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彥霞,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地區查哈陽農場人,九七年底,經妹妹介紹開始修煉法輪大法,她為人善良,勤勞肯幹,乾淨俐落,是鄰里關係非常和睦的普通農村婦女。可是,自從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黨開始迫害法輪功以後,她被迫害的流離失所、背井離鄉近八年半直到現在。
一、一次拘留、兩次勞教,警察像土匪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那天早晨,天陰沉沉的,徐彥霞和幾個同修照常去煉功點,被當地派出所綁架送拘留所,七天後,被家人接出來。
同年秋天,徐彥霞和幾個同修晚上在當地發傳單,第二天一起去總場證實大法好,講真相,第二次被當地關拘留所。
在拘留所裏,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在地上站著,後來被送齊齊哈爾農墾回家子看守所。在那裏和三個女殺人犯關在一起,開始每天站馬步,從早晨起來站到晚上十點才能睡覺,只有吃飯和上廁所才能停一會。後來為了逼問傳單的來歷,就又加緊迫害,讓她彎腰九十度,兩手反背向上舉,看守所管這種體罰叫做「飛機式」,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睡覺,每天十多個小時,他們都在監控室內看著,如發現動作不標準,就拿著手指粗的硬塑料管往身上抽。
有一天晚上半夜,獄警李軍還有一個姓徐的,喝的醉醺醺的,領著一幫站崗的武警,把所有的人都弄到走廊裏打(因為室內有監控器)。用橡皮管子挨個打,徐彥霞後背被打的有手掌寬的黑印子,好多天才下去。
再後來從早到晚糊盒,就是裝藥、裝針劑的紙盒。開始糊的慢,數量少,一個星期後就越來越多,如果達不到定額,就從每頓的窩頭裏往下扣,後被非法勞教一年。
在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九個月,徐彥霞被送到雙合勞教所。送到勞教所的當天晚上就有四、五個猶大圍著她做「轉化」,由於學法不深,對法的理解也不好,正念不足,幾天後被轉化,給她修煉路上留下了抹不去的污點,十一個月後被家人接回。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徐彥霞白天去打工,家裏沒人,包括片警在內的四、五個人,撬開了徐彥霞家的窗戶,入室內。當晚上她回到家,發現窗戶被撬開了,窗紗在窗框上掛著,圖釘落了一地,窗台上的花盆也被搬到了地上,做飯時發現家裏的菜刀不見了,也沒多想,就用別的東西代替把飯剛做好,這時天已經黑了,她丈夫打工還沒回來,女兒上學也沒在家。
突然有人敲門,剛一打開門,就闖進七、八個公安局的人,外面有兩輛警車,不容分說,進屋就開始翻東西,在高低櫃上有一本手抄的經文,就問家裏有沒有法輪功的書,她說沒有,並質問他們「有搜查證嗎?」姓孫的教導員說「沒有」,徐彥霞又問他「沒有搜查證憑甚麼到我家搜查?」,姓孫的教導員說「明天我們可以補」,就這樣屋裏被翻的亂七八糟,又到外面倉庫翻,再也沒有發現甚麼,就把她綁架到派出所。並問手抄的經文哪來的?她就給他講法輪功的真相,法輪功學員是好人,「天安門自焚」是偽案及真實情況。他們說「我們知道你們不是壞人,但這是上面的命令,沒辦法」, 後來讓她在拘留證上簽字,她說「我沒有犯法,不簽」,拒絕了。就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把她關進了當地拘留所。
二、逃出拘留所,警察四處追
在拘留所裏,徐彥霞就一直想著:這裏不是我呆的地方,經過了充份的準備,十一月三日晚她求大法師父幫助。果然看守把門打開了,她就趁刷牙、洗臉的機會,從大牆下面的沙堆上去,看還不夠高,旁邊還有一個破塑料桶,就把它反扣上去,上了沙堆踩著塑料桶,翻過鐵絲網,跳了下去。
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她輾轉幾處,打了個出租車,奔向外地。當車子馬上就要跑出當地管轄區時,前面有交警在檢查過往車輛。其實,拘留所發現人跑了時,公安局、派出所出動全部警力,封鎖了當地的所有大小路口緝拿她。
她走後,公安局還把她的丈夫(未修煉法輪功),用車拉著去親屬家到處找,一看沒找到,就把他軟禁在公安局七天才放回家。又派兩個民警晚上住在她家三、四天,看實在沒有線索才撤回去。
二十幾天後,她的丈夫帶了點簡單的行李,離開了家。從此,他們流離失所,寒冬臘月,住著從裏能看到外面的地窩棚裏,水得去二、三里以外的大江去挑,屋子很冷,一碗水放那兒,第二天早上就是冰,吃的是親朋好友給的土豆、乾菜、鹹菜和自己挖的野菜。在邪惡的持續迫害中,她不到五十歲的年齡,滿口的牙掉的只有五、六顆牙了。
二零零五年過年前,又用不正當手段打聽著她的住處,又開車去找,聽說他們以前和一個叫王興晨(常人)的人在一塊打過魚,就一再逼問人家五、六個小時,把人家逼得犯了心臟病。還用懸賞的方式到處去緝拿她。
這樣,致使徐彥霞從二零零二年九月開始流離失所到現在。
我是天津市津南區法輪功學員,叫孫學美。自一九九九年「4.25」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後,當地警察就不斷的到我家騷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對法輪功開始全面迫害後,我曾多次進京上訪。在第三次上訪時,我與兄長哥哥被綁架到北京天橋派出所,那裏非法關押了許多法輪功學員,惡警兇狠的毒打每一位法輪功學員。我與哥哥在那裏被關押了一天一宿,第二天被天津駐京辦事處的人劫持回天津津南區看守所,津南區鹹水沽南華路派出所一名警察,要我在拘留票上簽字,我沒簽,我說我沒犯罪。另有一位心存善念的警察為我找公安局長求情,可是津南區公安局長硬是把我拘留了7天。
放我回家那一天,我剛到姐姐家不多會,就聽屋外來了一幫警察,大喊大叫的責怪看守所把我放了。
從那以後,津南區鎮政府、公安局更加重了對我的迫害。我的名字上了鎮政府的黑板,把我當成重點人物,對我實行二十四小時非法監控。我丈夫也不叫上班了,還被叫到鎮政府開會,想通過他對我施壓。那時候我家白天有派出所警察、鎮政府居委會人,晚上有警車監控。我給公安局政保科科長任偉強打電話,告訴他法輪大法好,並嚴肅的告訴他,他們這樣做已嚴重干擾了我和我家人的正常生活。打了幾次電話後,他們的氣燄才消退,從我家撤出去了,但他們還是在我家樓外監視我幾個月。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六日,我再一次去北京國務院辦公廳上訪,遭綁架後被劫持到東麗區看守所,後轉到津南區看守所。在看守所惡警用電棍長時間的對我實行電擊迫害,後來又給我戴上腳鐐子,逼迫我在院子裏趟著鏈子走。後來我被非法勞教。
在大港板橋女子勞教所五大隊被非法關押期間,我遭受了嚴重的奴役迫害。惡警們強迫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加班加點的擇豆子,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甚至達二十個小時,兩隻手機械不停的幹,只有吃飯的時間才能停下來。一天下午我身邊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對我說:累得受不了了,手已經不聽使喚了。到了晚上我也支撐不住了,再也動不了了,即使這樣惡警還是一會一趟在我們身邊吼,嫌我們幹得慢,說幹不完不讓睡覺。其他普通的勞教人員也累得受不了,就把沒擇的豆子往好豆子裏摻。法輪功學員幹活不摻假,就更累。
結果我的身體累垮了,惡警指使看管我的包夾捎話說:醫生讓我休息一會。我剛躺下,犯人頭一把把我拽起來,叫我去扛豆子包,一百斤重的豆子包,讓我扛著來回跑。後來我的心臟病也犯了,這種慘無人道的奴役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傷害。
二零零二年,我被他人惡意誣陷,又被綁架,並被非法冤判六年。在天津女子監獄三監區我遭受了嚴重迫害。
二零零四年是天津女子監獄迫害法輪功學員最猖狂的一年,惡警們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施行刑站迫害,從早上五點一直站到夜間十一點,一站就是幾個月。到二零零四年九月,獄中犯人的頭(大值班),對我們說:要給我們念污衊大法的文章。第二天一個包夾在我耳邊開始念污衊大法的話,我伸手把她念的稿子撕了,惡警急了,叫包夾帶我去刑站,我不去,我不是罪犯為何要刑站,惡警就吩咐四個犯人一起上來,對我拳打腳踢,我大聲喊話維護大法,她們就用毛巾堵我的嘴。隨後她們又把我拖到一個無人看見的死角,一通毒打;接著又把我拖進一間屋子繼續打我,直到她們擔心我快要死了,才住手。
惡警給家裏打電話說我病危,有三天的時間,我半邊身子被打得不能動,即使這樣惡警也沒放鬆對我的迫害,她們讓包夾把我扶起來,繼續念污衊文章。她們在我身邊安排了兩個包夾,有一個很善良,知道我們法輪功學員都是好人,不願意念那些污衊文章,一天早上惡警大隊長把她叫去,訓了一頓。她回來哭了,說:警察說了,如果不給我念那些污衊文章,就對她如何如何。後來惡警就把她從我身邊換走了。
因為她們打得我不能站了,就對我採取了另外一種迫害方式。給我辦所謂的「學習班」,其實是洗腦班。從早到晚一直坐小板凳,白天警察和猶大對我洗腦,晚上叫勞教人員對我輪番上陣,腦子一會也不讓我閒著。惡警每天給包夾組長布置任務,開始組長透露說:警察說了,我的血壓達到180/100時,就讓我休息一會。事實上,我的血壓到了240/120的時候,她們不是帶我去醫院,而是繼續對我進行洗腦迫害。警察和猶大對我喊了一個上午,我大聲斥責她們,不要污衊法輪大法。就這樣半個月下來,弄得我身心疲憊,身體支撐不住了,很想休息,她們不讓,結果在我主意識不清醒時,被迫妥協。
這種迫害我是不承認的,二零零二年底,天津女子監獄的法輪功學員集體歸正,向警察遞交了嚴正聲明,表示堅修大法到底。惡警說我是組織者之一,天天無理的審訊,揚言給我加刑,說天津女子監獄被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都出去了,這一次拿我開刀,科裏派人給我錄口供。逼迫我妥協,否則就加刑。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導)許淑芬是黑龍江省大慶石化第一小學的語文老師,她丈夫叫李小榮,是大慶石化公司煉油廠裂化車間副主任,一家人修煉法輪功並獲益。近十年,全家人遭到中共的迫害,許淑芬本人三次被非法關押,有三位親人被迫害離世。目前,身為高級教師的許淑芬,還在遭校方迫害,不得不做收發室的工作。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全面開始迫害大法後,她的家庭也遭受了嚴重迫害。為了阻止他們上訪,大慶石化第一小學的負責人把許淑芬關在學校兩天,由副校長陪著。丈夫李小榮的車間也不讓他回家。兒子李華逸那時才上小學五年級,就一個人在家住,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給孩子幼小的心靈蒙上了陰影,使他到處在極度的恐懼中。
二零零零年六月份,因許淑芬在街心公園煉功,被非法關押四十六天,因不寫「保證」,被龍鳳公安局國保大隊收押金一萬元,後來要回。
七月份,大慶石化公司煉油廠,強迫李小榮參加大慶石化公司洗腦班,因拒絕保證不煉功,李小榮被開除黨籍,並被免去車間副主任之職,因此處分,又被下崗培訓,就是在此種連連被迫害的情況下,為了迎接上級檢查,他都在單位準備材料,黑天白天忙了一個月。
八月份,他們夫妻二人都只給開生活費三百五十元,每人扣除一百多元,只剩二百多元,他們一家每月只有四百多元的生活費。身份證也被派出所扣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四日,李小榮和另一法輪功學員張賓去天安門廣場證實大法好,成功打出大法橫幅後被抓,帶回當地後,被非法關押一百多天。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絕食,七天後被釋放,被釋放時,他體重降到六十斤左右,滿臉鬍子,連他母親都未認出自己的兒子。送他的人走後,母親才知道留下的是自己的兒子。由於體弱,他回家後全身生疥瘡,又得肺病,住院治療,因家裏無住院費,母親把他帶回家(因那時他妻子也因上訪被非法勞教)。那時單位派出所也去家裏騷擾,讓他不煉功,他是一個少言寡語的硬漢子,由於身體、精神壓力過重,再次住院,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大慶第二醫院離開人世。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當李小榮被關押後,他的妻子許淑芬也在十二月十九日左右一個人去了北京,二十一日,被單位書記孔令超,副校長王捷,還有大慶石化教育中心治安科長齊中帶回後,送到派出所,被非法勞教一年,關押在黑龍江省哈爾濱戒毒所,因不「轉化」,被非法超期關押二個月,直到李小榮去世,戒毒所才讓許淑芬看了她丈夫一眼,又帶回,超期關了她二個月。
當許淑芬在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被釋放後,她才得知她的父親因思念愛女,加上七二零迫害後,上省政府為法輪功上訪,被用客車拉到野外放回,後又被扣押身份證等,而在二零零一年六月離世。她的哥嫂到戒毒所,希望能把這個消息告訴許淑芬,回去看她父親最後一眼,也被戒毒所拒絕。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許淑芬給戒毒所管理科長楊友善寫了一封勸善信,被戒毒所女隊教導員寧立新把信上交,因為這封勸善信,許淑芬又被非法關押一年,在大慶龍鳳公安局國保大隊白秀麗、帶騰警長、片警張倫,還有一個男警抄家時,他們未出示搜查證,拿走許淑芬家人床上的錢(房補,工資等)至少一萬元以上。
在這期間,兒子李華逸由於父母連連被迫害,由七十歲的爺爺和奶奶照看,看見警車就害怕。二零零一年父親去世,母親被關,那一年夏天他連一個冰棍都吃不上,奶奶心疼孫子,就給他用涼水凍冰塊吃,他母親被關時,用他同學的話說:李華逸整天不說話,沒有一點樂模樣,也不和別人玩。
後來母親回到學校,看收發室,他們的生活有了保障,但母親常被監控,每到節假日去哪兒都有人詢問。在李華逸上高一時,他所在校大慶六十中學過年時,安排他在年前和年後各一天護校。目的是控制他母親。那時他長得又瘦又高,近一米八的個子,有一次竟被別的班不認識的幾個學生無故給打了,眼鏡打壞了。李華逸沒有還手,那一次被打後,李華逸的身體更弱了,由於母親長期不在身邊,他有一點錢就去玩遊戲,養成了貪玩遊戲的壞習慣。
二零零三年年末,當許淑芬從戒毒所放回時,看到地板上一塊塊黑的,問李華逸:這是甚麼?李華逸說這是我吐的血。媽媽帶他去透視,發現肺上有陰影。他和媽媽看《轉法輪》,病就奇蹟般地好了。
二零零六年初,瀋陽蘇家屯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被曝光後,李華逸知道後,他就和媽媽說:媽媽我怕!以後他就吃不下東西,挑食,身體越來越差,先是半邊身子麻木,腳疼,後來就不能上學了,去醫院檢查是肺結核,後來住院治療。
平時的李華逸只要看到別的孩子和爸爸在一起,他都會盯著看,說有爸爸真好。在他生病住院期間,經常念叨爸爸。六月九日,李華逸在大慶二醫院去世。醫生鑑定他是營養不良,白血病,肺結核,十八歲的李華逸就這樣的去了。
中共迫害法輪功前 全家修煉 在大法中受益
修煉前,許淑芬一家人曾被病痛折磨的痛苦不堪,兒子李華逸是許淑芬剖腹產生下來,從小就體弱多病,年年打針吃藥,五個多月,得了一場病抽風,住院就進搶救室,醫生也查不出原因,住院半個來月病好了,但體質卻極差,經常感冒發燒,咳嗽。
許淑芬的丈夫李小榮,曾是大慶石化公司煉油廠裂化車間副主任,上職工大學時,有一年冬天在外等車凍得左腿從腳底下到腰總感覺涼麻木,住院也不見好。得過腎炎,鼻炎等。
許淑芬從小就有低血壓,從小得過肺結核,肺上有鈣化點,生完孩子剖腹產,更是雪上加霜,嚴重的痔瘡,肛裂手術兩次,婦科炎症嚴重,還有子宮內膜炎,腎盂腎炎,風濕,心臟病等,蕁麻疹。最嚴重的是她一九九二年以後,夏天熱到一定極限,就頭痛,婦科流血,後來她脊柱上長了一個癤子,頭昏昏沉沉,看書眼珠疼。
一九九六年年初,李小榮有幸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他的修煉給這個不幸的家庭帶來了生的希望,妻子也很快走入了修煉的行列。他們一家人的身體都好了,他們一家經常去煉功點學法煉功,孩子雖小,卻也跟著聽法,也知道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個好人。因為有了聖緣,他們沐浴在佛恩浩蕩中,從此家裏少了矛盾有了快樂。
一家人的身體都健康了,孩子喜歡爸爸媽媽陪他玩羽毛球,爸爸媽媽就陪他玩,爸爸李小榮更是樂的合不攏嘴。一次,爸爸高興的把媽媽背了起來,孩子卻要爸爸連他也一起背著,爸爸就真的一同背著媽媽,背著孩子,一家人其樂無窮。
許淑芬的父親許殿鴻也在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七十多歲的老人由原來的不識字,也自己能讀《轉法輪》了,原來的風濕寒腿也好了。
然而,中共這場滅絕人性的迫害卻多走了許淑芬三位親人:爸爸、丈夫和兒子的生命。目前,許淑芬雖是高級教師,卻被安排在收發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