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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勞教折磨 重慶市徐明金控告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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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明慧網通訊員重慶報導)徐明金,女,今年六十八歲,退休工人,家住重慶市沙坪壩陳家橋鎮。修煉法輪大法後,她明白了得按照《轉法輪》書上的要求做個好人、一個更好的人,一身的重病痊癒了。

二零零九年五月,徐明金為了還民眾知情權,講清大法真相,被非法勞教一年,受盡了凌辱與折磨。二零一一年,被歌樂山千竹溝洗腦班迫害一個月。多年來,徐明金被監視、跟蹤,丈夫在驚嚇與擔心中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徐明金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狀》,起訴這場迫害元凶江澤民。

下面是徐明金在《刑事控告狀》中講述的修煉和遭迫害的事實。

煉法輪功 祛病健身有奇效

修煉法輪功以前,我患有嚴重的疾病,查不到病因,天氣稍有變化,就不敢摸冷水,一接觸到冷水,涼氣從手到背心使人感到難受,夏天也不敢喝涼水,一喝馬上就說不出話來,頸椎、腰椎骨質增生、胃炎、肝炎、經常頭痛、眼、耳、鼻、喉都患有疾病。

由於從小體弱多病,飽嘗了疾病帶來的痛苦,二十多歲時,就開始尋求祛病健身的方法。人所知道的體育鍛煉我嘗試過,許多氣功鍛煉我也嘗試過,近三十年的尋找追求,不但無效,身體越來越差,補藥、其它藥都吃得不少。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想到了死,就在我想自殺的時候,求生的慾望又使我帶著再試一試的想法。

一九九九年五月,我開始修煉法輪功,一煉法輪功就感覺有奇效,藥也沒有吃,一身病痛不翼而飛,眼睛也明亮了,吃飯睡覺也香了,我驚喜若狂,我有救了。我不明白法理,只憑感覺煉,法輪功能治病,還停留在祛病健身的歡喜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一意孤行,編造謠言,炮製「天安門自焚」偽案,把瘋子殺人等栽贓到法輪功上,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盜用國家及法律的名義,對法輪功信仰者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迫害,使我陷入迷茫,精神和肉體上受到很大的刺激,不敢煉功,不敢學法,舊病復發,絕望中,又使我從新拿起《轉法輪》來學、煉功。漸漸明白了法理,身體又恢復了健康。明白了要想身體健康,消除疾病折磨,必須得按照《轉法輪》書上的要求去做個好人,一個更好的人,祛病健身才有奇效。

按「真、善、忍」標準做個好人,一個更好更好的人

法輪大法是佛法,是高德大法。要求煉功人按照「真、善、忍」標準做一個好人,一個更好更好的人,重德行善,處處事事都要為別人著想。修煉法輪功對己、對家、對國家都是有益的,能使人的身體健康,能使人道德品質提升,能使社會精神文明變好。

我原來身體不好,脾氣就非常暴躁,稍有不順心就跟丈夫大吵大鬧,搞得丈夫精神緊張,家庭關係越來越惡化。明白法理後,我就按照真、善、忍去做,脾氣改好了,處處關心他,為他著想,家庭關係也好了,做事為別人著想,鄰居關係也更好了。

學大法前,我是一個愛佔小便宜的人,廠裏的小東西我認為家庭能用的都往家拿,學功後,不但不拿了,還把以前拿家裏的東西能送回廠的就送回廠了。過去買東西時東挑西選,不管把別人的東西損壞沒有,現在買東西儘量順其自然也不東挑西選了,也不為別人稱不足而爭吵了。

記得以前買雞,別人少收五元錢,自己很高興,還給別人講我今天買了便宜貨等等,想起原來不道德的行為都感到羞愧。現在我不但不佔別人的便宜,別人多補了錢,我馬上退還人家。乘車再也不會和人家去擠,和別人發生誤解,一笑了恩怨,看到別人有困難盡力幫助。與在家、在外面認識或不認識的人都說我是個善良的好人。

我煉法輪功十六年以來,就沒有吃過一顆藥,沒有用過一分藥錢,我的醫療保險費用全部節約給國家了。我丈夫去世時,醫療卡上還有二千多元(因我丈夫到廣州家帶孫子,醫療卡的藥費幾年都未用)親戚朋友叫我把卡拿去買東西,我說我是煉法輪功的,不能這樣做,就把丈夫的醫療卡毀了。因為我們煉功人要按照真、善、忍標準做個好人,遇事為別人著想,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

還民眾知情權講清大法真相 被非法勞教一年

法輪功是正法修煉,得正覺。根本不關心政治,更不要甚麼政權,「四二五」大上訪是正義之舉,法輪功學員只是到北京上訪局反映情況,要求釋放在天津無辜被抓的法輪功學員和要求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要求《轉法輪》書能正常發行。因為修煉法輪功是人的基本權利,是信仰,是得到憲法保護的(憲法第三十六條)。江澤民利用電視、廣播、報紙、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說法輪功圍攻中南海,想奪權,毒害了眾多民眾,造成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為了消除仇恨,讓民眾了解真相,喚醒民眾的正義和良知,不要被謊言毒害而毀了自己。

二零零九年五月,在北碚講大法真相,被北碚六一零閔軍、段偉等人非法勞教一年。勞教期間,受盡了凌辱與折磨。在他們的「春雷計劃」實施的三個月中,每天半夜三點鐘睡覺,早上六點鐘起床。為了逼我「轉化」,每天早上八點鐘到晚上六點鐘被關入小黑屋裏,只准軍蹲,不准站、不准坐,軍蹲姿勢不對,就被包夾用腳踢,實在蹲不起了,倒在地上起不來,馬上包夾又用腳踢,罵罵咧咧的說:你不「轉化」活該受罪,那三個月,蹲得我全身發腫,雙腳原來只穿三十七碼的軍鞋要穿四十二碼,還覺得鞋小了。晚上六點鐘,回監房吃飯後,又軍蹲,一直蹲到睡覺,天天如此。

當全身浮腫,被包夾發現後,又逼到監獄醫院去看病,不去看,幾個包夾就圍著辱罵,動手腳,到監獄醫院拿回藥後,不吃就硬灌,吃藥時,只給一小口水喝。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兩個包夾(吸毒犯)在身邊守著,晚上睡覺腳稍一彎曲,就把你打醒,說睡覺只能把腳伸直。

夏天,勞教所把法輪功學員弄到太陽壩去曝曬,坐軍姿、站軍姿,稍不如意就拳打腳踢,冬天把法輪功學員弄到風口去吹。夏天洗澡、漱口、洗衣服只有一洗臉盆水,整個牢房臭氣熏人。不如警察或包夾的意就飛盆(不准洗漱)、飛碗(不准吃飯)、飛板凳(不准坐)、飛床(不准睡)。

由於不「轉化」,獄警就會利用各種惡語辱罵你,暗示包夾加緊迫害或不准上廁所,或一上廁所剛蹲下就叫你起來(叫夾斷)。

由於不「轉化」,取消家人接見機會,丈夫為了見到我,在酷暑四十多度的高溫下,奔走於勞教局與監獄之間多次,才獲得見到我的機會,由於我被迫害,就使丈夫精神和身體都受到了嚴重的摧殘與驚嚇,血壓升高,患上心臟病。

由於我被非法勞教,兒子不敢堂堂正正的舉行婚禮,妹妹和姐姐見到我被曬得像黑人一樣,身體又瘦弱得很。弟弟和弟媳來幾次勞教所,都未見到我。家人、弟妹接見我時,勞教所還給他們提出條件,逼我「轉化」,並威脅他們,如不按他們的要求說,就取消接見,給我們全家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壓力和傷害,使他們不能正常的生活。

在勞教期間還經常強迫我們勞動,如包糖等。勞教期間,單位受邪黨指使還扣發了我一年的退休金

在千竹溝洗腦班被迫害一個月

二零一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打著「法制教育」的幌子,私設黑監獄、洗腦班來迫害法輪功學員,並給各單位下了指標。七月份,陳家橋鎮綜治辦主任范均,派出所片警熊源,居委會主任蘆偉,廠保衛科科長王斌,工會主席劉平等多人在我買菜回家的路上,綁架了我,並把我送到歌樂山千竹溝洗腦班迫害了一個月。

在洗腦班時,每天兩個包夾守在我身邊,二十四小時監控,不准出監房門,逼著我看、聽誣蔑法輪功和師父的謊言電視、文章等。

還把我兒子從廣州叫回來,給他灌輸誣蔑我師父的謊言,並對他們進行威脅,把兒子和丈夫都叫到洗腦班來住著,給他們施加壓力和威脅,不「轉化」就判刑。由於兒子承受不住壓力,被謊言欺騙受到了毒害,丈夫在恐嚇中心臟病又復發。黑監獄不僅迫害法輪功學員,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子女。

在洗腦班期間,那裏的人員還在飯裏放了不明藥物,吃飯後,就感到難受,血壓時高時低,使我每天晚上都做噩夢,大汗淋漓,血壓升高,精神每天處於驚恐之中,在一個月的苦熬中,因為頭腦不清醒而幹了大法弟子不該做的事,回家清醒後痛哭不已,生不如死,因此我出家走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回家。給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和不解。

被跟蹤監視、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到一法輪功學員家去,又被綁架到中梁山玉清寺派出所關押了一天二夜,被誣判監視居住一年。每天派出所協勤監視、跟蹤、限制人身自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中梁山派出所又找開鎖王打開我家門,非法抄家,搶走我家一台家庭小型做面機。

在監視居住一年間,又經常打電話騷擾我丈夫和兒子,我的手機長期被監控,連丈夫、兒子的手機也被監控,丈夫在長期精神壓力和擔驚受怕中,心臟病、高血壓越來越嚴重,在驚嚇與擔心中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底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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