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有派出所警察來我家敲門,當時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就開始發正念。發了一分鐘,意念中感到不對,大意是:如果是邪惡,正念能鏟除;如果不是邪惡,正念只管該管的事。
這時,我想起來了,我之前說了要救警察,警察真的來了,為啥毫不猶豫的就當成邪惡了呢?一看見警察就反映出「惡人」、「來行惡的」,聽見敲門就害怕。這不是真我,這個僵化觀念得改變了,支撐這個觀念的「怕心、負面思維、自保」必須要去掉了。
師父說:「這段歷史是為大法弟子救度眾生安排的,你們為甚麼不去唱這個主角?為甚麼把被邪黨文化灌輸了的常人說甚麼放在第一位?為甚麼把邪惡的迫害看的那麼重?值得深思啊。這些話,如果在九九年迫害以前,師父是不會講的,你們是走過來的大法弟子,你們是即將圓滿的大法弟子。」[1]
以前,我沒認真理解這段法,直到那一次才明確:九九年迫害以後的這段歷史,是師父將計就計為大法弟子救人安排的。那我為甚麼不順應師父的安排、正用這段時間、唱主角呢!各種職業的世人都在期盼得救,警察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等待得救的人,「警察」只是這個人的工作和職業。而救人是針對人心,不針對職業。
轉變了觀念,情況也變了。我給那個片警打電話(他的電話公示板上有,我記下了),讓他到家裏來。他卻說,不來了,在某某地方辦別的事情呢。我問他敲門甚麼事?他說:「上面讓我告訴你,上次訴江把你抓到看守所,你不配合,絕食回家了。現在國保大隊讓你去檢察院辦理取保候審。辦理取保候審之後,案子就繼續往下進行了。」
我說,你在某某地方等著,見面跟你說。我與他見面,講了一小時的法輪功真相,這個警察表示不想參與迫害。他說:「上面讓我告訴你,我告訴了,我完成工作了。你去不去檢察院、聽不聽我的,是你的自由。」
後來的結果是:我沒去檢察院辦理甚麼「取保候審」,只是真誠的給兩個國保大隊長寫了讓他們明真相、得救的信。第二年,兩個國保大隊長都調走了,其中一個調離了公安行業。
那個片警人很善良,就是被邪黨文化毒害了,是公安系統樹立的「先進」。經過幾次和他見面講真相,他終於明白了,感到了大法弟子的善意,同意退黨了。退黨之後,他當了副所長。他對我說:「你那個案子完事了。兩個國保大隊長都調走了。現在這個派出所裏,沒人想迫害法輪功。但是,你們要注意安全,像上次抓訴江人員,是公安部壓到各省公安廳的任務,我們下邊的人就無能為力了。所以做那種事情,你們就要注意安全。」
從那時開始,我利用各種形式給派出所警察講真相。講真相時,不把他們當警察,把他們當朋友一樣善良對待。因為我看到《洪吟四》裏面,有很多個「朋友」的字樣。這些警察也表現出生命明白的一面,同意退黨。所長也退黨了。
去年,派出所換了新的所長,那天,他與幾個警察拿著單據,急匆匆的到副所長辦公室,要辦理一件急事,馬上要離開。正好我也在(那天,邪黨敏感日讓我去,我都反過來當成救人的好機會)。副所長對新來的所長順便介紹說:這是某某某。新所長一時沒反應過來,我趕快說「法輪功」。因為我怕所長急著辦事、聽不到真相走了。所長一聽,笑了,問:「還煉不煉了?」這句話是警察的套話。我說:「煉二十多年了,一直煉。」
所長一下子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認真的問:「法輪功究竟有甚麼好處?」我給他講了修煉真、善、忍,對人身體健康、道德提高的益處、讓人明白生命的意義。他點點頭,點燃一支煙,接著聽,好像忘了要辦急事。這時,門口已經有一幫警察在等他了。後來,一個警察上樓找所長,他才想起來,對我說:「你別走啊,等我一會兒。」那天等了半小時,所長沒回來,我就回家了。過後,給所長郵寄了一本真相期刊,寫了一個簡短的信,告訴他為甚麼要三退,以便下次見面讓他退黨。
疫情期間,我去派出所,看到警察們網購的大大小小郵件,都堆放在大廳門口的地上,不讓送郵件的人進派出所。我到值班室一看,大法弟子郵寄的真相信,都在值班室裏面放著呢。寫上警察姓名的,就被警察拿走了,就剩下一封沒寫姓名,只寫著職務的,無人領取。值班警察小聲說:「這信,就是你們法輪功的,一看信封就知道。」那種信封可以郵寄單張,也能郵寄32頁的真相冊子。警察明白的一面其實都在等待大法真相的救度呢。
那天,大廳門口的一個值班警察,我從來沒見過,就與他講真相。他本來戴著護目鏡、口罩,同意三退之後,他小聲問:是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對吧?我說對。他馬上摘下了護目鏡和口罩,說:「我不愛戴口罩,還是記住『法輪大法好』保險!」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各地講法八》〈二零零八年紐約法會講法〉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1/9/14/195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