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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工業大學外語學院優秀教師控告元凶江澤民
在過去十六年中，齊秀珍女士因為修煉法輪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做人，頑疾消失了，她淡泊名利，並在教書育人中，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辨別善惡的能力。齊秀珍女士桃李滿天下，家人及朋友均受益。在江氏集團開始迫害後，齊秀珍女士多次被騷擾、綁架、監控，及洗腦迫害。
在她的《刑事控告書》中，齊秀珍女士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修煉法輪功 頑疾消失 全家受益
我小時候就體弱多病，被男孩子罵作「瘦猴子」。長大以後，身體一直很不好，小病不算，從神經衰弱到神經官能症、從腸炎到腸結核、從便秘到腸梗阻，人瘦的只有七十八斤。因為得了癌症前期的婦科病，同事、朋友紛紛前來看望、慰問……那時，我多麼希望自己不要死，多麼渴望自己有個健康的身體。多年來，為了治病，中西醫各種偏方都試了，因為貧血，吃了上千個紅棗，為了身體健康，我練三千米長跑，打太極拳還練過各種氣功。
直到一九九五年八月，我才幸運的開始修煉法輪功。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於一九九二年五月傳出的佛家上乘修煉大法，以「真、善、忍」為根本指導，包含五套緩慢優美的功法動作。到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大法已經弘傳全國各地，有近億人修煉，現已弘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煉功後，我身心受益。頑疾消失了，神奇的是彎曲的腿（羅圈腿）變直了，更年期的我又來了例假，全身心充滿活力。我從得法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再沒有吃一粒藥，二十年來，我一直思維敏捷，精力充沛的活躍在教學崗位上，一直到今天七十一歲了。
特別是學習了李洪志師父的著作《轉法輪》等，知道了要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好人，做一個為別人而活著的好人，努力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正覺。
從教幾十年，曾經在一九八八年（全軍第一次評副高職時），我被評為英文副教授，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信陽陸軍學院當時最年輕的有副高職的女教官，我好高興。修煉後，對工作更加認真負責，對學生，教書更重視育人，努力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分析、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教學中，我教學生學知識，同時教學生做人。後來，被黑龍江省老科協評為正教授時，我的心很平靜，看淡了名利。
修煉大法後，我遇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處處為別人著想。對周圍的人更加友愛、真誠、寬容。家庭關係和睦美滿，人際關係友好、祥和。而我是桃李滿天下，朋友遍四方。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人煉功，全家受益，社會受益。
例如，丈夫在外地遇到過三次大難，但都躲過了。一次夜行，從高處踩空跌下，結果沒事。一次不慎掉進深坑，也沒事。可怕的是，一次加工時，幾千轉的電鋸旋轉中，突然爆裂，碎片像子彈一樣四射，劃爛了他的大褲頭，卻無皮肉傷。他說，「好險啊！是李洪志師父救了我。」
還有，我和我大妹妹以前身處苦事、難事的時候，都有過輕生的念頭，是李洪志師父說的「自殺有罪」的道理打消了我們的妄念，法輪功救了我們的命。
法輪功是不殺生的。栽贓陷害法輪功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不堪一擊，是江澤民的又一個罪證。
騷擾、綁架、監聽企圖逼我放棄信仰
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國大陸成立了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恐怖性組織──「610」辦公室，這是一個在全國執行秘密任務、推行和實施迫害的機構。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後，江澤民又命令「610」辦公室系統性的對數以萬計的堅持「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施「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不查身份，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
十六年了！十六年來血腥迫害還在繼續：綁架、拘禁、逼供、非法判刑、關精神病院、施毒藥迫害、強制洗腦、威逼放棄修煉、罰款、抄家、變相索要財物、開除公職、停發工資、還實行連坐他人仕途等手段。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是我人生中最最黑暗的一天，被元凶江澤民一夜之間，將我變成「另類」、「惡人」，我因此一直遭受迫害，讓我的親人們在恐懼中，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鋪天蓋地的謊言欺騙了善良的世人，顛倒黑白的污衊蠱惑世人仇恨大法、仇恨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輪功修煉者、仇恨我們的師父。江澤民一手遮天，我們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申。七月二十日那天，我頭痛欲裂，欲哭無淚，猛然吐出一個血塊，胸內倒輕鬆了一些。我清醒了！我沒有錯，我堅信：我們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沒有錯，世界需要「真、善、忍」，中國需要「真、善、忍」。我和千百萬法輪功修煉者一樣無悔、無怨、無恨的堅持修煉大法到今天。
七月二十日後，在江澤民的授意指揮下，學校、居民委、派出所、公安局開始迫害我們。
哈爾濱工業大學原外語系孫姓書記找我談話，他說省裏要求寫「保證書」，放棄修煉法輪功。在他死前，又跟我說，是省裏的規定，要開除我出黨（我已經公開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
接著居委會主任讓我交出我自己的私有財產、正式出版發行的法輪大法的書籍。同時公安局在哈工大電話搭線、進行電話監聽。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到天安門廣場打橫幅，高喊「法輪大法好！」被便衣警察拖入警車，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所、監獄、「駐京辦」，然後被當地派出所的兩個警察和市「610」一人勒索了六百元，同回的另一個同事也被迫交了錢。在北京的三天時間，北京公安局像對待犯人一樣對待我們：搜身、審訊、關在密室裏被竊聽、照相、簽字。回到當地派出所，被送到看守所，因身體原因被拒收。
大約在二零零一年，我貼「真、善、忍好」的標語，被刑警大隊抓住，送往看守所，因身體原因被拒收。回到刑警大隊，警方向女兒要了五百元錢。第二天早上，一群警察闖入我家，他們又照相又錄像的，亂翻一氣，妄圖把我送回監獄，後離去。
二零零九年，我在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天河學院工作，六十週年「國慶」時，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派出所打電話通知我的學校，說我是煉法輪功的。當時正在選校督導，學校無奈，把我拿下。警察找到我的丈夫，威脅施壓讓他看著我。校保衛處處長帶領一幫人，有穿警服的，以查防火為由，入侵我的住宅，又非法搜查。校保衛處王處長，拿了一封污衊大法、污衊大法師父的信讓我簽名。還有一群老少男女（可能是當地的各類幹部）又來我家。我和這群人不認識，卻被當另類對待、騷擾。
我們被剝奪了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失去了和平的修煉環境，使本人及家人長期處於擔驚受怕的恐懼中，親朋好友因害怕牽連而遠離了我們，變得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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