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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遭綁架 九死一生
——黑龍江勃利縣王桂梅自述遭迫害經歷
沒想到自從中共江澤民集團瘋狂打壓法輪功後，她的人生又來一個大轉折：因堅持修煉法輪功，三年間遭中共江澤民集團綁架六次，非法勞教一次，一次次面對生死。為了避免再被迫害，後來她被迫離家，遠走他鄉……
她就是黑龍江省勃利縣法輪功學員王桂梅。下面是王桂梅說她的故事：
一、修煉大法解除我的痛苦身心受益
我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出生。我從小身體就不好，總打針吃藥。到了十六歲因身體不好上學總請假，後來跟不上了就不念書了。從那時開始跟媽媽在市場擺攤，一年四季都在外面，夏熱冬冷。由於身體虛弱、無力，那時我去瀋陽上貨，十個襯衫都拿不動。進一次貨回來病一場，就這樣到我十八歲那年，我的生意也不做了。怎麼辦？幹甚麼？我就去學理髮去了，學兩個多月之後就開業了，從開業生意就一天比一天好。
我是家裏的頂樑柱，爸在我二十多歲時單位就解體了，爸沒有了工作，身體也不好，也幹不了別的；媽也沒收入；三姐還得了尿毒症，還得看病；還要養活哥哥離婚後留給我們才十九個月的孩子，一直養到八歲。我們一家的生活全靠我一人來支撐。
我因身體不好總打針，這邊打著針，那邊顧客坐滿了，打完針我還得幹活，中午忙得往往吃不上飯，最晚幹到後半夜兩、三點鐘，我就像機器人一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就這樣，我因疲勞過度神經衰弱，腦子疼，心臟也不好、胃也不好，腿青紫色，還浮腫，用手指一摁一個坑，一到下午腿就開始痛。我的病中西醫都去看了，也治不了，後來還找巫醫看也沒好。最後我的手都開始哆嗦了，但還得幹活。
精神和身體的痛苦讓我生不如死，人活在世上太苦了。在三姐去世後，覺得人真的從出生就走向死亡，只是早晚而已；如果是這樣早走比晚走好的多，人世間沒有甚麼值得我留戀的。那時唯一能讓我高興的是美，那時想即使想死也得有個好看的形像，上吊、喝藥、投河都想過，只因這樣死太難看。
後來媽媽搬到我的店裏住了，我媽身體也不好：冠心病、胃下垂、腦供血不足、氣管炎，還有附體。我和媽媽一個月打針吃藥就得兩千多元，掙的錢都看病了，後來媽看我的身體這樣了，還這麼年輕，以後咋辦啊……之後一家人決定：為了我的身體不能幹太晚了，定點關門。姐姐和哥哥還要求爸爸以後我掙的錢給我，我按月向家裏交生活費，爸爸同意了。即使這樣我還是高興不起來，身體也沒因此而好轉。
直到有一天，我的一位老顧客到我家來。看她的身體和麵容有很大的變化，像個很健康的人。她原來的身體很不好，有糖尿病，臉腫，眼睛也是，來燙髮坐兩個小時都堅持不住。我問她：看你的氣色難道你的病好了？她說是啊。我心想：糖尿病是沒法治好的啊，可是看她的狀態和原來比是不一樣了。我問她怎麼好的？她說是煉了法輪功。她說是讓人做好人的，按真善忍做人，屬於氣功，還不花錢。我也覺得真善忍挺好的。她讓我也煉，她知道我身體不好。我說那都是年歲大的人煉，年輕人哪有煉的啊？她說有的。她看到我媽媽身體也不好，就說讓媽媽煉。媽媽煉了之後病都好了，藥都沒吃過。後來爸爸、姐姐們都開始修煉了（中共江澤民集團打壓後不敢煉了），我是後學的。
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的一天，我那天店裏的顧客非常少，我就上後院去了，看看媽媽在幹甚麼呢？就聽錄音機有人說話，而且講得非常有道理。我問媽媽聽的是甚麼？媽媽說是師父的講法。我就覺得非常好，我就從頭開始聽，一直聽完。我終於明白了人為甚麼有痛苦？人為甚麼有那麼多不如意？為甚麼活著？我就像找到了家一樣，這就是我要的！得法的喜悅無以言表，那種幸福快樂有生以來從未有過，師父的大法像一把萬能的鑰匙打開了我所有的心結，那時真的高興：家庭也和睦了，爸爸也變了，也會關心人了，也不那麼發脾氣了。我家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家從此有了歡樂，我的病不知甚麼時候都好了，感謝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那年我二十六歲。
二、堅定修煉屢遭綁架
我修煉大法才兩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公開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我們是沒有錯的，師父也沒有錯，大法是正法，大法對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政府錯了。
1、第一次被綁架囚禁
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修（註﹕法輪功學員之間的稱呼，以下同）鄂純賢（註﹕和以前報導的不幸離世的鄂春賢是一個人，以前的有誤，特此更正）約好去北京上訪反映情況。可是坐火車剛到佳木斯就被勃利縣公安局副局長宋國良帶兩個人，還有佳木斯火車站的警察抓著我們。那個警察長的瘦高、沒有下巴頦，他打了鄂純賢一個大耳光。就這樣我們被帶回勃利縣。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我和鄂春賢被非法關押在勃利縣拘留所。拘留所裏已經關押了好多法輪功學員，共有大約五十多人，睡覺時一個挨一個，不能仰臥，只能側身，可擠了，睡不好覺。吃的極差，一天兩頓飯，都是玉米大碴子，碴子裏還有小蟲蛾。早晨是鹹菜塊子，給的還不多（有幾塊）。晚上是菜湯，很稀，湯裏有幾塊土豆。土豆不打皮，喝完湯，缽底都有泥。白菜湯裏幾根白菜，湯上漂有蟲子。就這樣的飯菜讓人難以下咽。因此我們很快就瘦了，就這樣的飯菜一天還要我們每人十元錢，這在當時是很貴的。據有工作的法輪功學員講：一個月的伙食費，快趕上一個月的工資了。一開始拘留說是十五天，因為我們堅持信仰，不放棄信仰，就無限期非法關押。轉眼就到了二零零零年元旦，都非法關押我們五十多天了，眼看就要過大年了，還不釋放我們，我們就絕食抗議。七天後，縣「610」（當時我縣叫615，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類似於德國納粹的蓋世太保，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和縣公安局政保科（後來改為國保大隊），才決定放人，但是還是逼迫簽保證，並交所謂的罰款，實際是勒索。交縣「610辦公室」一千元，交轄區派出所三千元，拘留所要伙食費近六百元。這次非法判我阿姨鄂純賢等三名女法輪功學員每人一年勞教迫害，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法輪功學員何平（男）由於不放棄信仰，家屬也沒有錢給他交所謂的罰款，就繼續關押。我姐姐是一月八日給我交的非法罰款，拘留所一月九日放我回家的。
2、第二次被綁架囚禁
二零零零年過完大年後，縣公安局政保科和各派出所又開始對法輪功學員大抓捕。三月二日上午公安局的兩個實習警察到我家，把我帶到了縣公安局政保科，政保科的人問我煉不煉，煉就送到拘留所。是下午把我送去的。那裏非法關押了很多法輪功學員。這一次又是無限期非法關押，我在這次被非法關押了近三個月了，都快到六月份了，我們絕食後，才放我們回家的。
3、第三次被綁架
回家後，派出所的人對我進行監視。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六日晚上，那天是星期五，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和曹輝讓我跟他們到派出所。他們沒有任何手續，爸爸不讓他們帶走我。他們就哄騙我爸說：老爺子，沒啥事，我們給她做做思想工作，一會兒就送回來。就這樣把我帶走了，被帶走的還有法輪功學員王淑花。到派出所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結果當晚沒放我回來。第二天早上政保科的孫成義問我還煉不煉？我說煉。因為是星期六、是週末，他們要休息，才放我回家。他們說讓我下星期一還要到派出所去。我一想他們還是想綁架我，我不能等著被他們抓呀，逼得沒辦法，我決定去北京上訪。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就坐火車走了。後來據爸媽講，我剛走，拘留所的所長李長河就來到我家，說是花點錢就沒事了，原來他們抓我是為了敲詐錢財的。
媽媽後來告訴我說，我走的大約第三天，新起派出所的梁建威還有一個不認識的警察到家要錢。說是接你姑娘坐飛機的費用。我媽說我們沒錢。他們說有房照也行。我媽說房照押出去了。他們就把爸爸帶走了（媽媽要替爸爸去，他們不讓）。帶到新起派出所，一個人寫好了一個欠條，上面寫著五千元。讓爸爸簽字按手印。之後爸爸上老火了，好幾天吃不下去飯。後來也沒錢給他們抽欠條，也就不了了之了。
4、第四次被綁架囚禁
我在去北京的路途中，警察在火車上兩次查身份證，因為有名的法輪功學員身份證都被當地給沒收了，扣押了。沒有身份證是出不了門的。可是我們這次卻順利到達北京。我們去了國務院信訪局，結果大門是關的，周圍那地方的人非常多，有上訪的，有便衣警察。我們到那還沒等站腳，就被一個人拉住，問我們幹嘛？我們說是上訪的。問是哪的？我們說是黑龍江勃利的。他們就朝那邊喊：黑龍江的！聽到喊聲，來了個人，這個人把我們帶到了七台河駐京辦事處，是個賓館。原來這是個截訪的人，聽說他們截一個上訪的是給他們錢的，按人頭算。
到了辦事處，把我們關押在地下室裏，屋裏燈光很暗，那裏關了滿滿一房間法輪功學員，有四、五十人，都是七台河的。大家都在絕食抗議，我們到了也絕食。
我縣當地派出所得到信後，派出所的曹輝、還有一個警察是我曾經的顧客，還有一個姓於的是個女的等有四、五個人吧，來到了辦事處。他們進到地下室。有一個人，也不知是誰，是幹甚麼的。手裏拿一個濕毛巾，氣勢洶洶的狠狠的抽打屋裏過道旁的法輪功學員，有的法輪功學員眼睛都被打紅了。
曹輝他們首先走到王淑花跟前，拉起王淑花就往外走。王淑花不走，他們就硬往外拖，王淑花的裙子都被拖掉了。他們回來又要帶我，我不走。我想我的心願還沒有反映上去呢。他們就硬要帶我走，我就撞桌子，其他法輪功學員們撞牆，抵制他們。其他法輪功學員為了不讓曹輝等人帶我走，就拽著我，把我圍在中間，哭聲一片，曹輝等人才收手，他們只有先帶王淑花和我大姐返回勃利了。這以後七台河的警察也到了辦事處帶七台河的法輪功學員走，法輪功學員不走，他們連哄帶騙說是接你們回家，不送拘留所。法輪功學員信以為真，結果回來都被非法關押起來。後來我縣當地派出所又來人了，這時我在辦事處已經絕食四、五天了，身體很虛弱了，我是被人抬出了駐京辦事處。
到了勃利直接把我送進了拘留所。我還是絕食，我已嚴重脫水，都脫相了。他們就逼迫被非法關押的其他法輪功學員勸我吃飯，我不吃。拘留所長和政保科孫成義讓人強行給我灌食。
他們讓武警兵衝進監室。我為了抵制他們撞了暖氣片，好幾個武警兵把我按在板鋪上用腳踩我的胳膊。同修不讓他們迫害我，有的被打了。拘留所長和獄醫來了，要給我灌食，看我心跳加速，沒灌成。到了晚上，所長、獄警還是勸我吃飯。我說我不是犯人，我不吃犯人吃的飯。獄警說：那你想吃甚麼我給你買。我說我吃家裏的飯。他們說拉我回家吃完飯再拉回來。我拒絕了。大約兩天後，他們看我要不行了，才讓我回家。出拘留所時我是躺在褥子上，我姐等四個人扯著被角把我抬上車的，那是我姐夫雇的車。他們逼迫我姐夫寫保證，保證我不走，如果走了，就抓我姐夫。
回到家，街道的人天天來我家看著我，怕我走。其中有薛小麗，還有一個女的不知叫甚麼名，是個高個，瘦身材，臉有點黑，有四十來歲。街道分好幾伙看著我。還有一夥是姐弟倆，姐姐有二十多歲，她是我以前的顧客。
三、第五次被綁架遭非法勞教
回到家後，我身體漸漸恢復了。九天後，新起派出所幾個警察來了，說是辦學習班，在街道。讓我去我不去。他連哄帶騙說沒啥事，學完就回來。我爸爸說，那你就去吧。我聽了爸爸的話，就跟他們走了，結果把我拉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說來晚了讓去縣610，結果是把我送到了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開始絕食反迫害。在那關了我九天，我絕食九天。第九天又把我轉到看守所關押。板鋪上有銬人的固定鐵環，地上有地鐵環，這原是給死刑犯用的。一進看守所，獄警就把我雙手銬在板鋪的兩個鐵環上，兩個腳脖之間銬上支棍，也是鐵的，其中一個腳脖再銬在地環上，整個身體姿勢呈現一個「大」字形，仰面朝上，被固定住動不了。屋裏的刑事犯人說，連死刑犯都不給用這個刑。可他們卻對一個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非常虛弱的我，用這個刑。在看守所第二天，獄警給我打開，把我帶到一個房間，不一會一幫男犯人衝進屋，把我強行按在床上。手、腳、頭都被他們給按著，獄醫強行往我鼻孔插管子，一隻鼻孔沒插進去，他又換另一個鼻孔插，真是噁心難受極了。接著就強行給我灌奶粉，由於灌的急沒灌好，幾乎都噴出來了。然後又把我架回監室還是固定在板鋪上。第三天晚上看守所的鐘所長又讓監室的女犯人用勺子撬開我的牙，又捏我的鼻子，強行給我灌糖水。到了第四天，獄警讓男犯人給我背上車，是個中巴。車上已有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我能記住的有房翠芳、王淑花、朱文傑、蔡國蘭、張桂琴、季玉傑等。這是要把我們送往勞教所迫害。
非法押送的警察有一個我認識，是我曾經的理髮顧客，其他我就不認識了。
到了佳木斯西格木勞教所，把我們帶下車。我由於在勃利時絕食，身體太虛弱了，走的慢點，被勞教所的一個叫「大龍」的男警察在我身後面踢了一腳，把我差點踢倒。勞教所的人把我和張桂琴同修帶到一個屋內強行銬在鐵床上輸液（她在勃利看守所時也絕食）。回來後我倆震驚了！就這一會兒功夫，勞教所也不知用甚麼辦法，把我們這次送勞教的其他法輪功學員都給「轉化」了。我和張桂琴因為不「轉化」，被關進嚴管隊九中隊，在那裏不准煉功。因為我們煉功，就把我們一隻手銬在（上下兩層床）上鋪床的床頭上，人站在地上，不讓我們睡覺，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給我們打開手銬。送去當天晚上張桂琴被一個女警察帶進她的值班室，第二天早上才把她放回來。張桂琴說，警察用電棍電她的嘴。
當時是在西格木勞教所的老樓，共關押了大約有二百左右的法輪功學員，男法輪功學員一個隊，七、八、九中隊是關押女法輪功學員的中隊。我們在老樓的一樓被囚禁了三個月左右，在深秋的時候把我們轉到新建的樓。
1、在老樓的情況
老樓的環境很差，屋後面靠山，窗戶上有的沒玻璃，剛到那時正值夏天，屋子的蚊子別提多些了。下大雨時，雨水從窗戶、從牆縫進屋了，盆子、鞋子都飄起來了。
勞教所是這樣「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先是利用「猶大」用歪理邪說把剛送進的法輪功學員大批「轉化」，被「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就轉到七、八中隊，剩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關在九中隊；然後再把堅定的法輪功學員一個個往外提，單個「轉化」，「轉化」後，就調出九中隊，剩下堅定的越來越少；然後再把這些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再帶到已經被「轉化」的七、八中隊，讓猶大和幾個「轉化」的人圍著一個堅定的法輪功學員「轉化」她。就這樣二百左右的法輪功學員，最後只剩二十人左右堅定修煉的。勃利只剩我和張桂琴了。
由於我們不「轉化」，監室的門上面有個小喇叭，勞教所天天播放污衊大法的廣播。警察利用「猶大」天天逼法輪功學員「轉化」，你不聽她們的那些歪理邪說，「猶大」們照樣說，我就用手捂住耳朵不聽她們說那些，猶大就拽我胳膊逼我聽。警察知道了我不「轉化」、不聽之後，叫「猶大」（這個「猶大」原是七台河的法輪功學員，被勞教所「轉化」後，成為「猶大」，人性扭曲，她代替了警察，成了「轉化」法輪功學員的頭，「轉化」法輪功學員最厲害，她專門給警察出主意怎樣「轉化」我們：就是先大批「轉化」，呆一些日子再開始一個一個的「轉化」瓦解，都趕上「二所長」了）把我帶到了七（或八，我現在記不準了）中隊。一進屋是一個大鋪，大鋪上只見幾個已經「轉化」的人圍著一個沒「轉化」同修逼她「轉化」。灌輸邪悟的東西。有坐著的，有站著的，有好幾伙。我在這裏見到了有半年多沒見面的阿姨鄂純賢。
我聽說她「轉化」了，所以我見到她心裏很難受……曾經是那麼堅定的人……她在裏面堅定能有七、八個月，我剛到時她還沒「轉化」呢。後來沒幾天也就一個星期左右，她就「轉化」了。她剛「轉化」時，不讓她接觸堅定的同修，看她「轉化」徹底了，不能反彈了，警察才讓她見我們。我沒和她多說啥。我要回到我原來的監室，這個「猶大」不讓。我不管那些就回去了。還沒等進屋，就被女警察於文斌叫到她的辦公室，她用拳頭照我頭部猛擊了幾下，我沒站穩一下坐在了沙發上。她說：你以為這是你家呢，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告訴你，你不是不聽嗎？我弄個耳機塞到你耳朵上，不聽也得聽！
 酷刑演示：罰坐小板凳 |
因為我不「轉化」，我被調到另一個監室和堅定的同修在一起。我們被迫坐在小塑料凳上，一坐一天（除了上飯廳吃飯外），屁股都坐破皮了，腿腫了起來。在那精神上的壓力非常大。「轉化」的人可以想幹甚麼就幹甚麼：可以隨便走動；可以隨便打開關押我們的門鎖進關押我的監室；可以見家人、打電話；可以減期，非常自由。而我們沒「轉化」的，這上面的一切都不可以。而且勞教所還告訴我們：不「轉化」服刑一個月再加期半個月。就這樣還嚴加看管我們。剛進去時不長時間集訓時，能讓我們到外面飯廳吃飯、讓上廁所，但是也是有時間限制的，也不隨便。後來大部份時間是在監室裏不讓出監室，窩吃窩拉。
在勞教所我們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承受的不僅僅是勞教所警察給我們帶來的壓力，也承受著已經「轉化」的人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她們「轉化」後，就站在邪惡的一邊，她們看見我們學法就向警察報告。而我們曾經是同修一部法，結果變成這樣……
2、在新樓的情況
到秋天我們就被帶到剛建好新樓。我被關在一樓（沒「轉化」的都在一樓）的陰面（不朝陽）。因樓剛建好，屋內潮濕，屋裏長了各種顏色的毛，還有難聞的氣味。在新樓的情況，剛開始讓上廁所，後來由於我們傳遞經文，就不讓我們出屋，不讓接觸任何人，連已經「轉化」的人都不來了，因為看「轉化」不了我們。就讓我一個人在屋裏，屋裏吃、屋裏拉。有人把飯送進屋裏，大便讓我便在屋裏的一個盆裏，等便滿盆了，來人才給倒掉。因不「轉化」，不「轉化」的人都這樣。在新樓時，有一段時間我的舌苔都脫落了，全是嫩肉，還有幾條血口子，從舌頭到嗓子都是腫的，吃東西都帶血，特別疼，嚥不下去，後來連水都嚥不下去了。
勞教所的氣氛陰森恐怖，有的法輪功學員被直接迫害致死，有的被逼虐殺，我縣的房翠芳就是被虐殺的。在勞教所我主要承受的是寂寞和來自精神上的恐怖壓力。我都要崩潰了，想死的心都有了……
這樣的環境，就我一個人在監室裏，他們用這種寂寞的方式想摧毀我的意志。大約有四十多天不讓接觸任何人。不少人承受不住，就「轉化」了。張桂琴就是在這個期間被迫「轉化」的。後來我們又聽說有兩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在這之後我們十多個被嚴管同修開始了反迫害，要求自由，無條件釋放。我們開始絕食。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惡警把我們帶到了對面的廢棄樓，樓裏沒有暖氣。
3、在廢棄樓發生的事
剛到廢棄樓在門廳，一群惡警有男有女的，把我們圍了起來，有同修被他們毒打又按在地上（我沒挨打），打完後開始把同修連拖帶拽的一個個拖走，拖到監室裏。我也被帶到廢樓的一個房間。我們三個同修在一個屋子都被銬在鐵床上，只有上廁所、吃飯時（也在屋裏）才給打開手銬。有的警察我要上廁所她能馬上給我打開手銬；有的就讓我等著，她不懷好意就是憋我。我的手都被銬腫了起來像麵包一樣，警察說是胖的。那屋裏非常冷，穿著棉衣棉褲，還蓋著被子，身體都凍透了。關了九天，這九天始終把我們銬在床上，雙手都銬著，只能平躺，後背、腰哪都疼。正月初八的晚上，把我們從廢樓二樓被帶回到新樓的二樓繼續嚴管。我們在下廢樓時我們腿都不好使了，我們都走不了路了，是犯人把我們攙下樓的。
在勞教所不「轉化」不讓親人接見，我特別想家啊，想爸爸媽媽，還有奶奶。但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師父給了我新生，讓我知道了怎麼做人，我不能背叛師父，背叛大法，我不能「轉化」。到了二零零一年的夏天，我才由嚴管轉到允許上車間。到了一年的冤期，也就是七月十三日，也不放我，又給我加期兩個月，後來海外譴責中國勞教制度和超期關押，中共迫於壓力，到九月十日才給我解除非法勞教，九月十二日被媽媽和姐姐接回家中。這還是屬於提前釋放，如果沒有海外的聲援，我還不知道被關押多長時間。
我在勞教所時，奶奶去世我都不知道，回來才知道的。回來後聽媽說：奶奶看電視也知道打壓法輪功，可是看到我很長時間也不去看她了，奶奶問我媽媽：小梅怎麼沒來。媽媽說我去進修去了。奶奶說：你們就騙我吧。奶奶很想我，為我擔驚受怕很快去世了。因為在孫女當中，奶奶是最疼愛我的。回來後知道奶奶過世了，我心裏很難過。奶奶去世我也沒見到最後一眼，覺得挺遺憾的。
回到家，我怕當地警察還迫害我，我也不敢在家呆跟爸爸媽媽在一起，果然片警曹輝到家找我。
四、第六次被綁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末的一天的半夜，我又被綁架了。那是在我二姐家，有七台河和勃利的五、六個部門，十多個人（我知道的有勃利縣公安局的宋國良），來了六、七台車，抄完家把我帶走了。
原因是這樣的：一次我得到了一個外地法輪功學員的名字和電話號碼，我不認識他，他家是哪的我也不知道。一天我就按這個號碼打個電話問一問。接電話的是個男的，他問我是誰？我說我是王桂梅。我說你是誰呀？他不說。他問我你找誰呀？我說出了這個法輪功學員的名字。他也沒說他是。我就覺得不對勁，就把電話撂了。沒幾天我就在我二姐家被綁架。在這一天晚上我媽家、我大姐家這些人員都去了，還抄他們的家。哪都翻，連灶坑、地窖、天棚都翻，沒翻著啥。在我二姐家把我的一個兜，裏面有大法書和七百元錢讓曹輝拿走了。這些人以為我是（法輪功的）頭，所以下了這麼大的力氣。
 酷刑演示：鐵椅子 |
他們把我綁架到勃利新起派出所（現在的新華派出所位置）。開始審我的老多人了。他們分了幾個班輪番審我。問我和那個人怎麼認識的？都幹甚麼？我說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我不認識他。他們又問我資料是從哪來的？我沒說。曹輝圍著我用塑料尺照我腦袋拍打了一圈。他恐嚇我，逼我說。警察李宏用拳頭打了我一下。龐偉狠狠的打了我一嘴巴，把我打得整個身子轉了大半圈，差點倒了。接著龐偉又拽著我的衣服推著我往牆上撞。我當時被銬著手銬，第二天晚上又給我戴上腳鐐，又用大鏈子把手銬和腳鐐連起來。他們不讓我吃飯，不讓我喝水，不讓我睡覺，就讓我站著，有三天三夜。後來看我不說啥，第三天的晚上就把我送到看守所。送到看守所後，讓我坐鐵椅子，還審我。還是曹輝等警察。是在一個審訊室，屋子裏挺暗的。經過前三天的迫害，我有些神智不清了。這時他們發現我的眼睛直了，接著我的身子也軟了，我幾乎要不行了，身體也沒有知覺了。曹輝一看我這樣，他往我臉上噴礦泉水，看我沒有反應。他以為我是裝的。他跟在場的人說：把她的衣服扒光，扔進男牢房。後來他們就打開鐵椅子，把我放下，我身體不由自主的就癱倒在地上。我身材比較嬌小，可他們幾個人費了好大勁才把我抬到了監室裏（醒來知道是女監室）。當時監室裏關押了一個叫「小代子」女法輪功學員，小代子一看我這樣了，她就抱著我喊我，我才一點點醒過來有了點意識，不一會兒我又啥也不知道了。後來看守所找來一個人，我也不知誰，拿聽診器聽了一會兒說我內臟有問題。他們讓男犯人把我背上車，把我拉到縣人民醫院門診室，這已經是深夜了。他們給我銬在床上，強行打點滴。警察李宏告訴屋裏的人，說我不吃飯，絕食才這樣的。有一個不明真相的人聽信了警察李宏的話，認為我這個人可恨，因為法輪功被中共污衊。他拿一個東西，可能是水果皮朝我打來。後來有一個好心人，趁他們不注意時進到房間，跟我說話。我告訴他：我被抓了，我家裏都不知道我在哪。我告訴他我家的電話號碼（後來聽我媽說：他親自騎摩托車到我家告訴了我媽，說我在人民醫院。這家裏才知道了我的下落。在這之前我家裏的人都不知道我被關在哪了，去派出所問他們也不告訴我家裏的人，一家人心急如焚）。
到了第二天早晨，在醫院裏我要上廁所，李宏不讓我去廁所。人民醫院門診部臨大街，車來人往，他就讓我一個大姑娘在醫院大門口小便。回去給我繼續打點滴，不一會兒，我還想上廁所，李宏才把我帶到住院處，把廁所裏的人都攆出來。我上廁所，他也跟進來，看著我上廁所。
在醫院打完針後，他們又把我拉回看守所。在看守所裏，七台河的人是610的還是國保的我不知道，也來審我。他們來了有三、四個人。後來七台河的人說送我回家，結果他們把我拉到了七台河拘留所（在六呂，現在的兒童福利院）一樓，拘留所的人一聽說我在勃利看守所始終絕食，他們不收我。送我的人不管這個，把我扔在拘留所就跑了。在那裏我還是絕食，在那裏我被關了大約有五天。後來在親屬的營救下，把我接出來。我這次從被綁架到放回家一共是十三天。在勃利看守所的時候，有人威脅我說，你已經勞教一次了，這次如不放棄信仰，最少得判二年到三年勞教。
五、以後的情況
我原來和父母相依為命，被多次綁架關押，家裏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沒有生活來源，父母的生活成了問題，年歲又大，沒有錢買煤，我爸爸沒辦法騎自行車到很遠的高速公路上，掃拉煤車散落在路上的煤面。
父母都年齡大了，而且因為我堅定修煉，我家經常被騷擾，每次父母都嚇得夠嗆，聽到風吹草動都害怕。我從勞教所出來後，片警曹輝還不斷來家騷擾。還攆我父母走，不讓在這住，讓父母搬家。爸爸非常害怕。是因我被迫害讓他們痛苦了，我心裏說不出的滋味。
在家無法做生意了，我來到七台河租了個門面。開始生意也不好，剛要好起來，可是在二零零三年大約三月份吧，七台河又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抓捕，我又被牽連上了。他們找不到我，就告訴了勃利。勃利新起派出所曹輝等人到我媽家，曹輝逼我家老人帶他們到七台河我的住處找我。給我媽媽嚇得都要不行了。這次沒抓到我。因我知道消息後提前離開了那裏。我沒地方去了，那時七台河很多法輪功學員都被抓起來了。而且我認識的法輪功學員幾乎都被抓了。到親屬家、哥哥家也不能去，他們都害怕，不敢留我，怕受牽連，我無處可去，走在大街上，外面下著雨，我打著雨傘流著淚，覺得好苦啊。
沒辦法我被迫流離失所去了另外的城市。到另一個地方須要從頭做起，開始的生意不好。掙來房租錢，就沒有吃飯錢了。那時為了省錢，我有時一天兩頓飯，四個小饅頭是一天的伙食，連鹹菜都捨不得買。父母我都沒能力照顧，爸爸甚至起早天不亮，就去高速路掃拉煤車顛掉的煤燒。還撿廢品。那時父母要辦低保，可是街道委主任不給辦，說因為我煉法輪功。
我本來有幸福的家庭，紅火的生意，但為了避免再被迫害，為了老人不再被恐嚇騷擾，我有家不能呆。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真正的在家安穩的生活過。到了二零一二年我才在很遠的他鄉成了家。回家一次看父母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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