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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綁架、關押、逼供 黑龍江勃利縣李樹琴幾度命危
以下是李樹琴自述遭迫害經歷：
在我修煉法輪功之前，疾病滿身，經常休克，家裏的藥種類多而齊全，吃藥像吃飯，花錢無數，病情不但不見好，反而身體更糟，折磨的我沒有三天好日子過，精神幾近崩潰。走投無路之時，幸遇法輪大法，信仰「真、善、忍」，按照法輪大法要求做品德高尚之人，在很短時間內，不知不覺全身疾病不翼而飛，有生嘗到了甚麼是無病一身輕。是我的師父李洪志先生和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新生，給了我生身父母所不能給予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昇華，法輪大法就是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在修煉中我嚴格按照師父的教導，做事先考慮別人，為他人著想，做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
可是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澤民個人意志和淫威下一手挑起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運動，命令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六一零辦公室」，對信仰「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群體學員實行「殺無赦」、「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國家恐怖主義滅絕政策。我為了證實師父和法輪功的清白，告訴世人真相，遭到世人告發。
一、遭綁架、逼供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晚，在七台河市和勃利縣政法委「六一零」的操控下，國保大隊、派出所等多人聯合一起到我住處，以我家樓下鄰居的名義，謊稱自來水漏到他家，以此騙取我的信任給他們開門，他們蜂擁闖入我家開始非法抄家，為首的是勃利縣國保大隊的史萬新、張啟華等很多人，其他人員我寫不出具體名字了。他們拿走我的大法書籍，三台電腦，一台打印機及其全部設備。其中兩台電腦和一台打印機都是全新的，總價值近二萬元，其它還拿走甚麼東西不詳，因為他們一邊抄家一邊直接往樓下的車子上搬，我被他們控制在房間的臥室裏不讓動。
抄完家，他們強行帶我到看守所，實行車輪戰術，兩天兩夜對我不停的審訊，逼供，恐嚇、強迫承認他們提供的所謂事實。他們為了達到目的，不讓我閤眼，不讓我睡覺，讓我不吃不喝，滴水不沾，並遭到他們的羞辱和謾罵。由於長時間的站立，我開始腿疼、腰疼、頭暈、血往上湧，胸口煩悶，腿站不穩，遭到了張啟華的一腳猛踢和滿嘴的出言不遜。公安局高局長在審問我時，將一瓶礦泉水強行塞到我嘴裏，被我拒絕，弄得我嘴唇、牙齦很痛，滿臉、滿身都是水。他身邊的一個警察罵我敬酒不吃吃罰酒，使我身心受到極大傷害。
據事後我姐姐說我突然失蹤，三天不知音信，就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 ，我姐姐和我父母心急如焚，不知我發生了甚麼事，我八十五歲的父母承受不住如此打擊當時昏了過去，我姐姐這邊惦記我；那邊又要搶救父母，哭聲一片……三天後家人才被告知我因講真相被告發遭綁架。
四月十九日，我被關進拘留所，說沒事七天後放我回家。但我被關進來第三天，和我一天被綁架的（我以後才知道的）我縣的一個女法輪功學員，被當地報到省裏政法委、「六一零」，說抓到了很重要的法輪功人物，要通過她抓到更多的法輪功學員以表政績，想不到這位女法輪功學員走脫了，激怒也嚇壞了這些準備報功的頭頭和參與者，整天整夜的在各個道口、車站對來往車輛和「可疑人員」進行盤查、圍堵攔截、緊張程度如臨大敵。由於他們無法向上交差，只好拿我頂替，我就成了「重要人物」。
二、被迫害致命危
四月二十九日，縣「六一零」和公安局國保大隊給我捏造了「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關到本縣的北監獄（看守所）。進監獄後，就進行非法收身，皮鞋被扒掉，腰帶被抽掉，拉鎖頭被扯掉，牙刷把被截掉，眼鏡被收掉，錢物都被收的一乾二淨，光腳進入陰冷潮濕、臭味難聞到處都是重重鐵柵欄的監房。強行逼我背監規，不讓我和同監室的犯人說話，說怕被我赤化也學法輪功。這裏吃的是連豬狗的主人都不餵的食物，一天兩頓生不生，熟不熟的有些都是發了霉的苞米麵做的發糕和鹽水湯鹹的要命，湯底都是沙泥。五月監獄十分寒冷，仍舊穿著棉襖棉褲，犯人得不到放風，曬不到太陽。洗臉我的手都被刺骨的冷水凍的通紅，洗衣服手就會麻木紅腫，擦身就更難以忍受，感覺心臟、皮膚、肌肉都聚到了一起，血液停止了流動，渾身起雞皮疙瘩。而擦身、換衣服，上廁所，來例假換紙巾都是暴露在監控探頭之下，沒有任何遮擋，更沒有人應有的尊嚴和隱私。白天夜晚獄警的叫罵聲不斷，時常被驚醒，整夜不能入睡。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旬，我姐姐與國保大隊警察多次交涉，強烈要求見我（我被綁架後到這之前沒讓家人見過我），那時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毫無人性的殘酷迫害，活摘器官，我姐姐要證實我是否還在世上。後來姐姐見到我後簡直讓姐姐不敢相信：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完全脫像。我姐姐心裏陣陣酸痛、淚如泉湧。此後我們家人更加擔心我的安危了。
由於看守所裏環境的惡劣和高壓監管，二零零七年 五月十八日，我身體出現心臟、腹部疼痛，胸悶，頭痛，眼睛視力模糊，呼吸急促，渾身顫抖、抽搐，倒在冰涼的水泥地上不能動，嚇得同監室的小姑娘喊叫獄警，卻遭到獄警的大聲謾罵，獄警根本就不管。同監室的小劉使勁攥住我的手控制我身體的抖動，她看我的情況越來越重，痛苦不堪，嚇得讓小姑娘繼續叫獄警，小姑娘只好壯著膽子又叫獄警。幾次過後，獄警罵罵咧咧走過來說：大夫不在！回家種地去了。就走了。我就這樣在極度的痛苦中煎熬著。晚上我幾乎休克，小姑娘又驚恐的跑到鐵柵欄的門前，喊叫聲也變了調，獄警一聽到這樣的叫聲知道事態的嚴重，其實通過監控探頭，我們這裏發生的事情他們都看得一清二楚。很晚大夫來了，嘴裏嘟囔著很不情願的給我開了兩片白色藥片和兩瓶點滴（具體甚麼藥，不清楚），我遭受這樣的痛苦，大夫還嘲諷我是裝出來的。第二天早晨我仍不能起來，縣裏的政法委書記任傳生領著醫院大夫，帶著醫療儀器（應該是檢測心臟的儀器）還有政法委、國保和「六一零」的有關責任人，進到監室當場檢查我的身體，結束後他們一行人就匆忙走了。傍晚前突然我的姐姐、親屬、單位領導和同事來監獄說要接我回家。
後來我姐姐說：「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一名有良知的不知名的好心人冒著危險告訴我，你妹妹在監獄裏病的快不行了，快去救救她吧，如果晚了會有生命危險。我大腦空白，連眼淚都沒有了。驚醒之餘，腦海只有一念：快救妹妹。我怕年邁的父母承受不住這巨大的打擊，沒有告訴他們。我不顧一切的找到國保大隊長史萬新，又找到政法委書記任傳生，告訴他們我妹妹在監獄裏面被折磨的就要不行了，要出人命了，快給她保外就醫。如果我妹妹有個三長兩短我就找你們兩個。我不停的找他們，最後他們答應明天去監獄檢查妹妹身體，如果屬實就辦理保外就醫，否則還關在裏面。我徹夜在等待與煎熬中。五月十九日傍晚，我被通知到監獄去辦理妹妹的保外就醫手續。兩天如隔兩世，妹妹是被背出來的，她被折磨完全脫了像，大家都流淚了。」
這我才知道，是我姐姐的努力奔走營救，不法人員他們怕我死在裏面承擔責任，才允許我保外就醫，取保候審。出來後我直接到了娘家，由年邁的父母照顧我。
三、遭非法勞教
一個多月後，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國保大隊姓白的警察拿著一份表格讓我簽名，並告知我被判勞教一年半，二天後送到哈爾濱市省女子戒毒所。就這樣在沒有開庭和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非法判了我勞教。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身體還沒有恢復的我被送往非法勞教之路，前後二台警車，警察都背著槍，把我們這台麵包車夾在中間，車上男女好幾個警察圍著我們（車上除了我還有兩個男法輪功學員，一個女的刑事犯）。車子開到一半路程時，我突然開始胸悶、心口疼痛、呼吸急促、身體抽搐，倒在座椅上已經不能說話，警察就把車停到路邊，把兩粒救心丸塞到我嘴裏，大約半個鐘頭後，身體沒有明顯緩解，就又趕路了。有點醫療常識的人都知道，心臟病發作時，身體不能動，要靜臥，否則會有生命危險，但這一路顛簸，兩個多鐘頭後到達哈爾濱市省女子戒毒所。我身體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飽受煎熬，真的是生不如死。昏昏沉沉中我被警察抱到樓上勞教所醫院，檢查結果我身體嚴重心臟病、腎臟病、肝臟腫瘤、血壓非常高，勞教所拒收。
我的兩個姐姐知道我被非法勞教，在我被送往哈爾濱市省女子戒毒所的前一天，特地從外地趕來，提前來到省女子戒毒所門前，為的是在我進勞教所前見我一面。但姐姐看到的是我被警察抱下車來，警察又把我抱到樓上勞教所醫院，一會又抱下來，姐姐看到我已經不能走路了，姐姐知道了我體檢的結果後，都嚇的直哭。姐姐們要求直接帶我去看病，經過交涉後，半死不活的我被姐姐接走了。
四、被迫流離失所
本想身痊癒後可以回家、上班、過正常人生活了。可他們根本就沒有放過我。幾天後，七台河和勃利縣政法委、國保大隊、「六一零」又開始到處抓捕我，致使我被迫流離失所，過著非人生活。真是雪上加霜，迫害步步升級，使我身體和精神受到極大傷害。
不法人員經常到我娘家、到單位去騷擾，去要人，逼著他們去找我，供出我所在地址。單位、親屬的手機、電話、電腦能通信的設備都早已被監控，我能去的地方全部被監視。
我的兒子在我被非法抓捕後，不敢呆在屋子裏，怕黑，怕靜，怕一個人呆著，對房間產生恐懼感，覺得呆在屋裏不安全。只能到外面睏了才敢回去睡覺。國保大隊的人抓不到我，就要抓我兒子來替換我，家人嚇得托朋友連夜把兒子送到我這裏，由於我和兒子甚麼都沒有帶，身無分文，只有一套換洗衣服，親屬把所有現金都借給了我。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孩子踏上了從北到南的萬里路程。為了躲避盤查和追捕，我們不敢住店，不敢呆在車站裏，也不敢走在大道上。我們飢一頓、飽一頓，甚至沒吃、沒喝、餓著肚子。車站經常盤查、詢問，造成環境的恐怖，使人心臟、神經都被這氣氛繃得緊緊的。三天三夜我和孩子來到了南方某省的親屬家。他們對我們的突然到來覺得很奇怪，我告訴他們實情，他們很是驚恐，為避免我們被發現，只能每天呆在屋裏，說話也要小聲，怕鄰居聽見起疑心。南方的盛夏炎熱難耐，經常是38度。我們住的房間沒有空調、沒有紗窗、沒有蚊帳，對北方人來說就像坐在蒸鍋一樣，衣服幾乎沒有幹的時候，起床後一個被汗水濕透的身體的印子清清楚楚的留在上面，很快起了一身熱痱子，晚上又被蚊蟲叮咬的渾身是包，奇癢無比，撓的皮膚到處是血痕，真的是體無完膚。更難受的是睡在硬板床上沒有被子也沒有墊被，皮包骨的我們就像睡在刀刃上，骨頭硌在上面疼痛不堪，只有疼到麻木才感覺好些，一夜起來疲憊不堪，渾身疼痛，腰伸不直，皮膚紅腫，骨頭處硌的青紫，後來皮膚磨出繭。看著孩子跟我遭受這些罪，心裏真是說不出的痛。我們來這裏給親屬的心理和生活造成很大負擔，也帶來諸多不便，他們幾次問我們什 麼時候回去，怕時間長會被告發而帶來麻煩。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我們又從南方回到了北方，八月末我兒子報考北京的一所技能培訓大學，也因此被扼殺了。也是從這時起，我一個人再一次被迫出走和孩子、父母、家人，失去了聯繫，整整三年，我就像從地球消失了一樣。孩子失學，沒有工作，沒有生活來源，每天東躲西藏，有家不能回，生活在時刻提防被抓捕的恐懼之中。這三年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生活過來的，但我能體會到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的那種無助、孤獨、惶恐和絕望……我完全被剝奪了一個母親對孩子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也給我們母子日後的生活和感情留下了陰影。
我被非法抓捕後與回到上海家中的丈夫完全失去了聯繫，我的電話他一直打不通，他撥通我娘家電話，母親難過的告訴他我被非法抓捕了，不知道關在哪裏，還在找尋中，並告訴他以後不要再來電話，說話不方便（電話已經被監控了）。丈夫又打來幾次電話詢問，想知道緣由，我媽媽告訴現在甚麼情況也不知道，不要再通電話，也不要來。我丈夫快急瘋了，活不見人，又音信皆無，天天擔心、焦慮、煩躁、迫切的等待我的消息，但家裏人再沒有給他打過電話。他絕望了，感覺自己崩潰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流離失所到了上海，看見身體消瘦和臉上仍舊帶著驚恐與不安的丈夫。我的事使他受到沉重的打擊，他的心臟、肝臟、前列腺都出現了毛病。他說經常有人利用我的QQ號，冒充我與他聊天，套問我的情況。我剛到二、三天，那裏的片警就找到我說：你們那裏的人詢問你是否來上海家中，我沒有理會，因你沒有在這裏犯法，我也不想找你麻煩。幾天後又有人上門以調查為名登記我的證件。相隔幾天警察又來查居住證，並讓我馬上去登記辦理，在這裏同樣遭到騷擾，原來這裏的住處和電話也早被監視監控了，縣裏的國保大隊、「六一零」居然追查到了上海。
二零零七年十月末，我離開上海從此我和丈夫又失去了聯繫。我又回到東北。但我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對丈夫、孩子不能盡責，對父母不能盡孝……妻離子散，人不像人，家不像家，時刻面臨著被抓捕的危險，視力急劇下降了七百度。那種刻骨銘心的痛無以言表。在三年的流離失所中，居無定所、不停的變換自己的住所十六處，走動近十萬里，不知花費了多少資金。這樣的日子甚麼時候是頭，難道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也有錯嗎？
二零一零年三月我結束了三年的流離失所生活，家人擔心我再一次被抓，沒有讓我回家，而是住到了父母家中。
五、迫害仍在繼續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回到自己家中。房蓋多處漏雨，泥灰、牆皮脫落，家具、地板被侵蝕的一塌糊塗，我的密碼箱在我被抓捕後也隨之丟失，有人開鎖進屋只拿走密碼箱。當初被非法抄家時史萬新打開過密碼箱，在場有幾個警察也看見了。箱中有：金項鏈二條、戒指三枚、耳環二對半，銀手鐲三隻，珍珠項鏈兩條，水滴玉石墜一個，翡翠手鐲一隻、一大一小水滴狀昆蟲琥珀，墨鏡、結婚證等，還有其他的一些飾物已經記不清楚了，其中母親給我的翡翠手鐲和琥珀尤為珍貴。
我的父母，從我被非法抓捕後，經常呆坐，記憶力急劇減退，經常被噩夢驚醒，一坐就是一夜。父親右眼失明，左眼只能看見模糊的影子，腿腳行走困難，兩耳幾乎失聰。
我工作的單位，國保大隊、「六一零」也沒有放過，不斷的去騷擾，去要人，攪的人心惶惶。我在單位做會計、並身兼幾職，是主要的業務骨幹，我離開三年使單位工作受阻，各種報表無法完成，給單位帶來很多不便和損失，也給上級部門帶來很大影響。
二零一五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警察跟我說：你的來往、去哪裏幹甚麼、你的一舉一動我們全都知道。時至今日，對我的監視、監控仍在繼續……
我和我家人所遭受的迫害僅僅是數以萬計的法輪功學員中的一個，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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