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諫與直諫：看歷史上知名諍臣間的差別

【明慧網二零二三年四月六日】歷史上有許多知名的諍臣，有的與君主相知相惜，被君主肯定與封賞，如唐代魏徵；有的不見容於君主，被君主罰俸罷官，如明代袁可立。同樣被後世稱頌為剛正不阿的名臣，為甚麼結局迥異呢？以下是筆者的一點個人思考：

體諒性善諫

歷史上最有名的諍臣當推魏徵。唐太宗稱讚魏徵說「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魏徵之諫起於善念、繫君臣之禮、並說之以道理，所以能讓君主接受並改變成見，是懷善心之諫，也善於諫。

據《資治通鑑》載，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去世，皇后與太宗少年結髮，兩人共同經歷戰亂與兄弟奪皇位的生死危難，他們相知相惜、相互扶持、鶼鰈情深，因此死後太宗對她思念不已，就在宮中建了層觀，以便可以登高眺望她的陵墓（昭陵）。某天李世民讓魏徵陪同上層觀，並指著昭陵的方向問魏徵是否看到昭陵，魏徵認真地看了看說「臣老眼昏花，看不見」。太宗就指著昭陵的方向指示魏徵，魏徵說「喔！我以為陛下望的是獻陵（太宗的父親高祖的陵墓），如果是昭陵，臣當然看見了」。當下，李世民明白了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應該一心思念過世的皇后而毫不追念已逝的父親，而且「夫不祭妻」是當年的禮制。後來太宗含淚拆掉層觀。

這則諫言的故事中，魏徵並沒有直言說：「您不要只顧著思念亡妻而忘了先父，這不合孝道與禮制，會招臣民批評！」而是智慧地點醒太宗，其中包含著對太宗思念愛妻的同理心，以及不忍太宗被批評不合禮法的善念。

《資治通鑑》還記載了另一則魏徵善諫的故事。貞觀元年，太宗派人徵兵，中書令封德彝上奏說：「中男雖不到十八歲，其中體格壯實者，也可一併征發。」太宗同意。但命令下達後，魏徵反對簽署執行，往返共四次。

太宗大怒，將魏徵召進宮中責備說：「身體壯實的中男，都是那些奸詐謊報年齡以逃避勞役者，徵召他們有甚麼不妥，讓你如此執意反對！」魏徵回答說：「軍隊重在統御得當而不在於人數眾多，陛下只要徵召身體健壯者，並統御得法，便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征年幼者以虛增人數呢！而且陛下常說要以誠信治天下，讓臣民都沒有欺詐行為，現在陛下即位不久，卻已經失信多次了！」

太宗驚愕地問：「我如何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即位之初下詔說，關中地區免收租稅兩年，關外地區免除勞役一年。之後又下令說，已納稅和已服勞役的，從下一年才開始免除，這造成已退還百姓的東西，又重新征回，百姓怎能無怨言？況且，現在是既征賦稅、又征勞役，與陛下的詔令相左。另外，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吏，日常的行政都交由他們辦理，可獨獨對於徵集兵員業務，您懷疑當中會有欺詐行為，這又與您所謂的誠信治國不同。」

太宗聽後高興地說：「你議論國家大政，確實都切中要點，如果政府沒信守政令，百姓便無所適從，國家又如何能得治呢？我犯了大錯！」於是下令不徵召中男，並賜魏徵金甕。這一則故事中，魏徵先肯定太宗的德政，再仔細推敲政令間矛盾之處，有理有據，僅守君臣之禮，沒有情緒性的指責，是為善諫。

指責性直諫

忠言直諫但卻非善諫的例子，如袁可立對明神宗的諫言。

袁可立，字禮卿，號節寰，是明代直臣廉吏，以不畏權勢、秉公斷案之名遠揚，曾因直言進諫而遭神宗奪俸與削職。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與程正性《睢州志》載，萬歷年間，時任御史的袁可立上書說：「近年來，朝堂有許多議論，言語激烈而激怒聖上，導致被廢斥的臣子不下百人。這些人都是陛下徵詢建言、宣揚政令、發展國家有功者。現在您把他們都視為賣弄正直、沽名釣譽之輩。那麼，當這些被您視為賣弄正直者都被斥退了，真正不正直者就會晉遷；那些被您視為沽名釣譽者遭責罵，真正名譽已毀者就得到重用。百姓的安樂、困苦，官員的清廉、腐敗，還有誰能為陛下說出實情呢？國政就會江河日下，可怕啊！」上書後，皇帝對他罰俸一年。

之後，雷擊景德殿，袁可立趁機再上書說：「如果陛下未能親自主持祭祀，早晨的講經讀史廢弛，奏章也不及時批閱，賞罰不一致，徵稅搜刮導致民怨，是非錯亂、賢奸不辨，導致忠賢含冤，正直的人心懷憤恨，難道這是順應天道嗎？」上書後觸怒神宗，最後被革職為民。

在這篇故事中，雖然袁可立有犯顏直諫之勇，但言語間明顯指責君主昏聵、違逆天道（明神宗晚年確實治國無道），這樣的非禮言辭，很難達到輔政的目的，只能說是直諫而非善諫。

結語

無論是古代官場或現代職場，說真話的人往往不受喜愛，所謂忠言逆耳。但是當壞消息傳遞不到當權者，這個組織就無法自省與改進，便容易步向衰亡。說真話是美德，但為甚麼很多當權者聽不進諫言呢？除了當權者自身的原因外，有時候是因為說真話的人，認為真理傍身而理直氣壯，或者不理解當權者的處境卻以自己的認知為判斷準則，起了他錯己對的輕蔑心，甚至是強制要對方認錯的爭鬥心，就讓對方產生負面情緒，也給自己的可信度減分。因此，先聚足善心與祥和的心態，考慮別人能否承受、對別人有沒有傷害，自然真話就比較能被接納，才能達到善諫、輔助善政的目的。

（責任編輯：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