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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依蘭縣倪春豔控告元凶江澤民
以下是倪春豔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法輪功教會我做人的準則
我於一九九六年九月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以前我性格清高傲慢，結婚後幾年來沒管婆婆叫過媽。學了法輪功以後，我不但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好了，性格也變好了，與婆婆的關係變得十分融洽。法輪功使人的道德提升，教會了我們做人的準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在全國發布了迫害法輪功的命令，我和家人也因此深受其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們都像往常一樣在外面煉功，突然來了很多警察趕我們走，我們不走，最後他們用車把我們推走。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日，我和幾個同修集體煉功，被110警察綁架到依蘭縣公安局。公安局副局長張煥友說我們是擾亂社會治安，我說我們也沒犯法擾亂甚麼治安了？我被非法關押十六天。在這期間，我的商店沒有人經營，我的丈夫上街道開要求釋放我的證明，街長說了一些法輪功和我的不好聽的話，丈夫就和街長打了起來，街長把丈夫送到派出所，街長讓派出所拘留了丈夫，結果丈夫也被非法拘留7天，最後家人被他們勒索罰金兩千元，伙食費三百元，我才被釋放。丈夫在拘留所回來，把所有的怨恨都發在我身上，把我鼻樑打塌，眼睛打充血，臉變形。
遭強灌濃鹽水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正在商店賣貨，原康園派出所一個姓邢的和姓孟的兩個警察讓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說沒時間，貨沒人看管，他們說去一趟就回來，要不去他們沒法說，我說不去。他們就把我綁架到派出所。我到派出所一看，原來他們早有預謀，公安局政保科科長龍德清和一個警察，在那等著我，他們一看到我就給我戴上手銬，那個警察拍桌子說我串連鄉下給送書，我說拍甚麼桌子，書是新華書店買的，國家允許的有的是，你們憑甚麼抓人，他們沒有任何理由把我送進依蘭縣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裏我絕食抗議非法關押，等到第五天，看守所副所長林忠領著幾名刑事犯把我銬在刑椅上，給我野蠻灌食，一個人薅著頭髮，兩個按胳膊，一個掐鼻子，根本不給喘氣的機會，給我灌濃鹽水（瓶底還有沒融化的鹽）氣管都灌壞了，直吐血水，我的耳朵也聽不到聲音了，半個月才好。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 |
被非法勞教
二零零零年年底，還有三天就過年了，我被非法送到哈爾濱萬家勞教所七大隊，因送去的法輪功學員很多，沒有地方住，就分出一個十二大隊，把我關押到十二隊四班。
在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晚八點多鐘，我們正在煉功，所長史英白和隊長張波帶領男女警察一、二百人，對我們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就聽那電棍「嘎嘎」響，外面下著大雪，有的法輪功學員光著腳，有的穿著線衣，有的線衣被扯壞，有的被送進男隊迫害，有的被強迫在雪地上凍著。我和幾個法輪功學員光著腳在走廊裏，就問史英白勞動教養所是教育人的地方，不是打人的地方，你是在犯法，我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你沒有任何手續就把我們非法扣押在這裏。我和一名學員去張波那要人，她說這是所規、隊紀。過幾天有的回來了，有的被送進小號，強迫我們幹活，裝牙籤、編車坐墊、粘冰棍桿等。有一天我們在屋裏，就聽有人喊救命，我們屋裏十多個人，全體衝出去，警察一看事不好，就向史英白報告，我們沖到別的屋一看，兩個「轉化」者和警察把一名法輪功學員按在地上，往嘴上粘膠帶，那時要不轉化他們利用各種辦法迫害。被迫害的學員營救出來，可史英白和張波帶著不少警察在門外，把我們圍住，這時我們和他們說迫害的事實，最後我們被帶到男隊五隊。拖到晚間八點多，把我們一點一點的分開，因我們一天沒有吃飯，然後就連打帶拽把我關進小號，因我們絕食外面也在絕食，當時正是二零零一年五月初五，那時有的法輪功學員被灌食灌的已休克，勞教所怕出人命才把我們放回隊裏，當時我被迫害八天，後來幹活聽男刑事犯說讓他們原地待命。
哈爾濱萬家勞教所要開加期大會，警察全副武裝，拿著電棍，抬著擔架，拿著氧氣袋，給七大隊、十二大隊法輪功學員加期，最多加一年，最少加三個月。由盧振山和史英白主持會議，所長大罵大法師父時，七大隊有個法輪功學員制止盧振山的時候，被警察當場打昏，後來聽說七大隊死了三個法輪功學員。
 「上大掛」酷刑 |
有一天，我們去大排吃飯就感到不對，因十二大隊有一個小號排沒來吃飯，我們都沒有吃飯都想回來，可是大門已被關上，就看男警察四、五個人抬著一個法輪功學員往男隊拽，我們已出不去等把小號的法輪功學員迫害到男四隊，就回來把我們也都迫害到男隊，我被迫害到一大隊，讓男警察、男刑事犯迫害我，白天讓又高又胖的男刑事犯迫害我，白天上大掛，晚間不讓睡覺，在水泥地上坐著，或者刑椅上坐著，一大隊大隊長讓我背手，我說我沒有犯法，他一腳就把我的第四個手指踢壞，現在還變形呢！坐刑椅坐的兩腿從膝蓋往下全腫，在男隊迫害十八天，才放回女隊。回到女隊就又上大掛，後來因全身長疥瘡，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才被放回家。
一次次遭迫害，婆婆在驚嚇中去世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日晚九點半，中共開十六大，依蘭縣國保大隊、東城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員闖到我家，因丈夫不在家，他們六、七個警察進來就把我按倒，把我家翻了個底朝天，連鞋都翻到一片狼藉，被非法關押十六天才放回。
二零一一年五月，在我丈夫去世第十二天，依蘭縣東城派出所派人到我家去找我，我正在和鄰居說話，他們沒有認出我來，回去就找來了一個叫李紅軍的警察，看我在家就跟我套近乎，我一看車裏的警察在給我照相，我上前去問他：你在幹甚麼呢？他說沒幹甚麼，我去搶沒有搶到，他們開車就走了。
三月二十九日晚十點多鐘，東城派出所警察闖到我家砸門，婆婆不給開，他們就從鄰居家大門把鐵欄杆掰壞，跳到我家，從車上拿出早就準備好的錘子砸門，婆婆怕把門砸壞，就把鑰匙給了他們，警察闖入屋裏。有一個警察，我問他你是誰？他說是副所長叫宋冶。我質問他們：你們是私闖民宅，你們是違法的。他們就開始翻東西，我說你們這是土匪，土匪沒有規矩，有一個警察說我們就是土匪，搶去師父法像、MP3、EVD影碟機、手機十部。有個警察叫田野，發現一部非常好的蘋果手機，我把手機搶到手裏說：這個你們不能拿，這是孩子的手機，就交給婆婆，警察李陽搥了婆婆一拳，把婆婆搥個趔趄，搶去蘋果手機，我婆婆說你怎麼打我？李陽說：誰打你了。我說：你把他的警號記下來，他嚇得把警號撕下。我問他們為甚麼綁架我，他們說這是上邊讓的，在東城派出所關押一夜，三十日早上五點被非法送到依蘭縣第二看守所關押。三十一日早了點，我被強行送到哈爾濱市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半個月才放回。
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四日回到家中二十天後，婆婆在驚嚇中和痛苦中就去世了，因丈夫去世後我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起，我們相依為命。所以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給我造成了家破人亡，家庭的痛苦，精神的痛苦，經濟的痛苦，我生活在沒有安寧的惶恐之中，沒有一點安全感，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在此，我申請最高檢察院對江澤民提起公訴，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江澤民的一切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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