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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德州市彭才秀遭迫害離世 生前控告江澤民
德州市德城區二屯鎮法輪功學員彭才秀，自一九九九年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被非法勞教三年，多次遭到綁架關押，她的女兒青島大學高材生王燕也多次遭到恐嚇騷擾，大一放假時在親眼看到母親被綁架勞教後，不滿二十歲的姑娘承受不住打擊而精神失常，至今已十三年。丈夫為了照顧病重女兒而被迫放棄工作，賣掉房子。全家人只靠彭才秀微薄的工資生活。彭才秀在遭受身體虐待和精神折磨後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彭才秀向最高檢察院郵寄了控告江澤民的《刑事控告狀》，控告江澤民邪惡集團對她的迫害。但最高檢不僅不依法受理，反而將訴狀退回到當地，報復原告。二零一五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底，德城區二屯派出所警察在明知彭才秀病重的情況下，闖入她家，恐嚇威脅，她丈夫氣憤地對警察說：「她都這樣了，你們還來，是吃飽了撐的！再來出了問題你們要負責任。」警察隨後又至少兩次闖入她家逼迫威脅，給彭才秀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致使病情不斷惡化，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號含冤離世，年僅五十八歲。
以下是彭才秀生前所寫的對江澤民的《刑事控告書》：
我叫彭才秀，一九九七年二月份，我丈夫得了梅毒病，使我的家庭陷入了危機，在我們準備離婚的時候，經人介紹我修煉了法輪功，修煉後我十幾年的皮膚病、心臟停歇、低血糖病等，在不知不覺中都好了，我也主動跟丈夫說話了，所有的恩恩怨怨都消失了。丈夫看了《轉法輪》這本書後，像換了個人似的，不抽煙喝酒了，不罵人了，脾氣也變好了，丈夫的病不治而好，直到現在也沒犯過。女兒也看了書，變得聰明更可愛了，法輪功給我家帶來了幸福和安康。從此我的家庭有了歡笑，一家三口真是受益無窮啊，這一切的改變都是因為我們拜讀了大法，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得到的。修煉法輪功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這麼一部高德大法，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卻被江澤民小丑妒忌，利用媒體對法輪功謊言污衊誹謗和鎮壓，導致每個學員及家庭陷入痛苦之中。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這天，我照常出門到煉功點上煉功，剛出門就被廠領導李某、女書記張廣茹（也是受害者）堵在家門口。讓我和女兒上了車，在市廣場轉了一圈，平時煉功的場面不見了，只看見警車和警察。而後把我娘倆送回家，張書記叫著我女兒的名字問：「王燕你還學嗎？如果再學就把你送勞教去」。我女兒當時才十多歲，從小膽子就小，從來沒有見過這陣勢，只得違心的說「不學了」。過了幾天，我的家就被公安警察給抄了，搜走了大法書、師父的法像，一夜之間我們的修煉環境沒了。
在我遭到無理不公正待遇，在沒有任何地方說話的情況下，七月底我去北京上訪，剛到天安門廣場就被便衣截住，問我你是煉法輪功的嗎？我說是。便衣就把我帶到一個大廳裏，這裏關了很多學員，晚上又把我劫持到駐京辦，一個年輕警察惡狠狠的說：「你給我蹲下」。第二天，當地公安局人員和我丈夫單位（德州市十三局）保衛科田建國等人把我拉回本地，關押在德城區東地派出所一宿。田建國勒索我丈夫一千元，說是油錢。而後把我帶到公安分局拘留一個月，又把我投到看守所關押了一個月。每天吃的都是硬的窩窩頭和鹹菜，並受到歧視。
而後又被單位非法監視半年，不讓回家，沒有人身自由，還叫看門的職工看著我，否則就扣他們的工資，叫他們回家。並且東地派出所的警察經常來騷擾。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單位無緣無故扣留我，不讓我回家，住在廠裏。十二月份我正在上班，德州公安局警察開車到我單位，由書記張廣茹陪著，直接把我綁架到山東淄博王村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三年，理由是「擾亂社會治安罪」。我被關押在勞教所的四大隊。每天除了晚上睡覺在床上，就逼迫學員坐在一個窄小的小板凳上看電視造假宣傳，「天安門自焚」偽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栽贓，不讓閉眼。而後寫思想彙報，逼迫說假話，寫所謂的「三書」（保證書、悔過書、揭批書），只要在紙上寫真話，就把人帶到人看不見的地方，電棍伺候。一天我下樓時看見四個男警察抬著一個嘴裏喊著「法輪大法好」的女學員，直接把她關入小號，酷刑折磨。警察還經常把法輪功學員聚在走廊裏，手提叭叭作響冒著藍光的電棍威脅恐嚇，七八個男警察把敢說真話的學員揪出來，並戴上手銬弄走，不知去向。回來的也是手指頭被電的變形，一個叫李雪梅三十多歲的女學員腳面被電的鞋都穿不進去了，還有一個女的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一次我遭到犯人不堪入耳的辱罵，我報告了隊長，隊長不但不懲治罵人者，反而給我戴上了手銬，帶到廁所裏銬在暖氣上一宿。當時我身體出現不適狀態，乾嘔，吐不出來，非常難受，警察才打開了手銬。不但使我身體上難以承受，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讓我生不如死明明知道法輪功是好的是最正的，還要違背自己的良心出賣師父，檢舉同修，每當想到此我眼淚止不住的往下流，從心靈深處覺的對不起救度我的師父。
二零零二年我從勞教所回家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整個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被勞教期間，為了能讓女兒上的起大學，丈夫被迫買斷了工齡，失去了工作，單位只給了兩萬元錢，可是更不幸的是女兒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
女兒接觸大法後聰明伶俐，那時剛剛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青島大學，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後，公安警察一次次到我家騷擾，恐嚇、抄家，我被抓走勞教時，她大一放假剛回家。親眼看到這一幕後，使女兒心理受到極大的創傷。再加上共產黨利用全部宣傳機器反覆宣傳編造的「天安門自焚」偽案，血淋淋的「一千四百例」假案，傅怡彬「殺人案」等栽贓案，在女兒頭腦裏留下了陰影，十分恐懼，精神一天不如一天，被迫失去了學業，當時女兒才二十歲。
女兒一直排斥我，不願和我單獨在家。有一次，女兒把一個水果刀放在她身邊，丈夫回來後問女兒怎麼回事？女兒回答說是「防身」。原來排斥我的原因是怕我害她。有時女兒趁我不注意，手裏拿著錐子扎在我腦門上，要麼是冷不防拿個凳子向我投來，砸的我頭上起大包。女兒還經常給一百一十打電話，叫他們把我抓起來。待一百一十來我家後，看見女兒真有病，並拍下了女兒吃的藥，才沒抓我。我丈夫怕出意外，給我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住了四個月。
在女兒病情嚴重時，幾天幾夜不回家，我和丈夫四處找，有時找不到時，丈夫坐在馬路牙子邊落淚。終於打聽到110給送到救助站了，我倆又跑到救助站，告知昨天剛把一個沒穿褲子的姑娘送到德州市精神病院了。
從女兒得病至今十三年了，共住了五次院，把房子也賣了，「尋人啟事」張貼了三次，幸有好心人告知下落。因為曾經公安局對我的一次次迫害，女兒對公安局有很大的陰影。最嚴重時是在二零零四年，女兒經常跑到公安局門口站著，在大廳裏躺著，失蹤了三、四次。為了尋找女兒，我到處貼尋人啟事後，每次都是公安局打來電話叫我丈夫把女兒接回家。等到女兒清醒時，我丈夫問女兒：這幾天你在哪過的夜？在哪吃的飯？女兒說：她到過公安局，有個人給了她十元錢，並說回去跟著你媽，看你媽跟誰聯繫，來告訴我們。可見這個所謂的人民警察，對一個有病的孩子也利用。在巨大的壓力下，我漸漸害怕，離大法越來越遠。
二零零七年的一天，我在家門口拾到一本真相小冊子，內容是國際教育人權披露了「天安門自焚」事件，我才明白自焚純屬偽造。王進東的臉部都被燒的沒模樣了，頭髮卻是黑的，說王進東練了六年的功，但卻不會雙盤，兩腳之間夾著的可口可樂塑料瓶卻完好無損。小劉思影被燒後喉管被切開後，卻能說話。種種疑點，看到後，我非常震驚，原來自己被江澤民造假謊言洗腦給欺騙了。思前想後，決定繼續修煉法輪功，我要給仇視法輪功的世人講真相，揭穿謊言的毒害。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我去市場趕集，送給一男人一張「神韻」光盤，被其構陷，德城區公安分局六一零張希坤帶領三四個人，二話沒說就把我從電動車上拽下來，幾個警察把我按倒在地，強行戴上手銬，拖進車裏拉到東地派出所。一會我就不省人事了。他們把我拉到東地派出所仍在地上後。我才慢慢的醒過來，開始嘔吐，眼睛睜不開，全身無力。一個人拽著我的頭髮向後拉，還說「別裝了」，給我拍照。我在極度痛苦的情況下仍然向他們慈悲的講述法輪大法的美好；講「天安門自焚」是偽造騙人的；講善惡有報的天理。
下午，來了一屋子警察。國保警察張希坤說：「你不是有病嗎？到醫院去檢查」。說是去十三局醫院。上車後我趴在司機後背的靠椅上，問把我拉到哪去？回答說「一會兒你就知道了。」一路上我昏昏沉沉的，說話都沒力氣。車停下來了，我一看是看守所。警察劉大偉去辦關押手續。我坐在看守所的大廳裏，身體靠在暖氣片上，眼睛又睜不開了，全身無力，感覺氣不夠用，一會整個身體不受控制倒下去了。昏迷中聽到看守所人員說：不能收，她是心肌梗塞死的前兆。在此情況下才肯把我放了。他們還抄了我家，搶走三本大法書和煉功帶。
是誰給我一家人造成的悲慘遭遇？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如果沒有這場鎮壓運動，我家能會這樣嗎？沒有這駭人聽聞的「天安門自焚」、「傅怡彬殺人案」等欺世大謊，毒害老百姓，我女兒能會如此的不幸嗎？
江澤民小丑還欺騙和利用了眾多的公檢法人員，被其捆綁參與迫害法輪功，有的遭到報應，這些可貴的同胞同樣是受害者。藉此，誠心奉勸公檢法司人員在正與邪、善與惡、好與壞中，遠離邪惡，為自己生命的永遠選擇美好的未來，不當江澤民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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