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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遭綁架、關押 保定退休幼師控告江澤民
以下是高玉珍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事實：
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後，我因堅持修煉大法、進京為大法鳴冤，遭到的迫害包括：多次被綁架，一次被非法拘留，兩次被關看守所，兩次被囚洗腦班，一次被非法勞教一年。非法關押期間，我遭到了酷刑摧殘、精神折磨，身體上的痛苦與傷害、各類侮辱與羞辱人格的對待以及其它虐待。被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都是平常人想都想不到的。
多次遭綁架、關押、酷刑折磨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去北京和平上訪。第二天，回到滿城被滿城縣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非法審問，還做了筆錄。現在才知道那筆錄成了迫害我的證據，我也上了黑名單。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中午，單位領導通知我到教育局看央視污衊法輪功的電視，還逼我寫與法輪功的所謂決裂書、悔過書、保證書。我拒絕，並給他們講法輪功的真相。下午我坐車去北京和平上訪，被便衣綁架到天安門派出所，後又被劫持到豐台體育場，最後被連夜劫持到保定市拘留所。八天後才回家。家中所有的大法書全部被單位的人搜走。這之後我成了迫害的重點。
我在幼兒園中午值班時，還有人所謂的陪伴。經常我正上著班，院長逼我寫保證書，我不配合。院長還經常調換我的班，最後把我調到伙房，上全天班。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單位把我弄本縣黨校洗腦班，敲詐五十元飯費。除吃飯、睡覺外，其餘時間強制洗腦強迫轉化，單位人員也受株連當所謂的陪教，逼我轉化。因我對法輪功的堅定信仰，我丈夫被他們煽動、恐嚇，去洗腦班對我拳腳相加。單位幼兒園園長戴玉梅也去洗腦班，對我進行諷刺、挖苦、動手打我。
二零零零年臘月，我去北京和平上訪，被去北京找我的親戚看見，袁振江和「610」頭子梁民得知後，強迫我親屬把我送到公安局，國保大隊副隊長張振岳把我非法劫持到縣看守所。第二天，看守所所長王增志指使手下人，強行給我戴上一尺左右長的鐵鏈連著的手銬、腳鐐，彎腰90度，走路時我的腳腕被腳鐐磨破，鑽心的痛。我絕食反迫害，他們才打開。我絕食八天，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了，看守所怕擔責任，通知「610」頭子梁民、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梁民、趙玉霞敲詐我家屬七千元錢，兩人各分三千五百元，才被家人接回家。
 拳打腳踢 |
二零零一年三月，單位領導戴玉梅、王秀英要綁架我去本縣東馬鄉洗腦班。我上北京和平上訪討公道，被便衣警察綁架到前門派出所，被打人熟練的警察拳打腳踢，邊打邊逼問家庭住址、姓名。不知是一拳還是一腳打在我的心口上，痛的我喘不上氣來，好像心要掉出來了。我的臉、胳膊、腿傷痕累累，頭昏目眩，差點暈過去，便衣警察連夜把我拉到駐京辦事處。司機偽善的誘騙我說出家庭住址、姓名。我認清了他們的偽善用心，我不配合。天快亮就放了我。回家後，單位不讓我正常上班，也不讓我女兒上班，強迫她在家看著我。女兒對我堅持信仰不理解，對我鬧氣，我說甚麼她也聽不進去。
四月二十五日，我再次上北京討公道，當天被便衣綁架。在前門派出所被警察打得傷痕累累，又用大巴送到平谷看守所。警察用腳踢、搧耳光，逼著彎腰九十度，用竹竿打後背、屁股、腿，逼迫說出那兒的人。我絕食抗議，警察野蠻灌食迫害，先搧耳光，打懵後再把人踹倒，野蠻灌食，灌完後，強制繞大院轉圈。第十天便衣警察又把我從平谷看守所劫持到駐京辦事處。
十天後，被滿城縣「610」頭子梁民及教育局工會主席，從駐京辦事處直接送縣看守所。我在縣看守所非法關押了一個多月，天天被獄醫賈瑞芹野蠻灌食，每天灌兩次。每次灌食打開鐵籠子時，鐵門「嘩啦」一響，賈瑞芹身後跟著七、八個小伙子，氣勢洶洶的一擁而入，讓人感覺陰森、恐怖。每當這時，同監室不煉功的姐妹們都為我們捏著一把汗。將我們五名法輪功學員一個個連拉帶拽拖出鐵籠子。賈瑞芹、李更田心狠手辣，指使手下揪住我們的頭髮，一把拽倒，按住胳膊、腿，死死壓著。賈瑞芹用二尺長、手指頭粗的皮管子使勁往我們鼻孔裏插，有時插得我們鼻血往嘴裏流。皮管子另一頭接上漏斗，將滿滿一小盆半生不熟的玉米麵粥加菜湯子灌進去。有時我們肚子脹的受不了，就往廁所裏吐，被賈瑞芹看到，就衝上去連打帶罵：「叫你吐！吐了還得灌！」然後，將我們拽出來銬在鐵籠子上。有時灌完後怕我們吐出來，就將我們一個個反銬在鐵籠子上，還不讓上廁所。那時正在剜草莓把兒獲取經濟利益。送草莓的客戶都親眼看到看守所是怎麼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
灌食時，我們不配合，經常遭到李更田、賈瑞芹的惡毒暴打。賈瑞芹脫下我們的鞋，用鞋底兒「劈劈啪啪」抽臉，打胳膊和上身；李更田拿硬木棒打我們的下身、腳踝子骨、手腕等處，邊打邊罵下流的話。我們被折磨的渾身是傷：臉腫、眼窩青紫；胳膊、臀部、兩腿青一塊紫一塊；兩腿腫起很粗，腳面腫得像小饅頭一樣。當時正是摘草莓的季節，看守所還讓我們這些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人做奴工。
被非法勞教
經過一個月的殘酷折磨，我們個個瘦得皮包骨，臉脫了像，瘦得嚇人，但沒少挨一頓打。五月五日滿城縣「610」、國保大隊將我們非法勞教一年。在送保定勞教所的前九天，「610」頭子梁民就辦理了所謂的勞教手續。送我們去勞教所的那天，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賈瑞芹再次騙我們，說放我們回家，催我們收拾東西。我被趙玉霞騙出看守所大鐵門後，沒有見到家人，國保大隊副隊長張振岳遞給我一份被非法勞教一年的勞教書。還逼簽字、按手印，被我拒絕。
二零零一年五月五日到勞教所，犯人劉建舉等人上前揪頭髮、搧耳光，有的用打蠅拍兒亂打，我被打的昏迷過去。勞教所大隊長李大勇（滿城縣神星鎮的惠陽廠人），用鐵釘子狠狠的扎我的腳心、人中。晚上三、四個已被所謂轉化的猶大圍上來，灌輸歪理邪說，誹謗我師父與大法。我絕食抗議，勞教所隊長張國紅指使幾個犯人，像拽麻袋一樣從三樓拖拽拉到平房醫務室野蠻灌食。後幾次在班上灌食，等全班人都出工時，獄醫杜寶川身後跟著犯人班長小芳，與犯人中品質惡劣的四五個人，獄醫杜寶川進監號陰陽怪氣的問「你是吃，還是灌？」不等人回答，一隻手揪住頭髮，從床上拽下來，另一隻手抽幾個大耳光，用腳使勁踢到，再指使手下再抻起來，死死按在椅子上，先揪住頭髮讓你昂頭，脖子槓在椅背楞上、後面一個人用布條使勁勒著肚子、張紅（吸毒犯，保定人）用毛巾墊著手捏住我的鼻子、四肢被三個人死死的按著，全身一點兒動不了。杜寶川用開口器（像鉗子一樣）撬嘴，小芳將濃鹽水和少量的奶粉，用飯盆盛著，一連灌幾勺，連吸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隨時都可能被憋死，五臟六腑快要炸了。灌完後，喘息好長時間才緩過勁來，我的胃、喉嚨被濃鹽水蜇得幹痛，不停的咳嗽、嘔吐、頭發脹，臉憋得通紅，這樣的慘狀經歷多次。二零零二年勞教所用這種卑鄙的方式已灌死兩名大法弟子。
二零零一年七月份一天晚上，夜已靜時，我看師父的講法，被巡夜的犯人發現，立馬把我拽到辦公室，逼問誰給的。勞教所隊長劉紫微、閆慶芬指使兩個犯人搧我嘴巴，啪啪不知打了多少，打一會兒就逼問一遍。最後我被她們逼在走廊裏罰站，夏天蚊子、蟲子太多，被蚊子叮的全身奇癢。一直到天亮，怕別人看見，閆慶芬才讓回去。
二零零一年曾被整到四樓攻堅組，「獄中獄」，強制「轉化」二十多天，一天二十四小時有八個人輪換給我洗腦。閆慶芬見我不配合「轉化」，指使犯人張建英逼迫我罰站，必須鼻子尖、肚子、腳尖都挨著牆面，如站累了蹲下，犯人包夾張建英在身後拳打腳踢。一天二十四小時只讓睡一個小時的覺，早五點讓睡一個小時，六點又連推帶叫起來。幾天後又讓我坐著，也是二十幾個小時，屁股坐的疼痛難忍，鬧心，屁股上的皮一層一層的脫落；又逼著抱蹲，腳後跟並攏，上身挺直，兩手抱後腦勺，兩臂架起來成一直線，頭抬起來。時間一長，兩隻胳膊酸痛，脖子沉痛，兩腳被身體壓得麻木失去知覺，兩腿脹痛、腰痛，上廁所時站起來後五分鐘都站不穩。回來後還繼續抱蹲，如兩隻胳膊沒架起來，立馬就被犯人張建英拳打腳踢、搧耳光、拽頭髮、辱罵。三撥人輪換灌輸歪理邪說，晝夜不許閤眼。
那些被指使的犯人也很可憐，怕我不配合，整天盯著我，怕大法弟子之間說話、互相看一眼被包夾發現就大罵一場，重時連打帶罵。她們怕勞教所隊長給她們加期。
二零零一年，我在保定八里莊勞教所被吸毒犯、同性戀者包夾。一次全體人員上樓，我與同鄉殷鳳芹相互看了一眼，被緊跟在身邊的包夾犯人崔娜看見，上前一拽，把我連拽帶推，進班裏後，拳打腳踢，打倒了再拽起來打，還說：「讓你們看……」犯人白潔也上手打，用腳踢，拽著頭髮往牆上撞，我被打的暈頭轉向，大聲喊「打人啦！打人啦！」警察聽到後來了，白潔、崔娜當著全班的人說沒打，警察也裝模作樣的說：「沒打就算了，幹活去。」轉身就走。警察走後，白潔、崔娜兩個人又接著打，別的班的大法弟子聽到後向警察反映情況。我被打的起不來了，躺在地上痛哭。這下來了幾個警察，見我被打的起不來了，躺在地上痛哭。警察為了不讓我哭喊，指使吸毒犯、同性戀者拿膠帶按著我的頭把我的嘴粘上。警察劉軍輝還拿來錄像機要給錄像，誣蔑我說：「她煉法輪功煉瘋了。」我不配合。警察還下令，把幾個班的人叫來，讓她們觀看，警察劉軍輝又拿錄像機錄像，還逼班上的所有人表態，逼她們說沒打我。幾名大法弟子義正詞嚴的揭穿他們說「如果她們不打，她能成這樣嗎？我們都聽到了。」
整整迫害了我一上午之後，把我拽到床上，警察和別的班的人走後，犯人白潔嬉皮笑臉、洋洋得意。我就開始絕食抗議。第二天白潔給我分了一大堆縫帽子的活兒，被我拒絕。白潔奸詐的說：「你不幹，把活兒分給你班的人幹，你們煉法輪功的不是做好人嗎？不是忍嗎？自己不幹，讓別人替你做。」煽動其他人對我增加仇恨。第三天就給我灌食。犯人白潔、崔娜還有幾個人，她們把我按在地上，狠狠的按著頭，胳膊、腿，全身按的死死的，鼻子被捏的緊緊的，灌食時一勺接一勺灌，感覺快窒息了，真想一下跳起來。上衣、脖子全被稀奶粉濕透，灌完一大會兒，才緩上勁來。一連灌了幾天。
後來我被關押在嚴管班強迫勞動。縫半成品毛衣、帽子。做假花枝、花葉、花朵。每當上邊來檢查時，勞教所隊長趕緊下令，讓包夾把我們的活兒趕緊收藏起來。檢查人員走後把活兒馬上拿出來，接著幹。
在勞教所的一年零一個月，我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小號裏度過的。期間不「轉化」不讓孩子們接見。孩子們去了也不讓見，女兒們看其他孩子們與爸媽見面，她們只好抹眼淚回家。
在保定八里莊勞教所被非法關押一年零一個月，工資卡被單位工會主席王秀英騙去，一年多的工資非法扣發。總數一萬九千多元，至今未給。
洗腦班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非法勞教一年到期，「610」副頭子張雪冰、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教育局工會主席從勞教所把我接出來，用騙術把我劫持到涿州南馬洗腦班。當場「610」副頭子杜永祿用銬子把我銬在一摟粗的楊樹上。他們臨走時張雪冰走到銬我的大樹下假惺惺的說：「你在這好好學習幾天，過幾天再接你回家。」我從下午被銬到吃晚飯，他們才打開手銬。
我心如刀絞，心裏惦記著家人，心想家人知道我今天回家，這些人是否在欺騙家人，家人一定在等我回家。晚上一點飯也沒吃，一滴水也沒喝。惡人把我關在一間專門關押法輪功學員的房間。到了晚上十點左右，一個高個年輕小伙子，把我叫到一個所謂的談話室（裏面有四個人）進屋後，朱建華問了些簡單的問題，還做了所謂的記錄後，朱建華陰陽怪氣的問：「你還煉不煉？」我說了一個「煉」字，「啪」一個大耳光扇在我臉上，「叫你煉！」，「劈啪」一連扇了二、三十個大嘴巴，打的我頭暈目眩，眼冒金星，直到打累了，他才住手。我又被推到沙發上，停了片刻，一個彪形大漢把我從沙發上一下拽起來，用厚書像雨點般的「劈啪」「劈啪」打臉。打累了才停下來，又把我搡倒到地上，停了不到五分鐘又從地上拽起來，又一個大漢從裏屋拿皮帶渾身抽打，邊打邊逼問還煉不煉，我的嘴臉都腫起來了，眼睛睜不開。最後，另一個彪形大漢拿一根像警棍樣的膠皮棒，其他人把我頭按在沙發上，兩個人按上身，兇狠的打臀部、腿，邊打邊狂喊「還煉不煉？」這時我已奄奄一息了，嘴張不開，眼睜不開，痛得全身哆嗦。一直打到我快昏死過去了他們才停手。
十分鐘後，那四個人把我連拉帶拽拖進了那間房子，扔在床上，又由朱建華與另一個姓楊的開始用洗腦的方式，歪曲事實，侮辱大法，妄想改變我對法輪功的堅信。一直到天亮，他們倆才離開。這時我全身動不了，出餿主意的杜永祿不停的在屋裏走來走去。下午他說：「你等著吧，你們園長下午就來了。」
傍晚，園長黛玉梅才來到我所被關押的房間，進門第一句話就說：「你真不要臉，要不是看你這樣，我來了就掏死你，你給我找麻煩。」黛玉梅又說：「要不是看你親戚的關係，我才不來看你。」晚上，姓楊的打手又把我叫到打人的那個所謂的談話室。一個打手在黛玉梅教唆下，侮辱我說「你在單位不務正業、沒人緣、與婆家娘家關係不好等。」說著他們又用昨天晚上那殘酷的手段打我，痛的我渾身打哆嗦，用膠皮棒暴打屁股時，痛的我差點窒息。我半死不活時他們把我架出來，我渾身癱軟用銬子銬在一摟粗的楊樹上，一直到天亮。黛玉梅就住在隔壁，她聽的一清二楚，她見我被打的死去活來都不轉化，下午她就匆匆回滿城了。第三天派單位兩名辦公室主任來了。黛玉梅共派四名，一名是出納，輪班二十四小時監管我一個月。第二個月，黛玉梅、王秀英又雇了一個佗南鄉某村一個年輕媳婦兒看了我一月。她們的吃、喝、費用都是我的工資。
在洗腦班，十月份又逼我們「轉化」，用冷凍這種卑鄙的手段強迫轉化。寒冷的早晨，洗腦班的打手們把正在絕食的我野蠻的拽出來，棉衣、鞋不讓穿，只穿秋衣、秋褲、襪子，銬在一摟粗的楊樹上。凍的我渾身打哆嗦、嘔吐。打手們才打開銬子，我被非法關押半年之久，整夜手被銬在床稜上，白天強制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聽他們念歪理邪說的書等，看、聽後必須寫體會、認識。早晨跑操。吃飯、幹活、洗漱、上廁所都要站隊，如不服從，強制在太陽底下站著暴曬、或被銬在一摟粗的大楊樹上。
我在涿州洗腦班非法監禁時強迫種菜、抬大糞湯，澆菜、除草、洗床單、打掃院子、監室，打掃、擦辦公室、打人的談話室。我在涿州洗腦班非法監禁一百六十三天。
我絕食反迫害十三天，食水未進，洗腦班的人見我奄奄一息，怕我死在裏面，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洗腦班的人給我家人打電話，讓他們去涿州洗腦班勸我吃飯。家人見我不成人樣了。說：「她出了事誰負責？」洗腦班的人說：「你們滿城「610」和她單位說了算，他們讓放人我們不留。」我丈夫找縣教育局局長，局長怕擔責任，才找滿城「610」頭子梁民，梁民給涿州洗腦班打電話，家屬被涿州洗腦班敲詐二千元錢。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我才輾轉回到家。
無休止的騷擾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國保大隊隊長趙玉霞、戴玉梅等人敲我家的門，我沒給她開。趙玉霞、戴玉梅就闖到滿城二中找我女兒。讓班主任謊稱：她爸要鑰匙，趙玉霞、她們拿到鑰匙非法闖入我家，騙我說，要我跟她去派出所問個事。我屢次被她們欺騙，迫害的我險些失去生命。這次我再也不上當受騙了。我當場揭穿她設的騙局。她還賴著不走，我女兒一下明白了，怕我再被她們迫害，嚇的大哭，哭喊著要她們走。趙玉霞才帶手下離開我家。
二零零三年，記不清那個月，滿城縣城關派出所警察侵入我家，要我的手機號碼，女兒怕我再受迫害告訴給他們了。
二零零五年某月，我正準備大女兒的嫁妝，大女兒從單位急速回家，慌恐的說：「媽你快走，公安局給親戚打電話說要抓你。」我不想躲，嚇的女兒十分恐慌。為了不給她造成精神壓力，就跟她走了。女兒的嫁妝被子，都是找人做的。後來得知公安局副局長趙洪祥（已死亡）想找我親戚辦事，就以這種形式要挾，來辦個人的事。我曾被多次迫害，趙洪祥就以迫害我為藉口勒索親戚，結果親戚真的被欺騙，花了不少錢，到現在還不明白誰是誰非。
二零零八年奧運期間，幼兒園以漲工資為由騙取我的身份證。因為當時我沒有找到身份證，幼兒園就打電話說：你煉法輪功不過日子了，還影響我們等一些話。他們還要一天見我一次面，打一次電話，被我拒絕。
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去保定八里莊勞教所大門前路過，被警察攔截要身份證，隨後就遭綁架。拘禁在八里莊勞教所北邊的一個警校大院。非法監禁三十多小時。
二零零九年一天晚上，新任園長范紅霞和張寶書又急匆匆打電話，說只要見我一面就放心了。原來是江澤民要來保定了，「610」辦公室下令她們看著我，不讓出門。
二零一一年臘月二十九、三十、大年初一，幼兒園接到滿城縣「610」和教育局的命令，從皇曆臘月二十九就開始每天二十四小時跟蹤我，在樓下或樓附近看了我三天兩夜，直到初一上午十點才離開。在這期間，我多次勸她們好好回家過年。她們怕教育局查，不敢回家。
二零一一年三月份開兩會，幼兒園教師太麗鵬和張寶書又開車在我家樓下監控了我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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