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苦命女 今日大法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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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網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苦難中我喜得大法

我是原棉紡廠退休職工,今年七十歲。廠裏的人都知道我的命苦。年輕時,我和丈夫的關係一直不好,他經常對我大打出手。兩個孩子出生時,他不聞不問。我在國營單位,他在城關區的一個小企業,工資沒我拿的多,出於妒嫉,他總是處處整我。甚麼家務也不幹,我上完夜班,他白天不讓我睡覺。

一次夏天,我下中班,準備在廠裏宿舍休息,他打電話讓我回家,我說下班已到晚上十一點,還得洗澡、洗衣服,洗完就到十二點了。儘管我心裏不願回去,但洗完後,我還是騎著自行車往家趕。走到半路,他也騎車找來了,一看見我,他就下車用腳踢我的車子,動手就打,理由是我答應回家慢了。

另一次也是下中班,我在半路上被他截住,上來就打,我大聲呼救,很多人跑出來勸架,因為那兒是他單位附近,他一看有很多認識的人,就罷手,我才免於一頓毒打。

我身體不好,本來工作就是三班倒,很辛苦,而且一到換季節時,就低燒不退,燒的心裏很煩躁,吃不下、睡不著。發病時,住院一個多月也沒有效果。西醫看不好就換中醫,結果吃中藥把人吃胖了許多,也不起作用。身體不好、還要上班掙錢,養活兩個兒子,丈夫三天兩頭的找茬鬧事。

我心力交瘁,日子沒法過,我常常想到了死。有一次,我實在忍受不了,就跟大兒子、小兒子說我想死,兒子們說,你死,那我也死!緊接著小兒子說:媽媽,那我今天的作業還做不做呢?我眼淚奪眶而出,娘仨抱頭痛哭。那時,兩個兒子一個十一歲,一個才九歲。好在公婆對我和孩子還好,使我還殘存一絲活下去的希望,但這苦難的日子甚麼時候是個頭哇?!

就在我人生希望渺茫的時候,廠裏同事給我介紹了法輪功。

一九九五年正月十八那天,我放下所有的家務,推掉別人讓我織的毛衣,正式走入修煉。第一次聽師父講法聽到第八講,第二天,我就開始發高燒,跟車間請假提前回家了。

回家就睡下,一晩上燒的不省人事,當時只有我一人在家,到第二天早上,發現嘴上都燒起了泡。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動,就試著撐,結果撐了起來。下床後,感覺自己全身輕鬆。接著吃了一碗白米粥,一個饅頭,就去上班了。晚上打坐煉功時,根本盤不上去的腿,那天我盤上去,打坐很舒服,從來沒有的一種輕鬆感。當時我就想,這麼好的功法我得到了,再也不會怨天尤人,是大法讓我重生,所以後來的學法、煉功,我都風雨不誤。

打真相電話救度眾生

我一生勤儉節約,不亂花一分錢。但是在用手機講真相救人方面,我花錢從不算賬,只要能救眾生,錢就花的值。我的工資和兒子給的錢,只要手上有,我就會拿出來做語音真相。從二零零九年開始打語音真相電話,手機從開始的自動播放語音、但沒有三退的功能,到後來有先放真相語音、再三退、再與對方對講的功能,一直到今年,我做語音講真相十年了。

時間長了,我很喜歡這一項目。因為我一打上語音電話講真相,就像演員進入了角色,非常投入,不論碰到甚麼年齡、甚麼身份、甚麼態度的人,我都能得體的和他們通話。就像思維是打開的,真相源源不斷的流出,我只是通過嘴巴把它說出來的感覺。針對不同的情況,運用不同的真相內容恰到好處。當對方聽完語音後,我就問你同意三退嗎?有的同意退,有的不同意退的就關機,我接著又打過去,因為邪黨在電信方面加以嚴控,語音效果不太好。我就耐心再撥兩次,直到他同意聽。

有一次,對方接通了電話,不掛機也不說話,我就和她講真相,我沒有考慮對方聽沒聽,只是慈悲的講,當講了十幾分鐘時,她終於發聲了,和我溝通後,她答應了三退,並表示感謝。

一次撥打語音對講時,對方捨不得掛機。開始因為他還沒有同意三退,我只能耐心的聽他說。他是個四十來歲的男人,講了他的遭遇。我就對他講邪黨的殘暴和貪腐,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講它作惡多端,老天要滅它等真相,讓他三退,對方同意退團了。但還是不願掛機。我們接著談,他談他的家庭、談理想、談人生,就像是遇到一個久不見面的老朋友,將自己的苦惱一吐為快!談了四十多分鐘,我心想這得花多少錢啊!於是藉口有事,他才依依不捨的同意掛機。

另有一次和人電話對講,他也說和我談得來,我們談了很多:談邪黨的暴政歷史、為甚麼要三退、談三退大潮席捲全國、訴江大潮風起雲湧。對方是個邪黨黨員,他同意退出。最後他問,你知道我是幹甚麼的?我說不知道,他說,我是學歷史的。

四、在邪惡的中心講真相救人

後來由於邪黨在電信方加以嚴控,語音效果不好,我就面對面和人講真相。一次我給一個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講,他說我也不喜歡共產(邪)黨,但怕它。我說任何一種東西不管它如何狠,總有一個東西能制服它。你看大象是龐然大物,但是小小老鼠就能製服它。老鼠跑到大象的鼻子裏就把大象憋死了。現在有本《九評共產黨》的書,就是制服共產黨的,已經給它蓋棺定論。

說完了,我也感覺奇怪,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我小學才念了四年。其實大法弟子都知道,在修自己、救世人的過程中,師父一直在我們身邊,只要我們有真心救人的一顆心,師父就會加持我們,智慧就會源源不斷的打入我們腦子中。

二零零八年,邪黨奧運會時,我在北京帶孫子。當時北京大法弟子很多被非法關押,與我有聯繫的同修有的被綁架、有的被監控,環境惡劣。為了安全,他們把手上的真相資料都送到我兒子家,並囑咐我每天發一份,說發一份比較安全。我想發一份太少了,我就開始發五份,後來發十份,再後來一次發二十份,大街小區都做。

開始發資料時,北京同修總是將以前的、過期的資料給我,從未給我新的資料。我能理解,我深知北京同修的不易。我就將那些資料上面,放上用紅紙剪的花、壽字、福字等,再用透明的塑料袋裝好,用雙面膠粘在一牆上,很美觀。讓有緣人看到了拿走。

有一次跟一位環衛工人講了真相,第二次我又對他講,他說你不認識我了?之前給我講過的,他非常喜悅的對我說:我看了你給我的資料,好哇,非常好!我也甚麼都好!話雖不多,卻是世人明白真相、得福報後一種喜悅心情的流露。

路邊一名修路工人,我對他講共產黨如何邪惡,法輪功是修真、善、忍的。他說:「我知道,我甚麼也沒入,我知道共產黨邪惡,南京大屠殺是日本人殺中國人,六﹒四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它那麼邪,我還入它幹甚麼?」

小區民工在挖溝,我跟他們講真相、讓他們做三退。他們開玩笑互相推,我跟他們說要嚴肅的對待三退。有人就說要喝水,你給水喝就退!我在找不到水的情況下,剛好碰上賣水蜜桃的,我買了五斤送給他們,見我真心實意,他們八個人都高興的報出自己的真實姓名,三退了。

二零一七年夏天,有五個開大巴汽車的司機,接連幾天停在我們小區法國梧桐樹下歇蔭,我就想辦法要救他們。要救人就得順著人的執著。於是,我買了五根冰棍分別送給他們,然後再一個人、一個人的講了部份真相,勸退了三人。另外兩人甚麼都沒有入,我告訴他們一定要記住:「法輪大法好」。

還有一天的上午,與人講真相,他說他的祖輩跟他講,讓他們的後人不要參加甚麼組織,將來會有大事要發生。他問我要東西看,有碟子也可以,書要看厚一點的。我忽然記起有兩個同修給了我一本《九評》和一本《江澤民其人》。回家,我馬上找到那兩本書。下午,我找到那個人,將書送給他,並說,你看看吧,這兩本書來之不易。

四、提高心性

一九九七年,丈夫從外地打工回家後,經常不讓我去煉功點。早上我煉功回來,就被他劈頭蓋臉的罵,說我不該煉功。九八年有一天上午,他將我按在沙發上打,打累了就停。接連打了我三次,打完後,他叫我滾。

這如果是在修煉前,我會跟他幹起來。修煉了,我明白了法理,知道是我以前欠他的,得還。我心平氣和的跟他說,以前你讓我滾,我就滾了,你又到處找,把我找回來。現在已到十一點要做午飯的時間,你考慮好,我是做飯還是走?我現在要走了,可能就不會回來。他突然說,你去煮飯吧,這次我輕鬆過關。從法中我們知道:有的人為了得法,生生世世吃了很多苦。我不就是這樣嗎?

在北京大兒子那裏,兩個孫子,大的要接送,兒媳沒上班,在家除了帶小孫子,其它的甚麼家務都不做。早上安靜,我就學法,學到發完六點正念,就進廚房。兒子、兒媳、大小孫子吃飯時間都不同,吃的東西不同,口味不同。我就按照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做,大孫子不吃肉,我就按兒媳的要求給孩子增加營養,買肉和麵粉換花樣做著吃,兒媳吃素,要減肥,小孫子又喜歡吃肉,一日三餐都是這樣煮幾次。自己從來都沒有吃過正餐。誰吃剩的我都吃。白天要擠時間,出去講真相,晩上要煉功。不管我怎麼忙,兒媳都不幫我,也不和我說話。我不計較兒媳不和我溝通,我把自己當作小和尚,燒火做飯的小和尚。

家裏就是我修自己、提高心性的修煉環境。就像師父講的:「他要不給你製造這樣一個環境,你上哪去提高心性呢?你好我也好,一團和氣坐那兒就長功,哪有那個事啊?」[1]

修煉了二十多年,我覺得愧對師父,我得到的與付出的不成正比,離師父的要求相差甚遠,和做的好的同修也有距離。但是我有信心,今後會加倍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

註﹕
[1]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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