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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丹東市王雪梅自述一家人遭受的迫害
關於王雪梅與妹妹二零一二年五月被綁架勞教的遭遇，請見明慧網文章「王雪梅第二次在馬三家勞教所被迫害經歷」。以下是王雪梅女士訴述她本人，她妹妹王雪潔與父母在這次被綁架迫害之前的遭遇：
一九九六年五月，來城裏打工的妹妹王雪潔有病，在醫院開的許多西藥吃了不好使；又改中藥，幾個中藥大夫的方子，都不好使，在城裏打工幾年掙點錢都花光了。在走投無路時，經人介紹開始學煉法輪功。第一天煉功後，上吐下瀉折騰了一夜，天亮時好了，聽人說：這是淨化身體，有一本《轉法輪》的書都寫著呢，你看看就明白了。妹妹請回來一本《轉法輪》，開始修煉法輪功，折騰她近半年的病從此不翼而飛。媽媽李秀琴得肺心病幾十年了，當時已臥床不起，隨時有生命危險，看到王雪潔煉功病好了，她也動心了，也開始修煉法輪功，剛煉幾天，她自己就能下地上廁所了，並說自己有勁了，腿也不軟了。
這些，學醫的我都看在眼裏，感到很神奇，我抱著想要試試的心態，也於九六年開始看法輪功的書、學煉功。煉功之前，我曾患有多種疾病：心臟病（嚴重的心肌供血不足）、風濕病（長年服用抗風濕的藥物）、腦神經功能紊亂。再加之婚姻的變故，孩子小，生活和精神的雙重壓力，情緒一度很悲觀。煉功後不僅身體恢復了健康，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昇華；工作中任勞任怨，生活中也有了樂趣。
身邊的一些親戚、朋友看到了我的變化，紛紛開始修煉法輪功。可九九年七月邪惡開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家庭裏一片祥和的氣氛開始不得安寧。
一、我被迫害的經歷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團開始瘋狂迫害法輪功，大連和其他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大面積的被非法抓捕、關押、綁架、毆打。我一家人也和其他的法輪功學員一樣，為了叫更多的人了解法輪功真相，去大連和北京上訪，路上遭到多次非法盤查、搜身等。
（1）第一次去北京遭受的迫害
北京下車後，我們想找個旅店儘快安置下來歇一會。此時的北京處於緊張的狀態，我們去的每一家旅店都要問：「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是，旅店就不讓住，一直找到晚上十一點才找到一個。這個旅店退了後，就沒有再找到合適的旅店，被迫就在山上、公園、護城河岸邊、地下的過道、屋簷下等處過夜。即使在這些地方住宿，晚上也時常遭到警察等夜間巡邏的驅趕、詢問、抓捕、綁架。最後我們不得不住到了山上的樹林裏，吃的是每天一頓的饅頭和鹹菜，喝的是自來水或山水。白天在一起的人，晚上可能就被綁架了，上午還見到的人，下午可能就不見了。九九年的七、八月的天氣很悶熱，赤腳走在天安門的廣場上，地面都熱的燙腳，一陣熱氣撲面，就覺得燙臉。
在九九年八月十九日，我們幾十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打坐煉功，也只有五、六分鐘的時間，就圍上來十幾個警察，把我們這些人連推帶打的強行往警車裏塞。我和妹妹因為不上車，被當時的警察打耳光、用腳踹，在地上拖行十幾米，被抬起扔進了警車裏。我們被車拉到天安門廣場派出所，非法關進了屋裏的一個鐵籠子裏。其中還有一個深圳的三十多歲的女子，帶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坐在鐵籠子的外面的凳子上。那裏非法關押著全國各地的大法學員，其中山東的一位母親帶著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兒，因為不報地址和姓名，母女倆遭到毒打，上背銬，臉被打腫，鼻子被打出血。
到下午三、四點鐘，我們被車送到東北駐北京辦事處。在那裏我們被勒令赤腳、抱頭、面朝壁蹲在牆根，不許說話、不許上廁所，即使自己帶的東西也不許吃。到晚上八點左右，我們被勒令赤腳，手提著鞋上了一輛大客車上，在車裏男子都不許坐在座位上，而是赤腳蹲在座位下的空檔裏，警察持槍站在車門口，那氣氛就像是被拉去槍斃一樣。
我們誰也不知將要被拉到那裏。車行駛了大約兩夜兩天，我們都沒有吃到一頓飯，到八月二十一下午近四點鐘，我們被拉到了一所小學的院子裏，允許我們穿上鞋下了車，方便過後，我們一行人被非法關進錦州監獄，在那裏我們三天來被允許吃的第「一頓飯」──白菜湯和發霉的苞米麵餅子。
在錦州監獄的監舍裏，六個丹東人，其中兩男四女：劉明、王喜東，劉晶、魏立銘、我和妹妹王雪潔。大約在晚上五點來鐘，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區公安分局、福春派出所教導員劉亞男、王忠臣、李指導員、侯姓等五人開麵包車來錦州，將我們劫持往丹東，其中我們兩個人帶一副手銬。車開出錦州監獄後就迷路了，晚上十一點鐘才找到回丹東的路。可找上路不久，車的輪胎又爆了。胎換完車繼續走，到東港莊河路段時，我們就開始跳車，車上拉的六個人，走脫了五個，只剩下一人和五個警察。過後警察才發現人「丟」了，這時又掉頭按原路返回找「丟」的人，最後結果：兩個男的去世了，兩個女的走了，我摔成重傷昏迷後躺在路的中間被撿回來，送到莊河醫院搶救。八月二十一晚上十點多我被轉到單位醫院──丹東婦女兒童醫院救治。
（2）在單位遭受的迫害
剛轉回單位醫院時，有一個警察時常在我的房間裏，我的家人都不允許隨便進。單位的領導被安排輪流對我洗腦（所謂做思想工作），要求我寫保證書。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單位的書記范力等人邀請丹東《鴨綠江晚報》的女記者來「採訪」，在沒有得到我允許的情況下，私自上報紙、上廣播宣傳誣陷我，並且所報導的都是和我所說的內容相反：甚麼「王雪梅在單位醫院領導的教育下，不練法輪功了」等等。在我已經痊癒，停止用藥四、五天後，「六一零」又逼醫院的領導叫大夫給我開五天的抗生素靜脈注射的藥物，逼我用，不用就不讓出院，最後我無奈就同意開藥，把花錢開的藥送給別人了，才得許出院上班。
在單位裏來自各個部門的干擾不斷，不是單位領導來找談話，就是派出所的警察來索要身份證。單位的保安每天都被吩咐監視我，特別是在九九年十月下旬，那一天，單位的保衛幹事就在醫院的門口等著見我。從七月二十日離開醫院後，單位就沒有給我開過一分錢，再加上在醫院住院十幾天花掉近千元的醫療費，沒有誰給報銷，單位也沒有給補助一分錢，反而單位的領導范力書記，協助警察要求我交在莊河醫院的各種化驗費用，一百多元錢。
（3）被逼第二次去北京，被非法關押看守所、精神病院、開除公職等迫害
在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再次去北京。在十二月一日被綁架到丹東住北京辦事處（賓館）非法關押，在辦事處裏的三個警察，把我和一個同時被綁架的郭長海（男）銬在一起，一個人的左手和另一個人的右手，將兩隻手用一個手銬子銬到一起。將我的左腳和郭長海的右腳銬在一起，這樣我和郭長海只好兩個人並列躺在水泥地上十幾個小時。在第二天臨江派出所的警察龔和我單位的兒科書記馬利等人，將我們兩人接回丹東。
被非法關押到丹東白房看守所四十餘天後，被單位派人接回。回單位後，單位領導輪流勸我寫：「不煉法輪功、不再去北京」等保證書，被我拒絕。單位書記誘騙我說：「今天去精神病院給你檢查檢查，如果沒有病就回來上班」。因急於上班，我就信以為真。結果到了精神病院後，就被強行關押六十四天，最後我絕食十二天後，單位不得不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中午，馬力等人將我接送回家。單位耗資七千多元錢。而精神病院的病志上標明，我出院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在《關於王雪梅同志除名的決定》一文，下面標注的日期是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六日，也就是說，婦女兒童醫院在我被關押在精神病院期間就已經將我非法除名了（見明慧網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丹東市婦女兒童醫院不法官員對王雪梅的迫害》一文）。
（4）母親被迫害死不到一個月，我又遭綁架
在被單位開除後，單位沒有給過我一份錢的生活費。為了維持生活，到一家賓館打工。二零零一年三月母親由於被當地的警察騷擾、驚嚇臥床不起，我不得不停止打工，回來照顧母親。在母親去世後，不到一個月，我又回到該賓館，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也就是我回賓館打工不到半月時間，丹東公安一處的警察曹禺家等十多人，闖進賓館將所有在此單位工作的服務人員綁架，由此使單位工作癱瘓，不久後倒閉。隨後我被警察非法限制活動，並強行錄像。在當天晚上家被抄，我被綁架到丹東廣濟派出所，由兩名警察一組，共四組，八個人對我二十四小時連續非法審訊，四夜三天後，最後一夜將我關在鐵籠裏。後被送到丹東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後回家。
連續的迫害使我身心受到很大的傷害。精神和生活的壓力幾乎被逼上了絕路上的我，顧不上被迫害的很虛弱身體，不得不去給患者打針來掙點錢維持生活。在這期間，丹東公安一處、臨江派出所、及振五街的街道委員會的騷擾不斷，丹東公安一處專門派人二十四小時非法監控我，臨江派出所的警察吩咐住在我樓下的鄰居，監視我。家裏的電話被監控。
（5）再次被綁架，遭種種折磨
在二零零二年的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我的女兒接到社區打到家裏的電話，詢問此電話是否是我家的電話，女兒趕緊告訴媽媽別回家了，當晚我沒有回家住，在晚上十一點多，被六道派出所蹲坑的警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六道派出所院內迫害兩天兩夜：不讓吃飯。一個大約二十五、六年輕的警察特意拿一塊麵包就給我吃一口就不給吃了；不讓去廁所；雙手被用手銬吊在派出所後院的類似單槓上，腳尖剛著地。手銬銬的很緊，感覺好像鐵卡住了骨頭，叫警察把我的手銬鬆一鬆，警察不聽，我就大聲喊叫。
第二天，丹東一處來了兩個人，聽說我喊叫，就對警察說：「再喊，就給她的嘴堵上」。晚上我再次喊叫時，一個警察從煤堆裏，撿起一塊破布，就往我的嘴裏塞，在我竭力的反抗下，才沒被堵上嘴。第二天我被警察關進一個工廠的辦公室裏，雙手銬著被吊在窗櫺上，因為窗高，站著雙手都舉過胸部，無奈我就坐到桌子上，警察就把我拽下來用腳踢。當天晚上警察又帶我回六道派出所，把我的雙手銬在離地面只有三寸高的暖氣管子上，我不得不就坐在水泥地上一夜，到天亮後雙下肢沒有知覺，站不起來。
第三天，我被警察用車拉到一居民區的空房裏（據說是某個警察家的空房子，在這裏不知有多少人被迫害）。在屋裏有一張很破的木製老式的寫字檯，在靠暖氣片的地上，躺著四隻長短不一的電棍子。三個警察將不能行走的我架到屋裏，往地上一扔，我不得不坐在水泥地上。
隨後一個警察拿起一根電棍，就觸到暖氣片上，隨機就發出：「哧、哧」的刺耳聲，一連觸了兩下都發出同樣的聲音。隨後這個警察就將電棍觸到我的腿上，我當時沒有害怕，只是說：「小心電著你自己」。這個警察緊跟著反問到：「甚麼？還能電到我自己？」一連觸了兩下但電棍都不好使。這個警察很驚訝的對另兩個警察說：「唉、唉，她還不害怕」。隨後這個警察又將電棍觸到了暖氣片上，同樣發出刺耳的「哧、哧」聲。
四天後，我又被車拉到丹東看守所的審訊室裏，被強迫坐到一個圈椅子上，雙手被銬在椅子的樑上，就這樣的姿勢一坐就是十幾天，除了去廁所每天一到兩次外。每天二十四小時有四組、八個警察非法審訊我。由於腿不好使不能走路，每次去廁所就得是男警察架著我去（沒有女警察），為了不給警察添麻煩，我就少吃或不吃東西，十幾天沒有喝過一口水。到第十二天時，我支持不住了，全身無力的趴到椅子上。
隨後當班警察打電話給丹東公安一處，並對我說：「上面馬上來人了」。來人到現場詢問後，就吩咐一個犯人將我背到丹東看守所裏。
當時我幾乎全身癱瘓，幾天幾宿不能動，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上廁所得別人幫著扶起，然後再由人背起送到廁所裏。吃了就吐出，幾次在看守所裏，昏死過去，獄醫都嚇的夠嗆，多次去醫院救治。
即使這樣，我還是被非法勞教三年。為了安慰自己尚存的良知，一處的警察見到我說：「我們晚上來查崗，看到你半夜自己能去廁所，你就是裝的」。在送馬三家時，是幾個警察拖著我上的車。
（6）第一次在馬三家勞教所被迫害的經歷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左右，我被非法押送到馬三家勞教院迫害。當時身體極度虛弱，在馬三家也逃脫不了被逼放棄修煉處境。剛到馬三家，警察就吩咐兩人，全身及所有的用物都得「檢查」一遍，隨後就非常「精心」的照顧我的生活。每天的三頓飯給你送到眼前，去廁所有人照顧，每天不用幹任何活，住的是單間，或雙人間，睡覺有人陪睡，每天還有人陪著嘮嗑。幾天後就開始告訴你：馬三家怎麼怎麼好，吃的好、住的好，特別警察怎麼怎麼好，你看是不是這樣？這時的你回答是挺好的，就攻擊明慧網說馬三家怎麼怎麼不好。
剛來時，是讓你坐在床上，過幾天你就得下地，給你一個草墊子；再過幾天，草墊子也沒了，你就得坐在小凳子上，在後來凳子也沒了，你就得坐在地上（因我的腿不好使，當時還站不起來）。或者開始罰站，定位。這時「照顧」你的人臉色已經換了幾幅表情了，從無微不至、笑容可掬，到唉聲嘆氣、嘲諷挖苦，到現在就是訓斥、命令或拳腳了。開始吃的原來是魚肉蛋，現在可能就是窩窩頭和鹹菜條了。開始時是跟你嘮家常，你是幹甚麼工作的？甚麼學歷？家裏的人怎麼樣？你為甚麼學法輪功？學了後有甚麼感想等等。隨後就是法輪功是挺好的，可是國家不讓煉了，就有不讓煉的理由，我們就不應該煉了，你說對不對？如果你認可了，正好達到他們的目的。如果你沒有認可了，他們就好「舉例」說明法輪功怎麼怎麼不好，重複邪黨誣蔑法輪功的謊言。如果你還不認可，就威脅你不識好歹，在逼他們，他們不得不用拳腳、電棍等伺候了。
這些去過馬三家的人都知道，我也不例外。如果你沒有「轉化」，他們沒有達到目的，過一段時間這過程還會重來。每年基本上是兩次過篩子，開春一次持續到五月份，九、十月份又開始到過年結束。到馬三家將近一個月時，警察把所有的丹東在馬三家教養的「老鄉」都叫去陪我「嘮嗑」，白天嘮、晚上嘮，一夜都不讓我睡，那這些老鄉也別想睡，一直到「轉化」，才讓回集體監舍。
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中旬，馬三家要求所有的人都得學打太極拳，我不學，被單獨調到食堂訓話、罰站，晚上又被弄到裝料的倉庫，毒氣很大，如果有人路過，一開門那毒氣嗆的人就得後退幾步，我和幾個包夾我的邪悟者，每天就在這樣的房間裏吃、住、睡。由於我不聽從她們的安排，惡人就懲罰我，強制站在七十公分見方的地板磚上五天五夜。五天後我腿腫的打不了彎，毒氣熏得我臉腫出了雙下頜；滿臉是潮紅色的濕疹；雙眼腫得成一條縫。即使這樣還被強迫去聽趙樹華講邪悟的歪理。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左右，馬三家警察又一次對大法弟子的迫害，名叫「攻監」。當時被關押在馬三家一大隊五分隊，隊長張春光為了「轉化」我，把我調到六分隊，隊長是任紅讚。六個人輪流給我散布邪悟的歪理。開始是每天晚上九點睡覺，早上六點起床，從五月十二日到二十日輪流的給我洗腦，見沒有效果。從二十日晚上開始，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我睏急了有時坐著、站著都能睡著，只要我稍微一閉眼睛，「包夾」就特意的找話跟我說；只要一打盹就開始叫、推、要不就是拽頭髮，捏鼻子或者不讓我穿太多的衣物，領到外面去凍，直到我凍醒。記得有一次被逼在外面凍，隊長任紅讚去找「包夾」了解情況，當著我的面說：「你看困的，何苦呢？叫她睡一會吧」，任走後「包夾」說：「隊長對你多好，可你怎麼那麼不爭氣呢」，我心裏很明白這一切都是她和張春光安排的。直到後來，我坐在凳子上一頭就栽倒到地上；走走路就撞到牆上；上樓梯時就栽倒。這種刑法叫熬鷹。
到六月十日改成晚上十二點睡覺、早上四點起床持續一個月後，改為晚上十點睡四點起床。在這段時間裏被強迫待的地方有無人行走的樓梯台階上，警察的廁所裏，庫房裏，外面的晾衣場，在警察的廁所裏時間最長。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我被調回原來的五分隊，隊長張春光又用這種「熬鷹」刑罰，不讓我睡覺，折磨我二十多天。在此期間我反迫害絕食七天，大冬天，其中有兩天被逼在晾衣場凍。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九日，又把我調出監舍，幾個人圍著企圖轉化我，逼我放棄信仰，我就絕食制止這種非法迫害，遭到警察的野蠻灌食。並被威脅如果不「轉化」就送到瀋陽大北監獄判刑迫害。在此期間二大隊的大隊長王曉峰在本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私自翻我的行李，將我的手抄的大法資料強行拿走，並逼迫我承認是大連學員王春英寫給我的，我反覆強調說是自己抄寫的，叫她去拿原資料當場對筆體，她不去拿，就逼承認是王春英給的。王曉峰強詞奪理說：「你的筆體我認識，那分明就是王春英的筆體。」我心裏很明白，王曉峰要給王春英加期，因為她和我在一個監舍裏，一直沒有達到警察的要求「轉化」，她到期快要走了，王曉峰就想加期迫害她，但找不到理由。今天找到我這兒來了。我很平靜的告訴王曉峰說：「我可以證實這東西是我自己寫的」。隨後我就向對面的牆角撞，由此才結束了逼問。過後王曉峰告訴其他隊長和法輪功學員說：「王雪梅要自殺，叫我給阻止了」。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我拒絕做體操等迫害活動。我女兒來馬三家看望我，警察王樹征（音）找各種理由不讓去見，我問為啥不讓見，警察王說：「你不做體操。」我反問她：「做體操與接見有甚麼關係？做體操不是為了鍛練身體嗎？我身體很健康不用鍛練，如果你硬叫我做，那你就說出理由。」她不說。後來我據理力爭才允許去見孩子，但時間就是十分鐘，我又問：「你們規定每次接見的時間不是三十分鐘嗎？，為甚麼我就是十分鐘，不行，我今天要四十分鐘，到一點五十結束。」女兒給我帶了很多好吃的，就往我的兜裏塞，警察王不讓拿，裝在兜裏的就都給掏出去扔了。就接見了二十幾分鐘，我的女兒哭著離開了。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馬三家開始重新組合，我被分到了二大隊，和其他學員因拒絕奴役，警察就把晚上的九點的睡覺時間延遲到晚上的十一點，大家不聽他們的，都上床躺下，警察就在監舍裏用錄音機播放誣陷大法的廣播，不讓睡覺。第二天為了抵制迫害，我和其他的學員一起脫掉獄服，被惡警用手銬銬在床頭三天三夜不讓睡覺。
之後我又被帶入三角屋，用手銬銬在鐵架上坐著五天五夜；來月經不讓去廁所換手紙，血透衣褲流到鞋裏，回監舍裏拿換洗的衣物，又招到警察董樹霞（音）的訓斥，故意說用的時間長了，就把我銬到了鐵架上，讓我站著加重迫害；飯也不讓吃。再後來我被銬在警察廁所裏的暖氣管子上，站不起、蹲不下，一連十幾天不讓睡覺、不讓洗漱。吃飯、喝水、去廁所都受限制，吃的是嚴管飯─玉米麵餅子。從四月五號一直到二十五號，就這樣被迫害的二十多天沒我沒有閤眼。
（7）在家裏經常受到來之「六一零」、街道、單位的騷擾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六一零」委派錦繡社區街道主任張春芳、和書記、及永昌派出所的警察等人，把我從馬三家教養院接送回家，之後他們經常騷擾我家。回單位上班後，「六一零」又和我的單位的領導相互勾結，降薪降職對我進行迫害。
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晚，父親患腸梗阻住院了，我去縣醫院看望父親。八號的上午，我把自己工作安排好，並得到科領導的允許，並把自己的電話和女兒的電話號碼都留給了他們，準備去看望父親。結果我剛坐上車，單位的電話就打過來，要我立即返回。原來，我剛走，兒科的支部書記馬利馬上就到醫院政治處找政治處的主任祝恆潔，一起給「六一零」等處打電話陷害我，說：王雪梅又跑了，又去北京上訪去了。而且通報給「六一零」、當地派出所、街道等。這些單位把電話打到了鄉下找我。第二天支部書記馬利等人又追到了我父親治病的縣醫院去監視我，整個縣城都被騷擾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我正在家裏做晚飯，桃鐵社區自稱姓李和姓孫的兩個女人，在街道組長姓劉的老太太引路下，敲開了我家的門。來者謊稱街道要給我的女兒安排工作來了。我想他們有陰謀，就沒讓她們進屋。果然，自稱姓孫人馬上就問我還煉不煉法輪功。
四月十四日上午，丹東振興區「六一零」書記姓謝的和桃鐵社區姓孫的人，又到我的單位去。他們對我單位的領導說：「上面有任務，要輪流送去學習學習，十幾天就送回來。」哄騙單位領導要送我去洗腦班迫害。
四月十八日前後，有人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個穿警服的在蹲坑。單位同事告訴我說：他們還會來找你。
二、我的妹妹王雪潔被迫害的經歷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王雪潔從北京被綁架回丹東的途中跳車逃走，回家後被街道騷擾，街道主任張春芳，告訴王雪潔說：「到臨江派出所去登記一下，並保證登記完了就回來，不會有其它事情發生。」王雪潔和其家人都信以為真，結果王雪潔到派出所後，姓宮的警察就給上級打電話，並說：「上面不讓放人」。當晚十點多，王雪潔就被送進了丹東看守所非法關押，三天後被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永昌派出所的七個警察，開車到王雪潔家，要王雪潔跟他們走一趟，由於沒有聽他們的，王雪潔不給他們開門，這些人就砸門，門砸不開就把王雪潔家的房主找來，逼迫房主「同意」把房門劈開。這房子已經出租給王雪潔，房主就沒有權利動人家的東西，警察怕劈人家的門知道自己在犯法，他們繞個圈子，逼迫房東同意砸門。永昌派出所的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把王雪潔家的房門劈開，進屋將王雪潔綁架到丹東教養院洗腦班洗腦迫害。在洗腦班裏，王雪潔每天不是被四、五邪悟圍著做「轉化」工作，要求王雪潔放棄信仰法輪功；就是被強迫看誣陷法輪功的錄像，逼寫「轉化」書。被迫害一個月後放回家。
我在二零零二年的九月一日被綁架後，當地的派出所多次來找王雪潔，不是叫給姐姐交醫療費，就是來找給姐姐簽字。並哄騙說：「你給交上醫療費後就放她回家」。王雪潔就質問警察：「為甚麼好好的人你們給綁架去幾天就折磨成這樣，我們還沒找你們算帳呢，你們還來要錢」。可我十幾歲的女兒卻信以為真，就因為真的交上錢，媽媽就能回家呢，逼迫王雪潔給媽媽交錢，王雪潔明知是警察在哄騙，但心疼不懂事的孩子對媽媽的一片心，就違心的領著孩子去給交醫療費。姐姐在裏面生死不明，又沒有任何渠道打聽到姐姐的確切消息，王雪潔白天晚上都睡不著覺，又得替我照顧十幾歲的孩子吃飯上學，那真是日日煎熬。
三、我的父母被迫害的經歷
我的母親年輕時，就得了肺病，後來發展成肺氣腫病，肺心病。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不能自理，得專人伺候，整天端坐在炕上，氣候稍有變化病情就加重，一年得紮好多次針，也得住幾次醫院。母親聽女兒王雪潔說煉法輪功能治病，不用打針、不用吃藥、還不用花錢，病就好了，她也要煉。王雪潔回家將臥床的母親接到身邊，每天陪母親看法輪功的講法錄像，可剛煉幾天，就看她自己能下地去廁所了，並說自己有勁了，腿也不軟了。看完錄像後回鄉下自己的家，一個月後老人自己能坐車來妹妹家了，並且精神狀態比以前好了許多。
父親看到母親的變化自己也開始煉法輪功。可九九年「七二零」邪惡迫害法輪功開始，我的父母一家也受到了來自當地的寬甸青椅山鄉政府、及當地派出所警察和赫店城村幹部的經常騷擾。九九年十一月，正好趕上我回家看望二老人，當地村支部書記朱天元，鄉里書記王興，還有朱天平等一行五、六個人乘一輛麵包車，到老人家裏要老人把法輪功的書交出來，二老人沒有聽他們的，他們走了。二零零零年五月，鄉政府王興等人再次用車拉了五、六個人，到我的母親家，逼迫二位老人交出法輪功的書，並非法抄家，將掛在牆上的法像給搶走，還搶走法輪功書籍等。大約半年後王興就得了腦血栓，臥床不起。
二零零一年的大年初三，我和妹妹等人，回家看望父母親，離開父母親家，剛剛回到家，就接到父母親打來的電話說：「上午你們剛走，縣裏和鄉里的一行人，就來到家裏，說你回來到處貼法輪功傳單」。父母親問：「我女兒貼的傳單在那裏？甚麼內容，我們怎麼沒有看到」。這些人最後沒趣的走了。父母親怕我被傷害，就提前打電話告訴注意安全。果然電話放下不幾分鐘，社區主任張春芳和當地的片警，就到我家裏來，叫我跟他們走一趟，並再三強調，沒有甚麼事。在我的再三追問下說：「寬甸的公安局來電話說你在寬甸到處貼法輪功的傳單，叫我們來抓你」。
我問他：「我貼傳單時寬甸的警察看到？為甚麼不當場抓我，而叫你們現在來抓我，你們是他們的部下嗎？再說我貼的傳單是甚麼內容？你看到了嗎？即使有人貼傳單，有甚麼證據就說是我貼的？」來的人被我問的啞口無言，不得不離去。原來我被「六一零」派專人監視，我回娘家時，就有人上報給市「六一零」，六一零就通知父母親所在的寬甸縣公安局，大年初三那天等他們到時，我就回自己家了，所以他們就演了這麼一齣戲。
從此事之後，我的母親由於驚嚇和擔心自己的女兒被迫害，就一病不起，三個月後含冤離世。在母親去世後三個月，我回娘家為母親燒百日，當地的青椅山鄉政府又派三人，去騷擾我娘家。
四、對迫害者的忠告
信仰自由，這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到現在翻遍所有的法律條文，沒有一條規定不許修煉法輪功的。法輪功沒有敵人，然而善惡有報，這是誰都抗拒不了的天理。神都給記著，決不會讓你白做。善待法輪功學員的好人，未來是非常美好的，神一定要給他們福報的！而迫害法輪功，必然遭惡報。
在長達十四年的對法輪大法與法輪功學員殘酷迫害中，中共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本文中所列舉的迫害事實僅僅是冰山一角。
善惡有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人，不管你身在何處，無論你的名字曝光還是沒曝光，都不會讓你落下，人間天上都有記錄。那些身負血債、死不改悔、繼續作惡的中共打手，大難與你近在咫尺，如影隨形，時時伴隨著你。天滅中共之時，就是你被徹底清算之日！
二零零二年六月，貴州省平塘縣掌布鄉發現了二億七千萬年前的巨石，巨石的橫斷面上驚現六個大字：「中國共產黨亡」。專家們經過考察認定，此巨石橫斷面上驚現的這六個大字，純屬天然形成！中共的滅亡已是天意。中共邪黨正面臨全世界人民的正義審判！
再次勸告那些仍被中共謊言矇騙、對中共惡黨還抱著幻想、為了眼前利益還在追隨邪黨迫害法輪功的人，能夠睜開眼睛，不要再跟著惡黨走下去，把自己置於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未來，請善待大法和法輪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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