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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上訪被迫在異鄉漂泊五年多
廣場上人還不多，但遍布便衣警察，很多警車，多是那種麵包車。許多便衣對行人進行盤查，尤其對外地人盤查十分緊。廣場上氣氛顯得很緊張。我們一名功友手裏拎了一個大的馬甲袋，受到盤查，便衣叫她拿身份證，她向前緊走幾步，跟我搭話，便衣跟在她後面好一會也就走開了。就這麼一會功夫，我們在廣場上看到便衣警察兩次抓人，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太。
我們一行後來來到國旗下，那個方位正對天安門城樓。我們七個人在旗下兩排站定，開始煉第二套功法，手剛舉起來不到一分鐘，警察們叫喊著從四週圍上來，警車也呼嘯而至。一名士兵把我的手使勁拉下來，跟著警察把我們推上警車。
車上那時已坐滿了人，全是各地的功友。上除司機外還有三名警察。一警察一邊獰笑，一邊挽袖子，從車後座開始一個一個搧耳光。老人、青年幾乎無人倖免，每個人平均幾十下，打累了就換人繼續打。一個剛剛打完，又有個警察又拿著對講機衝我過來了，他開始拿著對講機抽我的臉，我眼前金星亂冒，疼痛難忍，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始終咬著牙一聲不響，不向邪惡屈服。他抽累了停下手來，一路上嘴裏不乾不淨，罵罵咧咧。
不一會我們被押到了前門派出所，排隊問姓名地址，如果不說的馬上就押到旁邊的辦公室上刑，凡是說了的人就會被帶到走廊對面的一個臨時監禁的地方關起來。
後來我們被貴州省公安廳派駐京機構的警察押到「貴州大廈」。我的臉被打的腫得變了形，另一位女功友臉被打破了，牙齒也打鬆動了。做筆錄時他們問我，為甚麼來北京，我說就是為了說一句「法輪大法好」。我告訴他們媒體上說的都是誣蔑編造之辭，因為我們有親身體會，所以能辨別真偽，希望他們不要被矇蔽了。
大概第三天早上，我們被我們公司和當地派出所的人帶回貴陽。我臨離開貴陽時寫了一份辭職報告。因為當時政策就很嚴格，哪個單位出了這樣的事，單位領導輕則受責、被罰，重則處分、丟官。我不願連累單位所以就辭去了自己頗為喜歡的這份工作。但警察還是找到原單位打聽了情況，我單位領導只得親自來接我。當工廠的車把我們帶到派出所門口，領導臨別時跟我說了一句：趕快托家裏找找人吧！我頓時就明白了，也許我將面臨至少3年的牢獄生涯。因為之前工廠裏已有大法學員因同樣原因被判3年。
當天下午我們被押至貴陽市白雲區的戒毒所和那些吸毒的人關在一起。拘留通知上寫著「妨礙治安」。拘留室裏只有個廁所其他甚麼都沒有，每天兩頓，吃的是一缽糙米飯，一碗青菜湯，這樣吃了15天，不得放風。後來，家人打聽到要判我們勞教，就托關係、花錢、請吃飯，後公安局傳話說要想不判勞教的話必須寫「悔過書」。我堅決不寫。後來家裏又勸我不用說不練了，只說不去北京了，至少形式上滿足他們一下。我動搖了，屈從了這個邪惡的現實，寫了兩份所謂的「悔過書」。但是這兩份「悔過書」一直沒有交出去，可能甚麼原因忘了向我索要。在此我聲明那兩份所謂的「悔過書」是被逼迫下寫的，不能代表我本人的真實意願，特聲明作廢。
到第16天早上，我們逃脫了牢籠。回到家後，工廠裏也正式通知我同意我的辭職。此後，家裏人一直膽戰心驚，有人敲門就會很緊張，怕有人來抓我，或是來抄家。因此，中國新年後，我在親友的幫助下被迫離開貴陽，從此我開始了異鄉漂泊的生涯。
我走後，家裏並沒有清靜過。派出所但凡逢節假日或所謂敏感日，就來糾纏我家人，到我家人單位去威脅，傳遞信號要我小心點，不然你家人都會有丟飯碗的危險。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2002年我身份證到期後，家人幫我補辦時，派出所百般刁難，反覆糾纏逼我寫所謂的「保證書」。從2002年7月一直到2004年上旬扣了一年半，在這期間，派出所的警察前後多次到我家糾纏我已退休的老母，採取種種威嚇、收買的手段，我母親表示她不能代表我，如果要寫，除非我本人自己寫。最後我母親提出把我原在工廠所在區的戶口轉到我家所在區，那個派出所為了早點甩掉我這個麻煩，迫不及待地把戶口關係直接交給我母親，才把我的身份證換了出來。結果，我家所在的區也不肯接受我。從此，偌大的中國竟沒有了我的容身之地。
我的另一位女功友的遭遇講起來令人髮指。從2000年元月到現在4年時間裏，她被無數次非法抄家，派出所不但採取扣押身份證、跟蹤、監視等手段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隨時想抓就去抓她，而沒有任何理由，她才6、7歲的孩子常常孤零零地在家裏無人照看。4年裏大概有一半的時間她是在拘留所、戒毒所、洗腦班這些邪惡的場所熬過的，在洗腦班裏她受到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嚴重迫害，因絕食被灌食，弄得滿嘴是血，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村裏也對她家處處刁難，家裏經濟十分艱難，孩子沒錢不能讀書。她老公只好去外面做工。另外一個功友出獄後，人身自由同樣受到限制，找工作十分困難。
但是，不論受到何種迫害和誹謗，我和我的功友都堅信：信念是不能因迫害而動搖的，真理也不會因肉體的消亡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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