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兩年非法勞教 沈佩敏在日本起訴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明慧網通訊員日本報導）今年六十四歲的法輪功學員沈佩敏，原在上海市靜安區康定路房地產公司工作，被非法勞教兩年後，仍被中共監控、騷擾，不得不和丈夫放棄上海的生意，暫居在日本國櫪木県小山市。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沈佩敏女士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起訴迫害元凶江澤民。

下面是沈佩敏女士敘述的其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實。

法輪大法使我告別了就醫的高額消費

我從小就體弱多病，三十歲體檢驗血中，發現有癌細胞，到一九八三年三十三歲時，已經有十六種嚴重疾病纏身，醫院開出證明，要我長期病休，醫生告訴我：「你嚴重的頸椎病，再發展下去將導致你癱瘓。」當時我每月報銷的醫療費用高達一千六百多元，大大的超過了我當時一百元左右工資的十多倍。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在我開始修煉法輪功後，通過煉五套功法，按照師父的要求以「真、善、忍」為標準衡量自己，做個「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好人。煉功不久，突然發現走路很輕鬆，病痛全部消失，身體奇蹟般的得到了康復，鄰居、朋友們都稱讚法輪功的神奇，都說：「法輪功真好！」之後，我再也沒有用過國家一分錢的醫療費。

就在我煉功三個月，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獨斷獨行，鋪天蓋地的發動了這場針對法輪功修煉人的血腥鎮壓。我從迫害開始到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去日本之前的五年多日子裏，曾經被迫流離失所、二次被非法關押看守所、「六一零」與警察三次都選擇凌晨二點偷偷摸摸非法抄家，我沒有犯法，只是履行公民信仰自由與寫信的權利，被非法勞教二年（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長期被電話盜聽、被關普陀區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一日，江澤民下達迫害法輪功，每天輪番的遭到派出所，六一零，街道社區，居委會及我工作單位領導騷擾和威脅，跟蹤監視，家中的電話長期被盜聽。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講真相，被非法關押上海普陀區看守所，曾被扒光衣服，經常會被在半夜突然提審，白天晚上不讓睡覺，逼迫精神崩潰。我家凌晨二點被非法抄家，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六一零與上海普陀區真光派出所，抄走了我師父的相片與講法錄音帶，等私人物品。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看守所非法關押迫害一個月後回家。

被撞傷 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一年九月七日，我寫信給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狀告江澤民，以及給上海市政府，各區縣，機關寄真相信（寫信是中國公民的合法權利）。早晨出門，被一輛突然駛來的大型摩托車從後邊對著我後背撞擊，將我整個人衝撞在馬路中間，摩托車手逃到遠處觀望著。我左手被當場折斷，手指一下子腫的像胡蘿蔔，失去知覺，左腳受傷（拐著走路）渾身多處挫傷，頭腫大，滿臉，滿身是血。

二零零一年九月九日，我的左手骨折與撞傷二天後，好心人告訴我六一零要加害於我，我只能帶著不能自理的手與受傷的腳，拐著離家出走，流落他鄉。凌晨二點，家裏再次被抄，警方並下達通緝令。

再次被關入普陀區看守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四日，半夜十二點，普陀區六一零、真光派出所等十多人開二輛警車，連夜將我從浙江湖州押往真光派出所，將我與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不斷大叫的男人關在一個單間裏，三天不讓我睡覺。之後，我再次被非法關押到上海普陀區看守所，第二次被扒光衣服，女警察當著我的面拿走我身上的錢，沒有任何簽收與保存清單（我逃到外地時，身上帶了足夠的錢）。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三日，凌晨二點（第三次）六一零警察還是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抄了我家。

在上海女子勞教所：奴工、洗腦、強制服用不明藥物

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我被非法關押往上海女子勞教所。每天與屢犯吸毒人員一起，要做十幾個小時奴工產品，強迫洗腦，二個吸毒犯二十四小時前後看管，夏天被強制在太陽下暴曬，冬天逼站在西北風呼嘯的籃球場，傾盆大雨天，被推著在大雨中行走。

由於長期的肉體折磨，精神刺激和營養不良，每天三次被強制服用不明藥物，致使一度眼睛看不見東西與癱瘓狀態，大腦明顯失去記憶，曾經三次昏迷不醒。

當那次接見日，丈夫看到我是被人背出來的時候，一個從來不落淚的男人，居然放聲大哭，不斷的要我挺住。當時，八十多歲的老父親也遠道趕來，被惡警刁難不讓見，老淚縱橫的父親幾乎跪倒在地上求，才讓見一面，流著淚的老父親，拉著我，痛心的說：「我們回家去吧。」

二零零二年二月，我提出上訴二年勞教是非法的，因為沒有法律依據，所以，上訴無回應。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年勞教期滿，勞教所警察卻將我轉移給了 六一零，派出所，裏委都派人專門監管我，六一零與警察經常上門騷擾，進門就違法的在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到處看。我出了勞教所，又進了一個「大監獄」。

暫居日本 無法為父親盡孝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女兒、女婿（日本人）邀請我來日本探親，女婿聽說了我被迫害的經歷後，目瞪口呆。二零零五年五月，在探親六個月即將回國之際，先生從上海來電說，普陀區六一零與國安不斷騷擾他（先生那時未修煉法輪功），要他交代我在日本網上簽名『全球審判江澤民聯盟』，並且要他告訴我，在限期之內講清楚，用利誘手段逼我講「是有人逼你簽名的，」遭我拒絕後威脅：「你還想不想回上海？」等，六一零與國安特務居然連已經在日本的我也要監視操控，女兒女婿再也不敢讓我回國了，立即讓我先生帶著小女兒來日本，只得放棄了在國內很多年的生意。

二零一二年九月，我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在醫院病床上幾次提出要我去見他的面，只是因為江澤民血腥鎮壓還沒有停止，我無法去見我父親臨終前的最後一面。是江澤民剝奪了我回家的根本權利，更是江澤民剝奪了我們父女見上最後一面，送父最後一程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