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遭綁架 北京張秋莎控告元凶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北京大興區婦女張秋莎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多次被綁架、抄家、非法拘留及強行洗腦等迫害。她的孩子經歷父母數次被綁架，常年生活在恐懼及歧視中。

以下是現年四十六歲的張秋莎自述遭迫害事實。

接連綁架、關押

我和丈夫因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到哪兒我們都敢理直氣壯的說：法輪大法好！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夫妻帶著孩子去北京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這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可是在我們登記姓名住址後，就被大興縣黃村鎮派出所接回轉至清源派出所審問，大興公安局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給予我行政拘留十五天的決定，被管片甘姓警察抓到大興拘留所。孩子在奶奶家數著手指頭盼著媽媽回家。婆婆身體虛弱多病，每天唉聲嘆氣，大把大把的吃藥。公公在單位擔任領導工作也覺得很丟人沒面子，曾一度精神抑鬱。

二零零零年一月份的一天早晨，天下著雪，我帶孩子出去煉功，被大興清源派出所警察綁架。這時我丈夫剛從拘留所回家。而我又被大興公安局、大興國保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關進大興拘留所，直到年三十晚才放我回家。在拘留所期間，因我和其他法輪功學員堅持煉功，被戴上手銬腳鐐拉到冰天雪地的室外凍。

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和丈夫、肖堯、徐美華、李桂枝等在大興區安定鄉一同修家，被當時安定鄉派出所所長和夏姓等警察抓到大興公安局國保審問，之後被刑事拘留，在大興拘留所拘留了一個月。孩子生活在爺爺奶奶家。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大興公安局房姓等警察闖到我家強行抄家，並把我刑事拘留到大興拘留所。關押期間，大興公安局國保大隊每天早晨把我用車拉到大興團河勞改人員調遣處，五名警察從早上八點到晚十二點輪番「轉化」我一個人。其中有一天是當時國保大隊長左保川親自把我送到調遣處，威脅必須好好「轉化」，不然勞教等等。每天十多個小時坐在一條長條板凳上，被強灌歪曲抹黑法輪功的東西。期間都充滿訓斥、侮辱、誹謗、威脅、恐嚇！當時被折磨得每個細胞都疼，痛苦不堪。最後一天，把我從拘留所帶到大興天堂河女子勞教所「轉化」了一天。折磨了一個月才放回家。

二零零二年，我家搬到富強西裏。二零零二年上學期，黃村鎮派出所有兩名警察到大興七小騷擾我兒子。讓校長把年僅八歲的孩子帶到辦公室盤問，問他是否煉功，問他家裏人員情況、問他父母都和誰來往等等，盤問了一個多小時。黃村鎮派出所警察王尊亭還經常去我家騷擾，給我家貼封條、斷電等。一天，中午放學回來的孩子哆嗦著說：媽媽，後面有警察。隨後，黃村鎮派出所警察王尊亭進來了，不由分說就強行把我綁架走。我說孩子剛回來還沒吃午飯呢，他說：不管。告訴你，給你打電話就得接，叫你去派出所就得去，來你家就得給開門，不開門就呲門斷電。」隨後把我強行帶到黃村鎮派出所，罰站半天後才被家人接回家。

遭洗腦班迫害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下午，王尊亭夥同另外一名警察，又尾隨下午放學的孩子闖進家來。當時我只穿了一條內褲，讓他們出去也不出去。沒有任何手續非要把我帶走，我不從。他們威脅說，如果你不去就把一家三口都帶走，或把防暴警察叫來。然後他們開車直接把我送進了大興金星鄉博古飯店，強迫我在一張空白紙上簽上姓名、按上手印。不給出示任何法律手續，對外不掛牌，是大興區「六一零」辦公室辦的洗腦班，由大興政法委、「六一零」辦公室負責「轉化」，大興公安局國保和各派出所負責抓人、看人。當時主要負責人是大興區政法委、「六一零」辦公室副主任李廣林，還有「六一零」的劉光、馬寧、司法所的人等。在洗腦班是精神扼殺和肉體折磨，不讓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每天二十四小時幾個人圍攻，指責、謾罵逼著寫悔過書、決裂書，吃飯上廁所都圍著說。甚至連續幾天幾夜不讓睡覺，白天幾個人圍攻，深夜反背著手戴著手銬，背銬在床頭上不讓睡覺。時間長了，每個關節的骨頭縫都鑽心地疼，每過一分鐘就像過一年一樣的難熬！有時把我一隻手銬在床頭，只讓蹲在地上。一天半夜，「六一零」辦公室人員馬寧和兩名國保警察把我吊銬到雜物間的房頂，並去找狼狗來嚇唬威逼我「轉化」。馬寧還多次揚言找蛇來嚇唬我。

大興電視台協助造假，錄了一段所謂幫教人員耐心幫教我的錄像，在大興電視台播放，欺騙老百姓。等參觀、錄像的人員走了就肆無忌憚的折磨我們。後又把我轉押到大興區魏善莊鄉一個養殖場內「轉化」。一天，一「六一零」人員、馬寧和幾名幫教，捏著鼻子強行給我灌了一碗他們說是葡萄糖的水。灌後，我渾身起了比蠶豆大的疙瘩，痛癢難忍。還有一名當時三十多歲的司法所男性司法人員，對我進行侮辱謾罵，如二X等，甚麼難聽罵甚麼，不重樣不停歇地罵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去罵，還說我不要臉，這麼罵都沒事。我說：咱倆現在這場面讓別人看，會說誰不要臉呢？我沒有任何過激言行，你為甚麼罵我？他回答說：對你們法輪功就這樣，我代表國家和政府罵你們。他還夥同幾個所謂幫教人員讓我做好打坐的姿勢，然後在這個姿勢的基礎上把我五花大綁起來，企圖使我疼到痛不欲生的時候強迫「轉化」。我向洗腦班負責人李廣林反映他們這些執法犯法行為。他回答：上邊讓我們這樣做的，不「轉化」就勞教、無限期關押或送到渺無人煙的地方去，死了有指標等。

在洗腦班裏，經常有賣淫嫖娼人員開著車去，警察和「六一零」人員都知道卻沒人管。我被關押81天時，趁看管人員不注意，跟隨他們這些社會車輛往外走，才跑出了那個魔窟。回來後，天天做噩夢，夢到自己還在洗腦班受折磨呢。不敢出門，不敢和人接觸，怕被舉報、被抓、被勞教、被判刑，被虐殺……不想再過那種地獄似的生活。

騷擾不斷

二零零四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大興華堂商場服務台的工作，正上班，大興公安局的三名警察找到工作場所騷擾，盤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及家庭情況。問他們也不回答自己是公安局哪個部門的，就說是大興公安局的。我怕被再次綁架，只好放棄這份工作再找。當時國企和一些好的單位都不敢用煉法輪功的，怕給單位找麻煩。能找到的工作都是離家遠、掙錢少還特別累的私企工作。即使這樣，迫於轄區警察的騷擾、社會上的壓力還要經常換工作、換手機和卡號，社保也無法保障，經濟拮据。熟悉我家的人都說，我家這些年被迫害的很落破，而且不是正常人的生活環境。如：二零一二年「十八大」前的一個週六，家裏突然斷電，我兒子開門去檢查電表箱，看到大興興豐派出所的警察王建民站在表箱下，並喊他的名字，嚇得孩子一個竄步跑回屋。過了幾天，王建警察衣容不整和一名身穿便服的男子，到大興新媒體技師學院找我兒子，也不出示證件，盤問家庭情況。我兒子當面指出王建民給我家斷電的違法行為，他矢口否認。還到我老公妹妹魏愛兵單位騷擾她，稱找不到我家人，盤問她我家的情況等。

二零一三年，「十一」期間，王建民連續幾天，每天數次到我家長時間敲門騷擾，10月2日晚10點左右，再次給我家拉閘斷電。全家黑著燈生活，不敢合閘，怕被抄家或被綁架。幾天後，冰箱的食物都損壞了。

二零一四年兩月底，我家房屋並未出租，又和黃賭毒不沾邊，可整棟樓王建民唯獨給我家門縫上貼通知。招致過往鄰居駐足觀看，議論紛紛。還親自去或打電話四處騷擾父母工作過的單位和朋友，謊稱找不到我們家人和住處，要求他們提供給他我家具體信息。給我家造成很壞的負面影響，致使大家對我家側目相看。

父母數次被綁架　　孩子生活在恐懼中

在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我和友人開車到房山時，被北京市公安局巡邏警以車內有真相手機為由綁架。三月十四日晚上十二點左右，大興公安局國保大隊李學軍、楊萬秋、興豐派出所警察王建民、葛籐等近十人去我位於大興海子角南裏小區的住宅非法查抄，隨後又闖到我家位於大興富強西裏小區的住宅破門而入，搶走許多私人物品，還把正在家中睡覺的丈夫魏學軍也綁架到派出所。

我們於三月十四日晚上六點三十分左右被帶到興豐派出所，直到三月十六日凌晨三點左右被送至大興看守所，在興豐派出所關押兩夜一天三十多小時，當時天氣特別冷，警察讓我們坐在冰冷的鐵椅子上，睡在冰冷的板鋪上，經過三十多小時的凍、餓、困，致使我三月十七日凌晨兩點左右暈倒在大興看守所。四月十四日，我們被取保候審放出看守所。我家的車警察拒不歸還，至今被鎖在興豐派出所院內風吹日曬。

就因為我們堅持自己的信仰說真話，十六年來，我們家不得安寧，沒有消停的日子。過著生死離別的生活，不是他「進去」就是我「進去」，而且隨時都有被綁架的危險，因我們上了大興公安局鎮壓法輪功學員的黑名單！（我家先後由大興清源派出所、大興黃村鎮派出所、大興興豐派出所管轄）電話被監控，騷擾不斷。過年過節或有甚麼重大活動，轄區警察都要到家不停地騷擾或監視。年幼的孩子經歷了兩次抄家和數次父母被抓，既恐懼又怕同學恥笑，從此不愛上學。孩子失去了正常的生長環境，天天提心吊膽，甚至有人敲門都害怕，每天高度緊張，生活在恐懼當中，自己的小屋從來不敢開燈，怕外面看到家裏有人，身心受到極大摧殘。父母、公公、婆婆也跟著操心，因我們兩口多次受到嚴重迫害而長期擔驚受怕，這與江澤民的迫害是有直接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