煉，被強行送往長春市興隆山洗腦班，後被送往長春市朝陽溝勞教所關押，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八日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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