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忠於職責是每個工作崗位的職業倫理。在現代社會中,許多人認為,把份內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於職責;跳槽和辭職更是毫無顧忌。這都是時代變遷和道德下滑的產物。
孔子的「事君以忠」應該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賜王位的前提下,為國為民,即忠於君主、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從個人品德看,「忠」指忠於事業、忠於職守、忠於大眾、為人厚道。
下面講幾個古人的「忠」的故事。
大忠
《荀子》上說:「讓君主明白甚麼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於善,是大忠。如周公之於周成王。」
《史記》記載,周公孝順、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後,成王幼小,周公擔心天下人聽說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處理政務。在七年攝政過程中,周公除了盡力處理國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導成王為君之道。《尚書•無逸》中記錄了周公對成王的教導,周公說:「國君不可貪圖逸樂,了解了農耕的艱辛,才能體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節儉勤政,親自參與人民的建屋、開墾,仁德謙恭,撫恤百姓,從早忙到晚,沒有時間吃飯,不敢耽於遊獵,恭敬地操勞政事,所以能在位長達五十年。」
《尚書•召誥》也紀錄了周公教導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長久。周公對成王說:「我們不可不借鑑夏與殷朝,他們因為不重視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賜的福澤而滅亡。您初理政事,要趕緊推行德政,願王不要放縱百姓做違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殺戮來治理人民,這樣才會有功績。願王成為天下人德行之首,讓人民效法,以發揚王的美德。」
周公盡忠職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與康王統治周朝期間,社會安定、百姓和睦、刑罰四十餘年不用,史稱「成康之治」。
次忠
《荀子》上說:「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輔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於桓公。」
《史記》評價管仲是賢臣,能發揚桓公的優點,匡正他的缺點。孔子評論管仲,說他輔佐桓公,稱霸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與所用僕役奢華,可比君王,是不節儉以及違背禮制。
管仲能匡正齊桓公的缺點,例如《史記》記載,桓公打敗魯國並與魯在柯地會盟時,魯莊公的臣子曹沫在宴會上以匕首劫持齊桓公,要求齊國歸還魯國在戰爭中的失地,齊桓公被迫答應後,又氣憤不想歸還土地並要殺曹沫,但管仲勸諫說不該逞一時之快,失信於諸侯。諸侯們知道這件事情後,都認為齊桓公有信譽,都願意歸附齊國。
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樣,化育君主明德從善。管仲離世前,曾建議桓公不可用易牙、開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後,齊桓公仍然重用這四個善於奉承的佞臣,導致他們專權、紊亂朝綱,致使齊國衰敗。
下忠
《荀子》上說:「勸諫君主的過失,但導致君臣相互怨怒,是下忠。伍子胥之於吳王夫差是一個例子。」
伍子胥盡忠輔佐吳王闔閭,讓吳國在經濟上富足,軍事上成為當時的強國。夫差繼任吳王后,伍子胥繼續輔佐夫差。《史記》記載,吳國打敗越國後,伍子胥勸諫夫差滅了越國,但夫差不聽,反而採納了收受越國禮物的太宰伯嚭的意見,讓越國附庸於吳國,而不斬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勸諫夫差說:越王句踐能吃苦耐勞,食不重味,關心百姓,將有所作為,越國會是吳國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聽信越國人的花言巧語,應該放下齊國先攻打越國,否則將來會追悔莫及。
太宰伯嚭與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吳王面前毀謗伍子胥,說他不被重用,就心懷不滿、怨恨君王。吳王早就對伍子胥不滿,於是賜劍給伍子胥,要他自殺。自盡前,伍子胥告訴門客說:「我死後,請挖出我的眼睛,懸掛在吳國都城的東門上,我要看清楚越國是怎樣進入都城,消滅吳國的。」伍子胥死後九年,吳國被越國所滅。
伍子胥雖然盡忠職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過失,還因為勸諫導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下忠。
說到下忠,順便一提「國賊」。趙高之於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國賊」。
結語
「忠」始於誠和敬。忠於職責不只是把份內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對職責發自內心的尊重和不私。古人談忠,強調「不欺」「竭誠」「信誠」的絕對性和神聖性,把忠視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與「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信」相輔相成。現代人從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是人恢復誠信、不再以權職謀私、從內心生出良善的職業道德(操守),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必經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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