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ertisement
做好人遭關押、折磨、騷擾 杜潔夫婦控告江澤民
二零一五年，最高法院實施「有案必立，有訴必理」的政策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杜潔夫婦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書》，起訴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元凶江澤民。
杜潔，女，生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四日，今年四十四歲，杜國防，男，生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今年四十六歲，他們從一九九五年初，在家鄉鐵桿鎮開了一個食品批發部做生意。一九九九年初，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下面是杜潔女士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全家人遭迫害的部份事實。
為說公道話 遭電棍等酷刑折磨
七月份，聽說政府要鎮壓法輪功。七月十九日，我們夫妻倆到北京向政府反映情況。剛到北京木樨園車站，還沒下車，我們就被警察控制，被強行帶到車站地下室。傍晚，又被轉至石景山體育場，後半夜又被拉至保定。七月二十日上午被深澤縣公安局押送回當地黨校非法關押至二十三號，並被強制在他們印製好的材料上簽字，否則不讓回家。而國防在黨校因為說「法輪大法好」被強行送至看守所，非法關押七、八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去北京上訪，三十日早上，剛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便衣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說：「是」，然後被強行推上警車。一上車，他們就拉上窗簾，一個警察用膠皮棒猛擊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女法輪功修煉者的額頭，頓時就看到一個像乒乓球大小的包起來了。又一個警察對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太太的胸部猛踹幾腳，從車前踹到車後，我們把她扶住。警察嘴裏還罵罵咧咧：「都是你們害得老子，連假期都沒有。」然後我們被拉至天安門派出所。
在那裏，已經有好多人了，一行一行的站著，被一個一個問姓名住址。（因為辛集市去北京上訪的人多，市長、公安局長都被撤職，所以我也不報姓名住址，不想讓當地的領導受牽連）。由於不說姓名住址，一車一車被警察拉往外地。我被拉至延慶看守所，在這裏也是一個一個問，不說的被編了號關進號裏。半夜，我們被叫出來，二十五人一車被送往外地。三十一日，我被押送至天津大港看守所。
到大港時是中午的時間，由於不報姓名住址，我被四、五個警察帶至一間屋子，他們說：「在我們這兒來的人，沒有一個不說的，你實在不說，扔到井裏就說沒這麼個人。」他們用電棍電我。一次一次充電，充電時，就用手打耳光，用拳頭打頭、身上，穿著皮鞋狠踢腿，讓我脫掉鞋在地上站著，並在我的腳上潑水用電棍電。
用電棍電手背、腳心、胳膊、頭等，一分一分的過去，他們惱羞成怒，叫來了十多名警察，強行將我按倒在地，他們用腳踩著我，把剛充好電的電棍一次性放到我的背上，連續電擊。一直到晚上九點鐘，我被他們打的實在沒地方下手了，才將我送回號裏。
一起來的人們都認不出我來了，她們站起來對警察說：「你們有沒有人性，對這麼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你們怎麼下得去手。」過了一會兒，就又抬回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法輪功修煉者，被迫害的神志不清，精神有點失常了。還有一個被他們灌酒（因為修煉人不喝酒）。我們一起來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的酷刑。
二零零一年一月四日，我被當地鄉派出所副所長王彥申和袁彬兩人從大港接回鐵桿，直接送去深澤縣看守所。二月二十三日，縣公安局兩個警察提審我，其中一個拿著掃床用的竹笤帚把，彎腰打我的小腿肚子，打的小腿比大腿還粗，一個月也沒下去青紫。
三月三日，我決定不再出工幹活，因為一、我不是犯人，二、幹活時有一些女犯人在社會上是妓女，她們和一些男犯人們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我聽不下去。因此，被看守所所長以不幹活為由，天天把我們一個號裏的女法輪功修煉者都拉出去，他親自動手一個一個打耳光，並給我們戴死刑犯戴的腳鐐，兩個人戴一副腳鐐，並且同時戴右腳，行動十分不便。
四月五日，我被張彥英叫到辦公室，叫我在監視居住上簽字，上邊寫著由鄉派出所執行。 由於不懂法律，就簽了，接著他就拿出釋放通知書，寫著刑事拘留一個月，也就是說二月二日就應該到期釋放。當時我說「有釋放通知書，為甚麼還不放我，你們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他說：「沒辦法，是縣裏決定的。」
五月十日，鄉派出所副所長王彥申來看守所接見我，讓我寫「保證書，」我對他說：「國家有沒有法律規定不寫保證書不釋放，為甚麼有釋放通知書還不釋放，監視居住是由鄉派出所執行，而你們卻還非法關押我，我們已經給你們這麼長時間來了解我們到底我們是甚麼樣的人，對社會有沒有危害，我們也想和親人團聚，如果你們真為我們家裏的老人和孩子著想，我們不要求別的，只要無條件釋放，保證書我絕不會寫的。」後來他就走了。
原來他在外面逼迫我媽，讓她代寫「保證書」。我被他們推出了看守所，連我的東西也沒來得及收拾。回來後，我媽說：「以前找他們老是推辭，見一面都挺難，昨天派出所讓準備六千元錢去接人，今天到了所裏說不夠又讓回家拿了兩千元，說今天就保人出來，路上還讓我少說話，要不人要出不來就判刑了。」
從一月四日到五月十日共關押一百二十五天。
丈夫 在看守所遭毆打
我去北京後，國防放心不下，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去了北京，想在廣場上找到我，可是去了廣場，也沒找到。後到親戚家落腳，鄉里騙家裏要了親戚的電話號碼，打電話說：「國防回來吧，肯定不逮你。」於是國防就從北京回來了。
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晚上，鐵桿派出所劉彥領、榮佔勇把國防叫到派出所逼他寫「保證書 」，由於不寫，被他們送到縣交通招待所非法關押。在這裏關押了全縣不寫「保證書」的人，由縣法院、檢察院、公安局三個單位看管，國防被法院負責看管。後來被逼在他們印製好的保證書上簽了字，家人被逼交了三千元保證金（連收據也沒給），但是也沒有被釋放。
新年過後，國防由於聲明保證書作廢，三月二十三日，縣裏開公判大會被當典型，並上電視說：「杜國防，聲明保證書作廢，堅定修煉，拘捕。」國防當時站起來說：「我說兩句，」突然兩旁的警察把國防狠狠按下去，拳頭猛烈的打說：「哪有你說的話。」後被戴上手銬，強行送至看守所。
在看守所，因堅持煉功，被獄警賈建忠指使犯人用鞋底打臉。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五十四天，五月十七日被我接回家，身上帶的六百多元被看守所強行扣押，說是飯費。從一月一日到五月十七日共被關押一百三十六天。
夫妻被騙 丈夫被非法關押了十五天
回家後，國防覺得「保證書」既然聲明作廢了，當然保證金和保證書應該退回來。於是，五月二十四日，我們夫妻兩個去了法院，因為錢交到了法院。說明來意後，他們說：「給，當然給，星期一來吧，現在領導會計沒在。」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們又去了法院，見到了副院長（錢交給了他），他說：「那能行嗎？如果想從我這拿走東西，必須讓六一零批字，你們去六一零吧。」於是，我們當即去了縣政府，找到六一零辦公室，可是主任沒在。
本來打算三十一日再去，可是三十日中午，鄉派出所小峰把我們叫到所裏，然後說，要把杜國防送去縣公安局。我問為甚麼，他們說：「國防，你為甚麼寫上訪信？」我說：「這我可以證明，絕對沒有。」王彥申說：「如果沒有寫信，我們就把他再拉回來，核對一下筆跡，就行了。」晚上七點了，仍沒有音信，我打電話到鄉派出所，王彥申說：「不清楚，把國防放到公安局，我們就回來了。」
我知道受騙了，國防又被送到了縣看守所。三十一日，我到看守所去送東西，不讓見面。當時正好碰到公安局副局長賈益謙帶著人到看守所，我對他說：「我們回家還不到半月，你們無緣無故把國防騙來，到底是為甚麼？我要見國防。」賈益謙說：「不讓見，我給你帶話。」接著他就進去了，一會兒在大門外，我就聽見裏邊打耳光的聲音，待了一會，賈益謙氣沖沖出來說：「我剛才打他了，回去吧，東西隨便放哪吧。」他轉身就走了。
國防被非法關押了十五天，強行勒索二百元。
遭騷擾 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一日晚上，鄉派出所王彥申、鄉里書記宋彬和深澤一個警察到我家非法搜查，我們又被騙到派出所，說上級有話問我們，讓我們一起去，於是我和丈夫、女兒一起去了派出所。所長說：「今天必須你們其中一個去看守所，國防就別去了，他已經去了兩次了，第三次就勞教了，杜潔你去吧。」
女兒在一旁看到我又要被關進去，抱著我大哭說：「我不離開媽媽。」他們見到這樣說：「那就先回去吧，明天再說」。
第二天，派出所王彥申、袁彬他們又到我家來意圖綁架我去深澤看守所，我們找了個空就躲出去了，後來他們找了一會沒找到就走了。致使我們流離失所，生意也不能做了。
派出所警察騷擾 企圖綁架未遂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八日，我們一家人在鐵桿門市上中午睡午覺，派出所王彥申進了屋，他一進屋就看到床上有一本包著書皮的厚書，他硬要拿，我們不讓，當時王彥申氣洶洶的說：「國防你信不信，就憑這本書我就能把你勞教。」說著他就出去了，我們趕緊把門關上。
王彥申回來氣急敗壞的說：「今天我非讓你把書拿出來不可，這回就把你們勞教了」。他打電話叫來深澤公安局兩車警察。他們問人們房子是租的誰家的，要不找來個大車把防盜門拉下來，有幾個警察上到房上，後來他們找來撬門子的工具，由於我媽擋在門外不讓撬，指責他們說：「他們又怎麼了。五月份接人時，你說讓他們回家在家練吧，錢你們拿了，現在花完了，又想要了是吧。」突然過來幾個警察不容分說把我媽架開，用手銬銬了起來，強行推上了警車。
不一會兒，外邊的防盜門被撬開了，由於我們用重物堵在了裏邊的木門上，他們用鐵棍子把門上的玻璃砸碎，用鐵棍敲、推裏邊的貨物，他們進不來。到了晚上，才放回我媽，後來他們也就走了。因為他們三番五次騷擾迫害，一次比一次嚴重，家裏的老人覺得我們在這裏太危險，不敢讓我們在這裏了。生意也徹底不能做了。
在被騷擾 生意無法做下去
快過年了，我們店裏的東西老放著也不行，還有保質期，趁年關賣一些去吧，於是臘月二十三集上，我們就去了鐵桿開了半天的門，可是臘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點二十分，我們被停車聲和敲門聲驚醒，後來鄰居說，人家派出所自己帶了梯子。半夜翻牆把我們家的大門打開進到院裏，他們把門上的玻璃砸破，強行進到屋裏，又把屋裏的門用腳踹了個大洞，強行搜查。在親人和好心鄰居們的幫助下，我們沒有被捉走。
二零零二年初，我們想總不能老這樣呆著吧，咱還是去做生意吧，因為我們租的房子十五年，總不能老閒著吧，於是又去了鐵桿，鄉里、派出所裏經常來店裏監視著我們。
被綁架到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三年皇曆十一月十二日，鄉里書記趙希軍、派出所所長王義帶領十來個人，來到我們門市上說：「縣裏辦『學習班』，三天就回來了。耽誤不了幾天」我說：「我們按真、善、忍做好人，沒有甚麼學習的，再說我們也沒有時間。」於是抽空把門關上了。王義他們派人守在了門口，一天一夜，第二天，鐵桿大集，早上我出去買饅頭，一下子趙希軍站在了門口，他說：「我要不逮你們，我就丟了飯碗了，上頭袁書記盯著呢。」
他打電話叫來鄉里和所裏的人們，王義帶頭強行推開我們的門，他們連拉帶扯想把我們推出去，我們夫妻就抱在了一起，好幾個人也沒拉動，我們被推坐在了地上，他們歇了一下，硬把我們分開，四個人抬一個把我倆從裏屋抬到了門外的車上，送到了縣洗腦班（國保大隊一樓）。一下車，我就被深澤縣公安局警察彭玉松扯著一個胳膊在地上拖著拖進了屋裏。我和丈夫被分別關在了設有鐵柵欄的兩個樓棟裏，並有專人日夜看管。
國防當晚走脫。我被石家莊六一零、勞教所幫教六、七個人成天圍著強制洗腦恐嚇，他們說：「你不轉化，就判你勞教，拿筆一劃就是一年，再一劃就是二年，再劃一下就是三年，然後再畫兩筆就是五年，我們說了算，要是進去了，你們傳單上寫的酷刑都是真的，手指釘竹籤、坐老虎凳等，不轉化就別出來，一輩子也別出來。」
在他們的高壓威逼恐嚇下，我違背了自己的良心、信仰，違心的寫了三書，那種悔、恨的心情至今心裏都在痛，自己更是瞧不起自己 。
年年遭騷擾 無法正常生活
二零零五年過年時，我們在門上貼了個對聯，內容是：真善忍好、學大法修心性做好人、談誠實、論善良、講寬容。正月裏，派出所王義帶領幾個警察到我家用黑墨水塗洒到我家的對聯上。
二零零六年王義帶領幾個人找梯子到我家房上，把我家的大鍋（衛星天線）摘下來，到屋裏把接收盒摘下來一塊拿走，扔到警車上說：「沒收了，誰讓你們看新唐人電視台」。
二零零七年五月份，我家二女兒還沒過一百天，王義又帶人到我家非法搜查，當、當、當的敲門聲驚嚇了二女兒，好多天都一驚一驚的。過了兩天，深澤縣政保股郝娟和刑警隊長帶領幾個警察一車六、七個人到我家，威脅國防讓他帶他們到我們的老家杜家莊搜查，說：「如果不去，立即抓走」。我抱著女兒說：「我們被你們騙了好幾次了，你說家裏沒東西就放回來，說話不算數，可不行」。一個警察用一隻手抓住我的胳膊惡狠狠的說：「不行你能怎麼著吧」。於是丈夫被他們強行帶上了車。在路上丈夫看到一個警察腰間還帶著槍。
二零零八年奧運會前夕，鄉里、村裏來了三個人到我家要我們交出身份證，說怕我們去北京。
二零零九年派出所賈建紅到我家來，要查看我們的手機，並強行帶到所裏說是檢查。
二零一一年初，我們村有一個人開著個網吧，她懷孕了，要把網吧賣掉，於是我們就買了，錢也給了，丈夫去店裏接手，上QQ跟群裏打個招呼，以後就是我們了，常聯繫。誰知群主是政保股的景坡，他說你們是煉法輪功的，你們不能幹這行，當即在QQ上被踢了出來。並逼迫賣主不能賣給我們，要不然他就把證給廢了。因為他主管網吧這塊。三月份，王義帶領二個人又到我的店裏把我的電腦強行帶走，說查查裏邊有沒有甚麼東西。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