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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迫害 正信不改 河北教師控告江澤民
孫濤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國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孫濤女士郵寄了《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
孫濤女士在控告書中說：「法輪功以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會。江澤民出於對法輪功創始人的妒嫉之心及煉功人數眾多的恐懼，於一九九九年七月濫用手中的權力，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發起了對信仰真、善、忍法輪功學員的瘋狂迫害，億萬修心向善的民眾及其家人被捲入長達十六年的浩劫之中……今天我拿起法律的武器起訴江澤民，也會讓歷盡苦難、含冤離世的親人含笑於九泉！」
下面是孫濤女士在《刑事控告書》中的部份陳述：
上訪說真話 遭非法關押、勒索、停課、洗腦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被江澤民誣陷法輪功的當天，我毅然踏上了進京的旅途。大法使我受益無窮，給了我健康的身體，給我淨化了心靈，我必須為大法說一句公道話。
在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前，我還沒來得及說上幾句話，工作人員一聽我是煉法輪功的，就把我交給了在信訪局門前蹲坑的石家莊市警察。當晚我被帶回石家莊市新華分局，在那裏我家屬被勒索五千元，不給開收據，在我們堅持要求下，打了一張白條。
第二天去上班，我被告知停止上課，然後我們幾個煉法輪功的老師被學校領導帶到半坡度假村，在那裏關閉七天，強迫我們放棄信仰。期間，孩子、孩子的父親、爺爺、奶奶驚恐萬狀、提心吊膽，彷彿「文革」再現。孩子爺爺一夜之間得了火爆眼，孩子的奶奶嚇得六神無主，在家裏走來走去，精神恍惚，整夜的睡不著覺。單位領導方永山書記一夜之間嘴里長滿了血泡（不久該人承受不了壓力，調往其它單位）。
江澤民導致的這場災難，使得許多無辜的家庭，遭受不應該承受的苦難，每個家庭都有著痛徹心扉的經歷。在以後的日子裏，由於我拒絕放棄修煉，被停止教課。我的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裏接受「反思」，不讓上課，沒有具體工作，只有基本工資，沒有其它薪金，被稱為「只吃飯、不幹活」。每週沒完沒了的揭批、表態，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由於我們不「轉化」，被單位關在自制的鐵籠子裏非法關押二十天，同事們都說：這是私設監獄（就是把辦公室半個走廊用鐵柵欄關死），不准隨便上廁所，禁止自由出入，禁止一切活動，一日三餐家人來送，形同監獄。
二零零一年元旦，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再次升級，很多人被抓、被打、被酷刑折磨，甚至打死。為了制止迫害，我和單位幾名同事再次進京上訪。可是，信訪局成了公安局，無處說話、上訪無門，我只有到天安門打橫幅，告訴人們「法輪大法好」。被當地警察非法抓捕，在房山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天，被帶回石家莊後，我被管轄區派出所（裕東派出所）副所長郭義龍送進勞教所，被非法勞教三年。郭義龍說：讓你嘗嘗勞教的滋味兒。由於身體檢查不合格，被勞教所拒收，家屬去接人的時候，被勒索三千元，錢交給了指導員杜亞明。
二零零一年，我單位其他幾名煉功的同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三位教師在勞教所被非法勞教，一位教師流離失所。其中一位在被非法勞教回來後，精神出現分裂，至今神志不正常。我被單位停發工資，每月只有三百元的生活費，停止教師待遇。
至於工作，是和幾個六、七十歲年邁的臨時工老大爺種花、種草、種樹、澆水、打掃校園衛生。春天春寒料峭，栽一種長滿刺兒刺兒小灌木把手紮得稀爛，布滿血口子，兩隻手磨得龜裂粗糙；夏天，烈日底下，臉被曬得黑黑的，煉功之後消失的蝴蝶斑又重新長起。
身體上的痛苦不算啥，最苦的是心靈的創傷。同事們被授意孤立我們，遠離我們，讓我們備受歧視。在上級部門宣布我單位由於出現煉法輪功的職工，被取消每人增長一級工資的機會時，有的同事被謊言欺騙，感覺咒罵法輪功是理所當然的事。當局使用一切宣傳工具，一遍一遍地重複荒唐、沒有道德的謊言，心地善良而頭腦簡單的人們相信：這是真的，這一切都是法輪功的錯。官方散布的這種說法，是在試圖一舉消滅法輪功失敗以後，又轉身嫁禍於法輪功信眾。真是一箭雙雕的流氓行徑。
非法關押洗腦班
二零零一年底，在我得知單位要把我送進洗腦班時，我被迫離家出走，在外流離失所一年之久。期間無依無靠，沒有生活來源，每天想念家人、孩子、想念老人。原本美好的一個家庭，應該因為我修煉大法，身體健康做好人更加幸福才對，可是，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庭，卻因為被控告人江澤民愚蠢的犯罪行為而充滿了悲苦。
年邁的公婆擔驚受怕，飽受精神摧殘；孩子想我時就在被窩裏偷偷哭，在放學路上沒人看見時偷偷抹淚。原本天真活潑的年齡卻變得沉默寡言，誰知長大後會不會留下心靈的陰影，而這些陰影或許伴隨他的一生。父母和小孩，都是這場迫害的無辜受難者，他們的不幸，成為法輪功學員入骨化髓的痛楚。
在這一年裏，孩子的父親承受不了精神壓力，到我單位找到領導，請單位開出證明，要求單方面離婚。在我本人不在的情況下，單位居然給開出了證明，我的丈夫也居然找到法院提出離婚，裕華區法院居然判決丈夫離婚勝訴。而當時的婚姻法規定：分居兩年以上的，可以單方面提出離婚，而我當時離家出走只有一年！
綁架、非法勞教
二零零八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本該是體現一個大國風範的好時機，可是在這一年歡天喜地、歌舞昇平裏，成千上萬的法輪功修煉者，被中共違反憲法地投入勞教所。
我所在轄區派出所──東環派出所民警，在我單位密謀三天後的晚上，突然進我家門非法搜查，搶走大法書若干本，筆記本電腦兩台，打印機一台，我的女兒當時就在家裏，睜大驚恐的眼睛見證這一切，然後親眼目睹自己的母親被戴上手銬押進警車……
在勞教所裏，我被兩個黑社會女流氓劉娟、朱麗英輪番毆打，致使頭部、身上多處受傷。當時一名女獄警就在身邊，她像沒看見一樣，站起來就走了。後來我在樓道裏遇到她，質問她為甚麼不履行職責、縱容打人者時，她笑著說：「誰看見啦？」這時，對面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女孩，推門站在樓道裏大聲說：「我作證！我看見啦！」我這次被非法勞教一年零三個月，在勞教所被關押半年。
綁架、非法判刑、冤獄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我打開車門，剛要啟動汽車，被裕華分局趙長慶、韓增祿、東環派出所趙立敏等十幾個警察綁架。韓增祿索要我家門鑰匙，被我拒絕，他上來就搧了我一個耳光，然後搶走我的書包，翻出鑰匙，領著一幫人等抄了我的家。
他們搶走兩台電腦、兩台打印機、大法書若干、人民幣三千多，還在抄家的同時偷走了我的五條項鏈（價值近一萬元），扣押了我的高爾夫轎車。當天我被關在東環派出所。
在那裏，我被非法關押六天，被抽血化驗、作DNA樣本，後一直被非法關押在石家莊市第二看守所，達一年半之久。
當時我的孩子正在準備高考，離考試時間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孩子當晚放學回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抄家現場，這一幕，永遠留在了孩子記憶的腦海裏……
我被非法關押的第一個星期，我的家人老母親、妹妹、弟媳一同趕過來，在第一時間為我聘請了律師。保定的王永祥律師連續跑過來八次，可是裕華分局警察就是阻擋不讓介入，還威脅王律師。後來王律師連同北京的程海律師，把裕華分局告到了檢察院，才拿到我的卷宗。
在看守所裏，我被強制長時間勞動，製作一種很小的絹花。人們坐在小小的塑料圓凳上，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四～十六小時，臀部都是黑黑的，一層一層的脫皮，有的落下了腰椎盤突出，有的頸椎出了毛病，有的手關節突出，出現了炎症，有的累得發燒還要自己花高價輸液吃藥，帶病繼續拼命幹活。完不成任務會有各種懲治辦法──上鐵架子、不讓睡覺、面壁罰坐、禁止買日用品、被人格侮辱、被戴手銬勞動等等，每天的伙食就是沒有一點油水的爛白菜湯加饅頭。
在這裏為了完成勞動任務，成了人們活著的唯一目的，沒有親情、沒有關愛、沒有尊嚴，有的只是互相傷害和獄警冰冷的臉，黑暗的如同人間地獄。
有個名叫陸小凱的人，完不成任務被逼的割腕自殺，看守所警察還誣陷她說是因為自己的案件畏罪自殺。被送往醫院搶救回來後，還要罰她上鐵架子，說她違反了看守所禁止自殺的規定。
我由於完不成任務、拒絕勞動，被罰長時間面壁打坐。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使得我煉功恢復了健康的身體出現病症，原來修煉前患的肝炎舊病復發，檢查顯示很厲害，具有傳染性，可是看守所就是不放人。
在程海律師第一次和我會面的時候，我和他簽訂了協議，委託程海律師向北京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狀告石家莊市第二看守所對在押人員實行強制性奴役勞動、剋扣在押人員伙食費，要求高檢、高院立案偵查。程海律師一身正氣，先後去了高院、高檢、公安部、中紀委等處進行申訴。十幾個調查組多次前來檢查，使得看守所上下驚慌失措，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態改善條件。自此，持續十幾年的惡劣環境有所改善，伙食標準有所提高，第二看所有知道此消息的在押人員無不稱讚大法弟子、律師不畏強權的善行。
二零一二年底，裕華區法院對我非法開庭審理，在法庭上公訴人曹建榮信口雌黃，栽贓誣陷，拿出裕華分局私自製作的自稱是我前夫簽字的假證據（我前夫否認這個證據，證明不是他簽字的那張抄家清單，我一眼就看出是假的，因為它不是我前夫的筆跡）。
裕華區法院以這個假證據為依據，以違反《刑法》第三百條為由，誣判我一年零六個月。我不服，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法輪功教人向善做個好人，江澤民利用共產邪黨破壞中國《憲法》、《刑法》、《刑訴法》等法律的實施，剝奪公民信仰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綁架、關押無辜善良民眾，才是真正的犯下了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
二零一三年八月，我走出冤獄後，一直在向所在單位申請恢復工作，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常上班。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北京「兩會」期間，我在家照顧癱瘓多年的原來的婆婆（我離婚多年，但公公、婆婆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東環派出所民警李潤來領著其他四人到我家騷擾。癱瘓在床的婆婆，以為他們又來抄家抓人，嚇得第二天高燒不止、病情惡化， 一個月後，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撒手人寰──飽受精神摧殘的老人死不瞑目。
孫濤女士遭受迫害的更多詳情，請見：《孫濤駁斥非法庭審 公訴人理屈中途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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