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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佳木斯農藝師魯秀琴遭受迫害的經歷
下面是魯秀琴訴述她被迫害的經歷：
一、得大法身心受益
我出生於1963年3月18日，我家兄妹五人。我的父親正直、善良，性格倔強，對兒女們嚴厲中透著慈愛，經常告誡我們：不要貪小便宜吃大虧。記得有一次，哥哥拔了大隊地裏的一個蘿蔔，爸爸知道後把他綁在柱子上打了一頓。我的母親是位勤儉能幹、性情剛毅的人，一生吃了不少苦。聽母親說過，在那個所謂「鬥地主分田地」的年代，家裏僅有的一個包袱也被搶走了，那些搶東西的人還把子彈夾在我母親手指間用繩子勒手，我母親都疼暈過去了。每每提起這些事，我的母親越是憎恨共產黨。
我家是一個和睦的家庭，兄弟姐妹間也都很和氣，而且懂事。我在家裏是最小的一個，備受父母哥姐的關愛。那個時候，我家經濟條件不好，我大姐念到初中就不念了，下來掙錢，填補家裏經濟的不足。剩下我們四個都在上學，成績都很好，在班級表現也好。當時我們家是令眾人羨慕的好家庭。我從上小學起曾擔任過班長、文藝委員，學習成績都在班級前幾名，幾乎每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初中的時候在尖子班，初中畢業考取佳木斯重點中學十一中；高中畢業考取佳木斯農校，學習農學專業；畢業後分配到湯原縣水稻研究所工作；一年後又調到佳木斯市郊區（原名為：湯原縣）望江鎮農技推廣站工作；後又參加全國成人高考，考取了東北農學院園藝專業。
修煉前的我，隨著社會的潮流而動，追求所謂的時尚，社會上宣傳甚麼好或別人說甚麼好，我就跟著學，隨波逐流，追名逐利，沒有了自己的思維和辨別能力，如上小學的時候，學校跟隨全國開展所謂的「批林批孔」等等運動，我也跟著起哄，沒有材料，就從報紙上剪輯一塊當發言稿；看人家打麻將，我也去打麻將；看人家跳舞我也去跳舞。遇上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不是爭鬥，就是在心裏生氣，心胸狹小，好發脾氣，弄得身體狀況挺糟的，患有了胃病、風濕病等病症。一遇上甚麼流行感冒、發燒我就能攤上。
1996年春天，我修煉法輪大法以後，風濕病好了，胃病也好了，以前後背、腰、腿酸痛，天天晚上要在熱炕上烙一宿才能好些，修煉幾個月後，症狀漸漸消失了。連感冒發燒也找不上我了，精力充沛，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整天處於輕鬆愉快當中，走路都想跳幾下。
我二姐從小一身病，還招有附體，馬上要「出馬」給別人看病了，我修煉後，馬上告訴我二姐說：「你也快學吧，這功法太好了」。她也在96年開始修煉了，全身的病都好了。我媽看到我們姐倆的神奇變化，對大法好深信不疑。
記得法輪功被打壓後，我失去工作在門業打工時，冬天四面透風的車間只有一個鐵爐子，很多男工都多次感冒，而我卻從來不感冒。老闆知道我是煉法輪功的，他感慨的說：明天咱們「全民健身」吧！
最關鍵的是大法教會了我做人之理，要按「真、善、忍」的標準去要求自己，儘管我有時做的不好，但我還是要求自己這次沒做好，下次一定要做好，要為別人著想，要修成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人。我的世界觀改變了，不像以前那樣看人了、看世界了。「真、善、忍」博大精深的法理喚醒了我沉睡的心靈，驅散了我心中的迷霧，盪滌著我心靈的污濁，使我豁然開朗，讓我重新看待這個世界，知道了人為甚麼來在世上，應該怎樣活著，怎樣去做一個好人，從此不再庸庸碌碌了，不再迷茫了。以前的我爭強好勝，在家裏、外邊都是得理不饒人，誰要惹著我了，不是跟他明爭，就是暗鬥，修煉後能寬容別人，為別人著想，不和別人計較，而是檢查自己有甚麼毛病。記得在商店賣農藥時，進貨時付貨員多付我十箱「稻瘟淨」，回來發現後，就退給了老闆。
我感恩大法給了我健康的身體，給了我純淨的心靈。使我處於喜悅當中，我就想把大法告訴更多的人。
二、遭迫害身心受傷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團夥瘋狂迫害法輪功，當時的望江鎮黨委書記鄒學勇、副書記楊貴武、派出所所長柳紹臣把全鎮法輪功學員召集起來開會，傳達所謂的上級指示，不許我們煉功了，並且每天還要到派出所報到。鄉下的農活很忙，往返要很遠的路，我覺得真是勞民傷財，我們按「真善忍」修煉，祛病健身，做個好人何罪之有啊！
這些年來我三次被非法拘留，兩次被非法勞教，停止工作，停發工資，承受著經濟上的迫害，肉體上的折磨。我的家人也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經濟壓力和心靈的煎熬，我們家人怕我年邁的母親知道我被非法關押，就瞞著我母親說我去外地打工去了，我丈夫承受不了各方面的壓力，也與我離婚了。我年幼的女兒獨自一人坐在我家院牆上，呆呆地望著大地。
在2000年7月的一天早晨，我去戶外煉功，上班的時候政府秘書通知我去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之後，所長柳紹臣說你被拘留了，然後被送去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多月。當時沒有任何手續，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構成非法拘禁罪。
作為公民我有權利和義務向我們國家領導人反映情況，澄清事實。在2001年1月進京，從北京回來之後，書記王海叫派出所所長柳紹臣到我媽家把我拉到派出所，一個穿便服的女人讓我脫衣服搜了我的身。派出所罰款3千多元後，把我送到看守所，關了兩個月，又被非法勞教一年。
從勞教所回家不到三個月，派出所郭所長領兩名警察到我家搜查，翻到一本法輪功書籍，郭所長叫我到派出所登記一下，就回來。到派出所之後就沒有放我回家。他們還找來了郊區公安局局長等一夥人，幾個人強行把我抬到車上，我掙扎著喊我沒有犯法。當時我丈夫正在患病，頭痛耳鳴。
那天是星期五，在佳市上學的女兒該回家的日子，女兒回家又不見了媽媽，那真是一個黑色星期五。在看守所關押半個月後，我又被非法勞教兩年。這些過程都沒有出示任何手續，有的是後補的手續。
在勞教所裏為了讓我們放棄信仰，運用了各種手段，轉化率和警察的獎金掛鉤，首先讓勞教所裏被關押轉化了的學員來勸說，播放誹謗大法的錄像，然後再找外面所謂「轉化高手」來胡言亂語。不轉化的學員不許上外面活動，不許上洗手間洗漱，還給關「禁閉」，一天只給一瓢水，不許親人接見等。
2002年11月1日，勞教所開始對我們進行強制轉化。從早晨五點半開始被逼坐小板凳，看誹謗大法的錄像，不准低頭、不得閉眼、兩手放在膝蓋上，誰要閉眼就加長時間，一直坐到半夜十一點，被強迫讀誹謗大法的書。再一個個的被弄到寢室，被上大背銬酷刑，強制轉化這些善良人。犯人王傑把我用大背銬銬在床邊，坐在釉面磚地上。這種姿勢坐不直，躺不下，痛苦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渾身疼痛難忍，犯人還不時的給活動手銬，加劇疼痛，有的被銬殘廢了，挺不過去，被迫寫了保證。
2003年，我丈夫因承受不了我被迫害這種壓力，找來了郊區法院的褚德凱還有國保大隊的人到勞教所跟我離婚，連蒙帶騙的讓我在財產是否屬實的表上簽字，達到他們的目的。
有一天，八中隊長洪偉把我叫了出去，說為了我們家好，把我吊銬在暖氣管子上，吊了兩個多小時，疼痛自不必說，我開始迷糊了，腦袋耷拉下來了。警察李秀錦，把棉大衣一脫，手裏掂著手銬，拉著架勢威脅我說，你不是想反彈嗎？把我從暖氣管上放下來，副大隊長張曉丹領一個男警察，說把我拖到男隊去，然後張曉丹拽著銬在我手脖上的銬子往外拖出幾米遠，這時我已渾身哆嗦，說不出話來，已抽搐。
有一次，洪偉把我弄到一樓，又給我上大背銬了，讓我寫五書，幾次的大背銬，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心理、肉體都承受到極點。
2004年2月中旬的一天，因我們的做法沒達到所謂的「要求」，大隊長陳淑梅就不讓我們吃飯。我們善意的跟幹警講我們是被冤枉的，要求無罪釋放。結果招致二、三十個男女警察，連拖帶打把二十二個學員都吊銬在床上。警察孫麗敏用電棍電我的脖子，把電棍塞進衣服裏電我的腰。有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的臉上被電起了好幾個葡萄大的水泡，有的學員被電得拉在褲子裏，而警察們卻毫無人性的哈哈大笑。
在勞教所裏，我多次被銬上手銬，最長時間達半個月。原因是我沒按照他們強制性的無理要求去做，好長時間手都是麻木的，渾身無力。定點上廁所更是害苦了我們，有時竟達7個多小時才允許去廁所一次，實在憋不住了要求上廁所，她們居然說讓自行消化。
還有強制做奴工，挑紅小豆，縫車座墊子等等手段，就是不讓我們有好日子過。
記得2003年小年那天，我往家裏打了一個電話，孩子自己在家，說他爸爸給她送來一代餃子，孩子還問我吃沒吃餃子，我說沒吃，我們娘倆哽咽著說不下去！孩子心靈承受著巨大的傷害。更有一件令我心碎的事，我的大哥得了癌症，當他覺得不久於人世時想去勞教所看我一眼。勞教所的警察必須叫我的家人罵我們的師父才能接見，我大姐當時說：「讓我們罵人幹啥呀」？
我們兄妹倆隔著玻璃窗相見了，相對無語呀！有多少話想說又說不出來！看見大哥離去的背影，我的眼淚撲簌簌的往下掉。我回家以後，聽家人說，我大哥去世時一直喊著我的名字。是誰給我們家庭製造的人間悲劇？！
從勞教所回家是四月份，吃的、燒的都沒有，我身無分文，都是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給我送來錢，買些米麵才得以生存。我找書記王海要求上班，他說得寫保證書才能上班。多次去都不給解決，我就天天去單位擦玻璃、薅草。後來孩子到湯原上學，我到單位每月坐車費用就得200多元錢，我還得租房住，單位只給我300元生活費，我只得出去打工了。後來已經離婚的丈夫又回到我身邊，我們復婚了。
2015年11月份，單位負責人事的人通知我去上班，我發自內心高興，可是，過年之後，把我的簽到的名字拿下來了，我問領導是怎麼回事，領導說郊區政法委不同意。
2018年3月份，我到退休的年齡了，我找領導說該退休了，領導說我得寫保證，不要以前的工資了才能辦理，後來說只要寫個承諾不上訪要以前的工資保證就行。
任何有頭腦、善良、正義的人都會看出，這場無理性、殘酷的迫害根本就不應該發生。打擊善良的一定是邪惡的。善惡必報，善待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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