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揭露當地邪惡和景縣同修切磋
一，分不清慈悲與揭露惡行的關係；
有的同修對於至今仍在參與迫害大法弟子的惡人，特別是對迫害死大法弟子的惡人惡行的揭露，持消極態度，認為不能把此人的行為叫做惡行，不能把此人稱作惡人，這樣會把此人推向反面，是不慈悲。
從師父的講法中我們知道：全面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惡人的犯罪歷史是真正的善，能有力的震懾惡人，能使其停止迫害甚至悔悟後能彌補過錯，能更好的救度眾生，這是真正的慈悲於眾生，也是真正的慈悲於行惡者。當然，我們在做的過程中，應抱著慈悲救度他而不是壓倒他的純淨心態，不氣不恨，不抱有人心，客觀如實的組織材料，使民眾了解真相，這是符合法的。
然而，一些同修甚至是協調人擺不正這些關係。例如，在對景縣國保大隊長李桂生的惡行揭露中，有意刪去與其相關的迫害致死案例（柳連義在景縣看守所被迫害死），勒索大法弟子錢財近百萬元（同修根據明慧網曝光材料計算得出）減為幾十萬元。似乎同修認為，這種書面上的「減罪」，是對惡人的慈悲（也是民眾能接受的）。因而把揭露材料變成一篇走形式的、無關痛癢的短文。
還有與其有「私人關係」的同修，以「力度不夠、不詳細、不準確」為由，不發資料、扣押資料、銷毀資料等，以期取得李桂生的好感。還有的同修被邪惡偽善的表面所迷惑，為邪惡開脫罪責，當惡人的傳聲筒，甚至盼望李桂生在國保的位子上多幹幾年，以便以後被迫害時好找他來幫忙。
二、分不清人情與法哪個更重要；
有的協調人在整理修改揭露惡人惡行的材料時，不是以法為師，從救度眾生的角度出發，而是以人情為標準，為了協調同修（特別是與惡人有「關係」的同修）之間的關係，以違背大法的原則作為交換，明知不對，也不堅持原則，好使其配合工作。
還有曾經被邪惡迫害過的同修，至今也不提供自己被迫害時的情況，不主動站出來揭露邪惡。
還有和邪惡有聯繫的同修，當寫材料的同修需要資料時，不提供惡人的任何信息。
有的同修還以其他理由阻礙同修對邪惡的揭露，例如，說《明慧》上的資料不準確，不能以明慧網的資料為準。
三，分不清揭露邪惡與注意安全之間的關係
有些同修寫真相資料時，在顯示心、爭鬥心的驅使下，不顧同修和眾生的安全，隨便亂說一氣，暴露大法弟子、常人的個人信息，起到了給邪惡通風報信的作用。例如，同修或資料點被迫害時，把設備詳細的羅列出來，甚至把一些邪惡根本不知道（不懂）的特殊物品也列出，無形之中給同修造成壓力，給邪惡提供迫害同修的「證據」。
當同修被迫害時，有的同修沒有和其他同修切磋就把營救同修的方式、人數等在網上公開（甚至是一個營救的計劃），起到了給邪惡通風報信的作用。
有的材料，在常人善待大法（或得法後）得福報的事例中，詳細的把當事人的姓名、家庭住址、工作單位都列在材料中，追求所謂的「真」，實際是對眾生的不負責任，幹的是邪惡喜歡的事。
四、準確與及時的關係分不清；
當迫害發生了，有的同修不是及時的上網揭露邪惡，通知同修發正念營救，而是以情況不明確、或明慧網上沒有報導等為由，把當前的事放在一邊不管，反而去做以前的與此沒有關係的迫害資料，打亂對同修的營救、對邪惡的揭露。例如，二零零八年十月，同修們正在全力營救危在旦夕的同修馬桂峰，而有的同修為了推廣自己的資料，去揭露七月溫城鄉發生的迫害。
五，迫害的主謀與協從分不清
在中國大陸，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是江澤民，他指揮各地的六一零、國保，他們是狼狽為奸，在另外空間是一夥，只要有迫害發生，他們都脫不了干係，就是應該揭露。在景縣這塊土地上，十年來，李桂生一直是迫害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之一，每次迫害，都是在公安局國保的操縱下。最後大法弟子被非法關押、被非法勞教、被勒索罰款都是國保起作用，也就是說，從常人社會表面上看，沒有李桂生的指使、參與，這些迫害都不可能發生。而各鄉鎮的派出所，政府人員，鄉村裏的舉報者多數是被矇蔽、欺騙、脅迫或利用的。這樣看來，景縣每次迫害的發生，如果不對國保大隊的李桂生進行揭露，而去揭露衡水的某某某，或者鄉鎮村的某某某，那就是「放走了殺人犯，抓住了小毛賊」。有的同修抱著人心，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惡人員開脫，推卸責任，替迫害同修的惡人說話，指責同修的不足，站在邪惡的一邊，不允許同修揭露惡人、惡行。把大法弟子揭露李桂生的資料說成「不善」，說成是「不慈悲」，會把李桂生推到反面去。
大法弟子是一個整體，迫害他就是迫害你，我們都是師父的弟子，我們才是一家人。邪惡對任何一個同修的迫害，就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迫害。邪惡的迫害能夠得逞，說明我們整體配合的不好，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還有人心在，還有漏洞可鑽。希望景縣的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夠真正的向內找，用法來衡量自己，放下自我，圓容整體不給邪惡留可鑽的空子，更不要幹邪惡高興的事。
以上是自己發現的一些問題，由於層次有限，請同修慈悲指正，以便減少內耗，制止迫害，助師正法，救度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