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麗霞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點多鐘,被警察入室綁架勞教時,她女兒只有二十二個月大,半夜醒來,找不到媽媽了,放聲大哭。二零零五年二月末她從勞教所保外就醫時,家已經沒有,孩子的爸爸開始讓她見了幾次女兒,後來就不讓見了。
天下的母親誰不疼愛自己的兒女,天下的兒女誰不想和自己的母親相依相伴,天倫之樂人之常情,然而,江澤民流氓集團發動的這場對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卻使家庭破碎,夫離子散,骨肉分離的人倫慘劇不斷在中國大陸上演。
下面是盛麗霞女士,一位善良婦女,訴述她在工作單位和家庭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盛麗霞,今年四十一歲,曾在丹東市國稅局工作。我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得法時的興奮高興的心情無以言表,真象得到了寶貝,明白了人生的意義,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我努力的按照師父要求的「真善忍」做個好人。
本來幸福美滿的三口之家
大學畢業不久,我參加了工作,成為丹東市國稅局的一名科員,在國稅局工作期間,我勤懇認真的工作得到領導和同事的認可,經常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我在辦稅大廳工作,同時又做會計統計工作,身兼多職。我經常幫助納稅人解決一些實際困難。一次休息天我正在家洗衣服,科長來電話說有一個企業有急事,讓我去趟單位,我甚麼也沒說就去了。做會計統計工作,每月都要上報報表,要求時間性很強,我經常加班到很晚,從來沒有耽誤報表上報,特別是年終報表必須一月一日上報,這樣每一年我都是從前一天晚上工作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鐘,從沒怨言,而是認認真真,有一年被評為遼寧省國稅系統統計工作先進工作者。
在生活中,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三口之家,丈夫也在國稅局工作,女兒天真可愛。有一次,丈夫因為車棚和鄰居發生矛盾,鄰居找到丈夫工作單位,使丈夫難堪,丈夫不肯示弱,這時,我想到自己是一個修煉人,不能和常人一樣對待,我就好言相勸丈夫,使他放棄了車棚,避免了矛盾升級帶來的惡果。
但是,一九九九年之後,單位不斷對我進行迫害,先後在單位給我辦洗腦班,押送當地洗腦班,上報市政府,串通六一零,綁架判刑,直至開除公職。丈夫也因無法忍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身心疲憊,不堪重負,最終選擇和我離婚,而且不准我探望孩子。我的一個好端端的家就這樣被邪黨給拆散了,骨肉分離。我遭受了數次迫害,十年煉獄,期間經歷了酷刑折磨,九死一生,精神上和身體上備受折磨。
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
一九九九年對法輪功的迫害發生後,丹東市國稅局涉外分局局長王允濤知道我還在堅持修煉法輪功,一直在秘密監視我。一次,單位評先進,民主選舉時我票最多,幾乎每個人都選了我,票數第二的只有兩票,但是局長王允濤以我修煉法輪功為由,把先進給了只有兩票的人。當這個得了先進的人向我解釋這件事時,我只是淡淡的一笑,並不在意,並且衷心祝賀她。二零零二年四月局長王允濤,趙勝晨讓我寫不修煉的保證,我就給他們講我修煉法輪功後身心的受益,拒絕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上報市局,市局主管思想工作的局長高勇找我談話,要求我放棄修煉。他們看達不到目的,就在單位給我辦了一個轉化班,專門轉化我,他們拿來污衊大法的書讓我看,我不看。
同時,他們把黑手伸向了我的家庭,因為我與丈夫是一個系統的,所以他們對丈夫施加壓力比對我施加壓力還容易,丈夫忍受不了,以離婚要挾我放棄修煉,夜間不回家,還對我大打出手,我正在打坐,他朝我的後心狠狠地踢了一腳,將我踢倒在地,我忍著疼痛從地上爬了起來,也沒說甚麼,他見此情景,發瘋般衝到裏屋,將衣櫥裏的衣服撕扯,揚棄了一屋一地,衣櫥裏掛衣服的鐵桿也被他折斷了,滿屋狼藉。孩子嚇得哇哇大哭,我抱著女兒,哄著她不哭。而丈夫還不算完,又打電話把我父親和妹妹都找來了,老人來了,看到這種情景心很難受,讓我帶孩子回家住幾天,但我知道這些都是邪惡的壓力逼迫丈夫這麼做的,我不怪他,在父親家住,我心裏也惦記著丈夫,就帶著孩子回家了。
二零零二年五月,單位找來了振興區公安局的警察,準備把我送到丹東市在勞動教養院辦的洗腦班,我走了,單位領導嚇壞了,對我丈夫施加壓力。我走脫後,無處可去,我想丈夫能保護我吧,就給丈夫打了一個電話,丈夫找到了我,開始苦苦哀求我寫保證書,我的正念動搖了,後來由丈夫口述,我寫了一份保證書,晚上,丈夫拿著保證書到領導處交差,領導說不合格,得重寫,當丈夫垂頭喪氣的回來讓我重寫保證時,我想我這是在害丈夫呢,我拒絕了。於是第二天早晨,單位領導來到我家,在單位領導和丈夫的押送下,來到單位,警車早已等候多時了,我被押上警車,押送洗腦班。
望著疾駛而去的警車,丈夫抱頭痛哭。在洗腦班,一開始,讓我看一些污衊大法的片子,讓我寫感想,我就寫弘揚大法的,講真相的內容給他們看,一位政法委的領導說:「別人在外面發傳單,你在這裏發傳單。」之後,他們動用親情來轉化我,讓我父親來看我,叫我轉化,看達不到目的,教養院的一個女警察就當著我父親的面大打出手,搧了我好幾個大嘴巴子。他們又讓我丈夫帶孩子來看我,幼小的女兒只有十九個月大,女兒見到我,喊了一句「好媽媽!」就撲到了我懷裏。丈夫又苦苦哀求我寫保證書,望著年幼的女兒和愁苦的丈夫,我心如刀絞,但是我不願違背自己的良心,放棄自己的信仰,丈夫看達不到目的帶著女兒憤憤而去。
最後,他們使用強制手段逼迫我寫保證,一天晚上,我被帶到一間屋子,兩個男警察,逼我蹲在地上,他們手裏拿著電棍,後來,他們用手銬將我雙手銬住,拽住手銬用電棍往我身上電,一人用電棍往我腿上電,一人用電棍往我頭上電,我不停掙扎,手銬越勒越緊,我在承受不住的情況下,違心的寫了保證書。他們放我回家時,我的兩個手腕青紫,兩隻手不能活動。我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回來後發表了嚴正聲明,作廢所謂的「保證」。
丹東市政法委,六一零知道我是違心寫的保證,他們並沒有放過我,兩個多月之後,他們又對我痛下毒手。
兩歲女兒半夜醒來找不到媽媽
二零零二年九月三日晚上十點多鐘,二街派出所的一個戶籍警察敲我家的門,因這個戶籍警是我同事兼好朋友的親戚,所以我也沒多想,就去開門了,一下子衝進來好幾個男便衣警察,他們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就要把我帶走,我說要換衣服讓他們出去,他們不讓我換衣服,也不出去。我找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他們給我戴上手銬,出門時,一個警察使勁拽我的衣袖,蓋住手銬,還說:「別讓人看見了。」可見他們做賊心虛,害怕人家知道他們夜闖民宅,綁架好人,他們在犯罪。把我帶走後,他們又開始抄家,甚麼也沒找到。
天天由我陪伴的只有二十二個月大的女兒,半夜醒來,找不到媽媽了,放聲大哭,丈夫怎麼哄也哄不好,無奈之下,丈夫只好給他母親父親打電話,把我婆婆公公半夜叫醒,找到我家來哄孩子。當他們好不容易將孩子哄睡了,已經是下半夜了,極度的痛苦與哀愁讓精疲力竭的家人度過了這個不眠之夜。
他們把我抓到二街派出所後,把我關在鐵籠子裏,讓我雙手放在鐵籠子外,用手銬銬住,定位在那裏。第二天,他們就把我關在鐵籠子裏。第二天晚上他們把我送到看守所,並沒投入監室,而是在提審室將我固定在提審室的椅子上,兩腳離地,一隻手用手銬銬在椅子上,不讓睡覺,使用車輪戰術,四撥警察,二人一組,每六小時一換,不分晝夜提審。其中有兩個年輕的惡警,將我雙手擰到背後,一上一下用手銬銬住打大背銬,並強迫我以這種姿勢站馬步。
我被抓後就絕食抗議,幾天沒進食,沒睡覺,再加上這種折磨,我被迫害的出現了心臟病症狀。兩個惡警怕擔責任,就又把我銬到椅子上。在我絕食第五天,第六天給我插管灌食,並把管子留在我胃裏,我把管子拔了出來。在提審了我五天五夜,沒有任何收穫的情況下,把我投入看守所監室,這時,我已經絕食了六天了,身體很虛弱,在看守所監室我也絕食抗議迫害,看守所警察王靜和一個男獄醫找了一根很粗的膠皮管子給我灌食,一次,她們給我灌了一大盆苞米麵粥,漲的我胃痛難忍,我強挺著,灌完食一拔管,粥從我嘴裏全吐了出來。
在我絕食十三天時,身體已虛弱不堪。丈夫在外面知道我絕食抗議,也是想了各種辦法,托了各種關係,總算把我保外就醫。那天晚上五點多鐘,丈夫把我背出看守所送去醫院。
在我被抓走的不幾天,就是妹妹早已訂好的結婚的日子,在舉行結婚儀式上,妹妹想到姐姐不能參加自己的婚禮,被抓被關,絕食抗議,生死未卜,不由悲從心起,止不住的哭,坐在台下的父親更是痛苦不已,不住的流淚,本來應該是歡慶喜樂的日子,他們卻陷在痛苦之中。不僅我在遭受迫害,家人們同樣也在遭受迫害,整個儀式都是在淚水中度過的,好在妹夫和妹夫的家人都是善良人,都能理解。
我身體稍有恢復,就回婆婆家看女兒。當門被敲開時,女兒以為是爺爺回來了,從屋裏喊著:「爺爺回來了!」跑了出來,當見到是媽媽時,女兒驚喜不已,高興的不得了,圍著我轉來轉去。婆婆對我說:「你不知道,自從你被抓走之後,孩子在我這只要一聽到敲門聲,就會高興的從屋裏跑到門口,大聲喊著:『媽媽回來了!媽媽回來了!』當門打開,她一看不是媽媽時,就會非常失望。」奶奶看到孩子這樣,心疼不已。聽到這些,作為孩子的母親也是心如刀絞。
非法勞教三年
太平派出所的警察看我身體稍有好轉,就想把我抓回看守所,他們誘騙我丈夫說了解點情況,讓我丈夫把我帶到派出所,於是我丈夫把我背到太平派出所,在未獲得任何口供的情況下,讓我丈夫把我背到警車上,押送入看守所,之後,非法勞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到馬三家勞教所。馬三家勞教所是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我被送進去的時候,正趕上強制轉化,勞教所裏血雨腥風,我經受著酷刑折磨,精神摧殘,而家庭的魔難更是雪上加霜。婆婆因為恐嚇,憂慮,身染重病,罹患癌症,在彌留之際,執意讓他的兒子和我離婚,後來和丈夫的不幾次接見中,他談的都是離婚的事。我給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但是也沒有挽回丈夫的心。二零零四年四月末的一天中午,丈夫帶著兩個法院的人到勞教所和我辦離婚手續。我說不同意離婚,丈夫說他母親臨終前就想看到這份離婚協議書,讓我滿足她老人家的心願,我不得不在離婚協議書上簽了字,在孩子撫養問題上,法院說我當時沒有撫養權,為讓我簽字,丈夫說我回去後,孩子願意跟誰就跟誰,但是我回去後他就變卦了。
在勞教所裏,我很想念女兒,在女兒過生日的時候,我給女兒寫了一封信,訴說了我對她的思念之情和她小時的一些事情,也講了我遭受迫害時她經歷的事。勞教所的警察黃海燕扣留了我的信,私自就剝奪了我的通信自由,並且在我絕食心臟出現問題保外就醫時,搜查我的物品時,將我寫給孩子的信的底稿扣留。壞人做賊心虛,不敢讓人知道真相。
二零零五年二月末我從勞教所保外就醫。我回來後,開始孩子的爸爸讓我見了幾次女兒,後來就不讓我見了,我到幼兒園去看女兒,他也不讓,見不到女兒我心裏很難受。
我從勞教所出來後,涉外分局已經解體,我被分到振安分局。我想到單位上班,可是單位說我沒到期不讓我上班。如果按邪黨誣判我應該九月末到期,而馬三家勞教所以我在勞教所喊「法輪大法好」加期一個月,在十月末給我開出解教書,我到單位要求恢復工作,人事科長焉博讓我寫個不修煉的保證,我就寫了一份講述大法洪傳真相和自己遭受的迫害以及勸善,要求恢復工作的請求。單位上報了政法委,政法委來了兩個人,後來,單位只是讓我寫了一個工作保證就給我安排了工作----在申報大廳銷售發票。但是給了我一個記過處分,我就對這個處分申請行政覆議和要求補發被非法勞教時的工資,行政覆議結果是維持原來的決定,工資也不給補發。共產邪黨所謂的行政覆議權只是充門面,擺樣子,實質是不會讓人得到真正的權益的。
恢復工作後,我依然按照煉功人的標準要求自己,熱情接待來買發票的企業辦稅人員,經常佔用自己的吃飯時間給他們辦公,許多人都覺的過意不去,對我很感謝,這時,我就告訴他們我修法輪大法,師父教我們做真善忍的好人。有一次,我給一位會計講真相,他說:「我從你的眼睛看到了真善忍」。但也有的不聽真相,到局長王曉波處對我構陷,還有的舉報我。稅務部門歷來是衙門作風,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而法輪功學員按照師父的教導,表現出來的高境界讓中共很尷尬。一次,一位企業會計來買發票,新換的系統專管員沒給做好,不能賣發票,但是企業又很著急,這本來不是我工作範圍內的事,但我看他很著急,就打電話聯繫專管員,可是專管員找不到,我又打電話找到別的同事聯繫專管員,解決了企業的燃眉之急。當時企業會計很感動,見證了大法的美好和法輪功學員的善良。他說要給我寫一份表揚信,我說:「不用寫表揚信,我是修法輪大法的,師父讓我們做真善忍的好人。」他聽了很感動。
二零零五年底最後一天下午五點左右,大廳被打掃乾淨,大屏幕也被打開,還擺了許多水果,我們被告知一會某位副市長要來慰問。一會副市長前呼後擁的走進大廳,照相機閃個不停,錄像機追著他錄個不停。副市長象徵性的走到一個窗口,和一位稅務人員講了幾句,看到這些,我的心很難受,就走出了大廳,一會我回來時,他們已經做完了秀,拍完了就都走了。共產黨總是搞大好形勢,我做會計工作知道,每年上報的數據都有水分,很多時候,為了完成任務都是從納稅人處先徵收上來,有了數字,報了表,再退回去。共產黨宣揚的稅收連年增長都是虛假的。而共產黨又把這一切作為它統治合法性依據,領導的歷年的慰問走秀,又把人民的辛勤勞動都歸功到了黨的英明領導,搶了人民的錢,還在往自己的臉上貼金,這種厚顏無恥的事只有共產黨才能幹的出來,想到那些還在勞教所,監獄遭受迫害的善良的法輪功學員,我不禁潸然淚下。
再次綁架、誣判七年
國稅系統每年都要求幹部簽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狀,為的是杜絕腐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所在的振安分局,去年有兩個局長因受賄被判刑,一個正局長,一個副局長。一個判長刑緩刑,一個判短刑監外執行。科長讓我簽,我不簽。副局長找我談話,我說:「黨風本來就是腐敗的,那個東西改變不了人心,想要規範人的行為,人心不改變,看不見時,他還會幹壞事,所以這個東西連人的行為也規範不了,否則就不會有那兩個局長受賄被判刑了。我是修煉人,我會按大法的要求來約束自己,我會按師父的要求規範自己的,過年時科長給我購物劵我沒要。共產黨本來就是腐敗的,那些東西都是欺騙老百姓的,我不會簽字的。」副局長說:「我們也不能給你單獨整個東西呀。」就彙報給了局長王曉波,王曉波上報市局,市局上報市政府,市政府派六一零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在申報大廳綁架了我。
那天是申報期最後一天,申報大廳擠滿了人,我正在賣發票,人事科長焉博下樓來對我說:「外面有人找你。」我正在忙著賣發票,脫不開身,就說等一會。這時一個會計和一個稅務人員過來對我說涉外科的電腦出了問題,讓我過去幫忙看一看,我就和他們去涉外科,剛出大廳的門,四個便衣突然從樓梯竄了出來,三男一女,揪住我的脖領子,衣服扯掉了好幾個扣,扯胳膊拽腿,將我往樓下抬,我高喊:「法輪大法好!警察迫害好人。」
一樓保安神色慌張的掏電棍,他們把我塞入警車揚長而去。這時,我才看清,為首的惡警是沙月霞,我被非法關押在洗腦班時,沙月霞是值班警察,對法輪功學員態度很蠻橫,法輪功學員雖多次給她講真相,可是她不相信,成為了迫害法輪功的急先鋒,把自己置到了一個可悲的境地。另外那三個男惡警,一個是杜國軍,一個曹姓警察。
他們抓完我,從我身上搜走鑰匙,搜走MP4,U盤,就到我家抄家,打不開門,又到我父親家抄家,後來,找來開鎖的,把我家家門強行撬開,搶走兩台筆記本電腦,三台打印機,其中兩台噴墨打印機,一台激光打印機,還有很多紙墨等個人物品,後來我父親去要,他們不給。他們又找我的同事對我進行構陷,其中有一個叫林長青的司機,主動配合公安對我構陷,還有幾個平時關係不錯的同事,她們也配合公安對我構陷,昔日的同事朋友,都成了共產邪黨利用迫害我的幫兇了,共產邪黨就要把人變成這樣。
在迫害我的這些單位領導中,王曉波是我女兒爸爸的表哥,其餘都是我母親的同事。我的母親叫趙廣英,一九八四年她以丹東市第五名考入稅務局,一直在國稅局工作,是註冊會計師,註冊稅務師。我母親一直體弱多病,表現出來的直腸癌症狀尤為嚴重。一九九六年她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修煉後身心受益很大,精神頭很足,身上也有勁了,身體在逐漸變好,母親也很願意和別人談修煉的體會。在母親的影響下,我也開始修煉,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鋪天蓋地的謊言毒害了無數世人,單位領導找到我母親,以工作要挾我母親,讓她放棄修煉,在單位的壓力下,在謊言的矇蔽下,我母親選擇了放棄修煉。之後,她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後來到北京做了改道手術。她很後悔放棄修煉,想再修煉,可是各種干擾使她臥床不起,在手術後十四個月抑鬱而終。臨終前,因後悔放棄修煉,終日寡言。母親臨終前,我正懷孕待產,母親很想看看外孫女,可是未能如願,含恨以終。在我母親去世後一個星期,我生下了我的女兒,也成了一個母親。
我被非法關押在看守所,我父親去看我,不讓見,六十多歲的老人,坐在看守所門前的台階上默默流淚,久久不願離去。他惦記著他的女兒,我惦記著我的女兒。
我被誣判七年,二零零六年七月我被非法押送遼寧省女子監獄八監區迫害,十月中旬,單位來了兩個人,到監獄來將開除公職的文書送給個我。每次父親或妹妹來接見,我都會問女兒的情況,他們說挺好的,我以為他們經常去看女兒,三、四年之後,妹妹說漏了嘴,我才知道女兒的爸爸不讓她們看女兒,理由是怕影響女兒的成長,他爸爸已經再婚,組織了家庭,並且又有了一個女兒。我父親和妹妹也認為他爸爸說的對,所以也沒去看孩子,只是逢年過節給他爸爸一些錢,從他爸爸口中了解一些孩子的情況。聽到這些,我陷在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我求他們去看看孩子,父親只偶爾一次到孩子的學校找到孩子,女兒已不記的他是誰了,當告訴她是姥爺時,她很迷茫,這時上課了,孩子就走了。他們也怕影響孩子,就再也沒去看孩子。
遼寧省女子監獄八監區,人稱「魔鬼監區」,是監獄中的監獄,地獄中的地獄,七年煉獄,對我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傷害都是無比巨大的,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近在咫尺,見不到女兒
從監獄出來後,很想見孩子,我寫了一封信讓我妹妹送給女兒的爸爸,講述了真相,並要求見孩子,但她爸爸只看了一點,藉口怕「影響」孩子成長,不讓見孩子。在監獄裏我見不到女兒,回來了我依然見不到女兒,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而這一切只因為我不放棄信仰,做個好人。共產邪黨卻污衊煉法輪功的不講親情,不管家庭,而許多人在共產邪黨的欺騙下,也認同這種說法,造成了對自己的親人不理解,甚至跟著共產邪黨迫害自己的親人。共產黨的謊言宣傳洗腦與暴力強制手段,將正常人的思想已經異化到了邪黨所希望的和所要求的結果,如文革時的夫妻反目,父子相殘,親人的告密揭發。
在中國大陸像這樣的情況不只我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共產邪黨造成的這種人倫慘劇至今還在上演,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母親被迫害致死,多少孩子無人照顧,流離失所,給孩子造成的心靈上的傷痛何時才能撫平?共產邪黨造成的人間悲劇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反覆上演,而那些被邪黨作為工具利用去迫害自己身邊的親人,同事的人,他們才是最可悲的人,他們成了害人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最讓人看不起的。而且當共產邪黨覺的他們沒有利用價值時,就會將其當作替罪羊。
一個善良的母親,一位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在呼喚,停止迫害,為了你們生命的未來,了解真相,快快醒來,看清共產邪黨的真面目,不要再助共為虐,不要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要再成為中共利用的工具,為自己選擇一個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