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0日,當時66歲的關清義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投寄《刑事控告狀》,起訴這場迫害元凶江澤民。關清義在《刑事控告書》中寫到:
修大法,全家受益
我是一名汽車修理工,由於技術較同行相比稍微過硬一些,所以找我修車的人很多,天氣暖和的時候就是苦點累點,但這不打緊,可冬天就不好過,尤其是三九寒天時,躺在冰天雪地裏,手會和鐵粘在一起,凍的人實在受不了,更難過的是外出救濟車輛,車壞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真讓人苦不堪言,就這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給我的身體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留下了很多的病症,比如肩周炎,嚴重的胃病,十二指胃潰瘍,更嚴重的是坐骨神經痛,犯病時就跟癱瘓差不多少,而妻子就更糟,渾身是病,晚上睡不著覺,經常頭痛頭暈,有時暈的天旋地轉,腰腿疼,肚子也經常不好,更甚的是嚴重的風濕關節痛,讓她苦不堪言,聽她說從結婚前就經常針灸治療,但不見好轉,一直到後來病情加重,經常吃藥,比如天麻丸,虎骨酒,魚肝油等高價藥品,風濕病不但沒有治好,還導致胃出了毛病,經常胃痛,引起脊背疼痛不能睡覺,吃不上飯人顯得又黑又瘦,整天沒精打采,家裏的錢幾乎全部用來治病吃藥但不見病情好轉,就在這萬般無奈之際,有幸接觸到了法輪大法。
那是一九九六年妻子修煉功法後,身體漸漸好起來,後來全身的病都消失了,人變得精神了,在妻子的勸說下,我於一九九七年也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了,再沒吃過一粒藥,身體健康了,同時也奇蹟般地戒掉了三十年的煙癮,修大法不僅使我們的身體健康了,同時法輪大法的法理淨化了我們的心靈,修煉前我們都經常爭鬥,打架,對名利看得很重,修煉後我們都按師父教導的真、善、忍的標準為原則,做一個與人為善,先他後我的好人,而且家庭變得和睦了,後來我的女兒也走進了大法修煉,她由一個病秧子變成了一個健康的孩子,是法輪大法救了我們全家。
去北京上訪遭毒氣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國家宣傳機器,發動大規模的對法輪功的邪惡鎮壓,一時間烏雲壓頂,陰風四起,我們自由修煉的環境沒有了。
二零零零年冬天,岳堡鄉派出所所長王翔到我家來,警告我們不許「去北京鬧事」。是共產黨的喉舌謊聞欺騙了不明真相的世人,把法輪功學員「依法上訪」說成是「進京鬧事」,把一群按真、善、忍標準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當成反革命來打壓迫害,把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宇宙大法──法輪大法說成是異端邪說,使大法師父蒙受不白之冤,這讓在大法中受益的我們怎能不為法輪大法和大法師父說句公道話?法輪大法是一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夕,我和妻子女兒分別踏上了去北京證實法的列車。新年的天安門廣場,一片陰森恐怖的氣氛。廣場上除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外,其餘全是警察和便衣,不時有學員被便衣帶走,有的甚至被好幾個警察打倒在地,然後抬上警車,站在我身邊的一位老年法輪功學員,剛掏出衣袋兒裏的橫幅,就被三四個便衣包圍了,我便一把從他手中拿來橫幅,在胸前展開隨即喊出了我的心聲:「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還大法清白!」幾個警察一擁而上,搶走了我手中的橫幅,對我拳打腳踢,將我帶上了警車,送進天安門派出所,然後又將我們用大巴車拉到一個很遠的大山上的監獄裏,聽說這裏是一個訓犬基地,他們還調來了一個武警部隊來監管法輪功學員。第二天,這裏的武警向關押大法弟子的大監室裏打催淚彈,試圖將大法弟子強行疏散,他們見大法弟子沒甚麼不良反應,於是又向監室放不明氣體,只聞到像土腥一樣的氣味兒,等武警進監室來疏散我們時,他們都戴著防毒面具,我們才知道他們向監室裏打的是有毒氣體,多邪惡呀!人民軍隊和警察竟然能對一群手無寸鐵的善良老百姓下如此毒手,可見他們真的被邪惡的謊言欺騙的太深了。
後來武警強行將我們疏散,我和一天津女法輪功學員以及她三歲的孩子被關押到昌平縣一派出所,他們將我和這位女法輪功學員脫光衣服,只留背心和褲頭,分別背銬在兩棵白楊樹上,並且把她三歲的孩子雙腿用繩子綁在一水泥柱上,孩子無法走到他媽媽跟前,急得兩隻小手在雪地上一邊抓一邊哭,那時正值寒冬臘月,他們竟然用這種殘忍的手段來對法輪功學員,而且連這麼小的孩子都不放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就這樣被西來幽靈──共產邪黨破壞殆盡,人們心中僅存的一點善念良知被共產邪說徹底取代,在金錢與名利的誘惑下,人們變得麻木自私,善念無存。
在莊浪縣看守所遭受毒打、關禁閉和挨餓
妻子剛到天安門廣場,就被便衣拳打腳踢帶上了警車,關在前門派出所,他們從樓上往下潑冷水,還用爛柿子打法輪功學員,後來她和我都被關在甘肅駐京辦事處的地下黑監獄裏,這裏非法關押著來自甘肅各地的好多法輪功學員。二零零零年臘月十六日,莊浪縣公安局國保大隊「610」的,王祥、張宏武等將我縣十幾名法輪功學員一起押送回本縣,關進看守所,那天正是晚上,管教讓我們站在院子裏凍了兩個多小時,然後又強迫分別脫光衣服檢查,還不時的用橡膠棒暴打法輪功學員,檢查完後,把我們幾人一組分別關進號室裏。由於長途顛簸勞累,再加之挨餓受凍,我們已經睏乏無力,便幾個人靠在一起睡著了,突然被噹、噹、噹的踢門聲驚醒了,還沒等反應過來,就被手提電棍和橡膠棒的警察暴打一頓,然後又鎖上鐵門,到其他號室裏去繼續暴打其他學員,慘叫聲在看守所上空迴盪,這裏真是人間地獄啊!
接下來的日子便是不斷地被提審、軍訓毒打、關禁閉和挨餓。為了「轉化」法輪功學員,看守所找來武警對我們連續軍訓幾天,稍有不慎,就被武警或管教一頓暴打,法輪功學員李振乾被武警打得口鼻流血,失去知覺,其他在押人員把他抬到水龍頭底下用冰水澆醒;法輪功學員白新喜被趙玉珠打得昏死過去;所長張德祥把我妻子楊菊蓮和我外甥孫軍賢一頓暴打後,給他們戴上只有重刑犯才戴的腳鐐手銬,時間長達十天左右。有時大家都被打得渾身青紫,疼痛難忍,睡不倒起不來,好幾天以後傷痛才慢慢好轉。
新年期間,看守所強迫法輪功學員和所有在押人員看誹謗法輪功的所謂「天安門自焚」偽案,來毒害不明真相的世人,每隔一些時日給我們戴上手銬,到看守所外面開所謂的幫教大會,企圖轉化大法弟子,還強迫法輪功學員寫不煉功的保證書。在看守所關押三個多月後,聽說我兒子被他的部隊領導陪同回家來探親,他給我和妻子女兒三人分別買了幾件換洗的衣服,然後就和他的領導在賓館住了一宿,又返回部隊去了,隨後不長時間就被退伍回家了,他在部隊服役八年已經考上了士官,是共產黨的株連政策迫使部隊強行解除他的士官職務,將他退伍回家,而他是城鎮戶口,按理地方應給他安置工作,但卻沒給他安置。
我們一直被關押到二零零一年五月十日,每人強迫繳納了六千多元後,才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回家,我女兒和妻子是五月十四日才放回家的,原因是家裏的錢不夠,我向岳堡鄉信用社貸款九千元才將她們母女贖了出來。雖然回家了,可對我們的迫害卻無處不在,我們被強迫參加污衊誹謗抹黑法輪大法的幫教大會,鄉政府,派出所,還強迫我們每天到村委會去報到,我們家附近一直長期有人每天蹲坑監視,我們沒有半點人身自由。由於嚴重的迫害,使我們沒有任何經濟來源,生活很困難,就連外出打工都不允許,銀行不但不給我們貸款,還不停催促叫我們還款,我們在經濟上徹底被截斷了。
外甥孫軍賢被打死
二零零三年三月,我的外甥孫軍賢外出打工,途經北京火車站,被北京鐵路公安扣押,莊浪縣公安局副局長羅明、國保大隊長李偉、趙墩鄉副書記孫來順、政法委副書記付建華四人,前去北京押送孫軍賢,他們乘北京至西寧的151次火車,行至河南靈寶市,將孫軍賢打死,為了掩蓋殺人真相,他們將孫軍賢的屍體從火車上扔下,製造了法輪功學員孫軍賢跳車自殺的假相,莊浪縣委,縣政府的領導為了封鎖法輪功學員孫軍賢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將法輪功學員孫軍賢家鄉附近的法輪功學員共七人包括我綁架到看守所。
身在這人間地獄般的環境裏,我想起年僅二十九歲的外甥,一個孝順又懂事的孩子,在他人生之路剛走到頂峰時,只為了修煉法輪大法,祛病健身做好人,就在江澤民下達的對法輪功學員「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下,被活活打死,失去愛子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讓他的父母如何面對承受;想起剛剛結婚才三十八天的女兒和女婿,被關進看守所,女婿又被非法誣判兩年半勞教,正在甘肅省第一勞教所遭受殘酷的迫害,妻女在家遭受親人、親戚、鄰居的凌辱、唾罵,想到我三番五次地被綁架毒打關押,想到千千萬萬個修煉的家庭,被迫害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想到被謊言毒害的世人和那些替共產黨和江澤民流氓集團賣命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公、檢、法、司的工作人員,他們才是這場迫害的真正受害者,想到這些我心如刀絞,我決定用絕食的方式來反迫害。第二天,我們七名法輪功學員以絕食的方式集體反迫害,絕食到第四天我們渾身無力,所長威脅叫我們吃飯,不然就灌食,我們三個就吃飯了,而到第六天,看守所所長張德祥叫來縣中醫院的醫生,給其他四名法輪功學員灌食。他們為掩蓋殺人真相,心中很恐慌,怕再出事,就極力的勸我們進食,並答應過幾天放我們,這次在看守所我被非法關押了十九天,我前前後後一共被非法關進看守所三次,累計二百多天。期間遭受電擊、棒打、體罰、辱罵和罰款,給我和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給我的家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好長時間不能重建家園,更無力償還貸款,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的九千元貸款,直到二零一五年七月份才還上,連本帶息總計達二萬三千元。而莊浪縣公安局,非法扣押我們三人九千元的取保候審金,不但一年後沒有退還給我們,反而被非法沒收了,一直到現在杳無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