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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七旬夏月軒八次遭綁架、五次被關洗腦班
二零一五年，夏月軒女士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以下是夏月軒在《刑事控告書》中敘述遭迫害的事實：
四次進京遭綁架：被非法勞教、兩關洗腦班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和一大法弟子甚紅豔乘飛機來到北京。十月八日我到北京信訪辦，經過層層阻擾進到北京信訪辦，但北京信訪辦與駐京辦（武漢辦事處）互相勾結，串通一氣，將我戴上手銬準備挾持回武漢，在駐京辦他們將我的衣服脫光進行所謂的檢查，將我的手銬在床上，到武漢後他們又將我非法關押在武漢民意衛生院樓上（甚紅豔早已在裏面），以擾亂社會秩序為名對我監視居住，為了抵制非法關押，我絕食六天後他們將我放回家，在家他們對我監視居住。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我第二次進京上訪，中途被街道社區兩人（女，姓名不詳）攔住，不讓我走，她們通知唐家墩派出所、居委會，之後警察、戶籍、治保、居委會等一大幫人逼問我是不是去北京，我回答他們到北京上訪肯定要去，結果來的人全部起身將我強行綁架到派出所，當晚開車將我送到額頭灣拘留所，將我非法行政拘留，在婦教所做奴工（做電池），遭過裏面犯人的打罵，十五天後我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二月中旬，我又到北京上訪。北京警察將我送往天安門分局，由武漢駐京辦將我押送回武漢唐家墩派出所，戶籍胡釀對我大打出手，抓住我的頭髮往地上拖，當時就抓掉一指頭髮，我把抓掉的頭髮藏在棉襖裏，作為他們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證。戶籍胡釀還當著我的面用煙頭燙大法師父的法像，這次，他們對我非法行政拘留，將我關在寶豐監獄。在裏面我被雙手吊銬一天一夜，腳不沾地，出監之前我口吐鮮血。
被非法關押近四十天後，我又被送到漢口火車站社會福利院非法關押、洗腦。江漢區二道棚洗腦班成立後，所有被非法關押在社會福利院的法輪功學員全部被轉到二道棚洗腦班。他們把我作為重點單獨關一房間，因為是私房，條件極差，遇到下雨天根本就無法住，夏天熱的難受，蚊蟲叮咬，還把僅有的通風的房門關上，武漢的夏天象火爐一樣，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樣在這種嚴酷而惡劣的環境中煎熬著，而且還不讓家人來接見。在裏面強迫軍訓，強迫洗腦。不參加軍訓就要被罰。法輪功弟子付小雲在裏面就被迫害過。整天在外面被太陽烤，一曬就是一天，她以絕食的方式抵制洗腦班的殘忍迫害，付小雲已被迫害致死。我也幾次絕食，身體骨瘦如柴，我拒絕參加軍訓，被抽調來搞軍訓的指導員毒打，他把我提起來往地上摔，我都六十多歲的人了，如不是修大法我也不會有今天健康的身體，就這樣我的身體疼痛了好多天，這是人身的傷害和人格的侮辱，在洗腦班我被非法關押達八個月之久。
二零零零年十月中旬，我從二道棚洗腦班走脫。之後又來到北京，上到天安門城樓，在城樓上我打坐、照相，被警察連拉帶推往下拽，將我推進金水橋邊停著的一輛警車裏，我被摁倒在最後一排座位上，人還沒爬起來警察的大皮鞋就往我的背上踩，那幾腳踩的我氣都喘不過來。經過天安門時正有遊客從裏面出來，我突然起身坐到前排單個座位上，把警車旁邊的玻璃窗拉開，大聲喊出「法輪大法好」，警察衝上來對著我就是狠狠的一巴掌，「啪」的一聲巨響，我差點被打暈過去。之後，我又被非法刑事拘留一個月，被非法關押在二支溝七處一所，八月十七日從這裏又被送到二道棚洗腦班非法關押。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被非法勞教一年。在何灣女子勞教所，我被嚴管，受盡折磨。身邊兩個包夾犯人寸步不離監管，長期坐在小板凳上拆紗頭，紗頭又髒又亂，拆的紗頭灰塵又大、又臭，指甲都拆破、變形，每天超強度勞動十幾個小時，雙臂疼的不能入睡，爬起來坐著都不讓，由於長期坐在小板凳上，背都坐駝了，完不成任務就受罰。勞教所經常給犯人灌輸污衊法輪功的文章、造假音像，看後還要強迫寫感想。我因為不寫感想，全監室人都不讓睡覺，挑起犯人對我進行攻擊。在裏面吃不好，由於緊張的作息時間，每餐的飯菜我沒吃完就要洗碗、點名進車間勞動，我在裏面沒有任何自由，沒有接見日，生活上的日用品都不讓買，我身體瘦的很厲害，被折磨的咳血、吐血。在監室，有同修因煉功遭犯人毒打，我因為出來制止而受罰，挨打，罰站，我就走出監室在走廊煉功，被值班犯人報警，警察一大個子犯人將我手臂提起，反扣著往上拉，並按住不動，頭對著牆不能動。我不喝感冒湯藥而被裏面的女警調戲，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勞教所用各種手段強制法輪功學員「轉化」，那一年被非法關押在何灣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很多由於承受不住酷刑折磨而違心「轉化」了，勞教所派很多「轉化」的法輪功學員來作為的「轉化」，包括男隊的學員，我不接受他們「轉化」的理由，並從大法法理上引導他們走回大法中來，這也是大法開啟我的智慧。在勞教所，我真感到度日如年，一年期滿由所裏派車將我接出。
被迫流離失所
從何灣勞教所出來後，「六一零」人員和派出所警察企圖綁架我並非法通緝我，為了不給社區、街道、單位帶來麻煩，我在外流離失所。我丈夫老胡也跟著擔心害怕，搬到他姐姐家去住了。在千里迢迢的外地，我過了半年與世隔絕的日子，直到二零零三年非典解除交通通車後我才又換了一個地方。
由於迫害，我身心疲憊，手都抬不起來，連梳頭、穿衣都困難，那年天氣又熱，身體咳血、吐血，像潑水一樣往外衝，吃東西完全吞不進，直往外吐，身邊一個人也沒有，身體瘦的皮包骨頭。睡的就像炸油條那樣的木板和架子，上面放一個尼龍絲編的草蓆，根本就不能入睡，身體挨上硬席子就疼，功也煉不了。我哭著求師父救我，我不能死，請師父幫我能找到人幫我，經過七、八兩個月的魔難，到我能走路的時候，我終於找到了大法弟子。她到我那一看，說這比牢房還像牢房，連個窗戶都沒有，讓我趕快離開，並把我接到她家中，她的街坊說她怎麼把一個快要死的人弄到家裏，她說不要緊的，過幾天就會好的。我在她家經過調理，加上學法、煉功，我又奇蹟般的好起來。
第五次被綁架：再關洗腦班
一個月後，我接到我丈夫老胡患癌症的電話，要我馬上回家，是我妹妹打來的，她在電話裏哭。在同修的護送下，我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七日回到武漢，在外流離失所整整一年。
回來後，我在姑媽家照料丈夫一百天後，丈夫於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離世了。
丈夫死後的五七那天，也就是二零零四年二月份，一夥人迫不及待的又沖到我家，將我和來我家看望我的同修（因她得知我丈夫去世特來看望）一起綁架，以江漢區唐家墩派出所所長為首的來了十幾人。四個彪形大漢將我從七樓抬下，我一路呼喊、掙脫，要周圍人知道他們的違法、無恥行為，來看我的同修劉潤芝也被綁架到二道棚洗腦班迫害，她也一路喊著「法輪大法好」。當時她身體很虛弱，洗腦班不敢留她，就把她放了。這次對她的綁架，使她的精神受到了打擊，病情加重，不久在醫院去世。又一個無辜的生命被奪走了。這是江澤民流氓集團迫害法輪功弟子的又一罪證。
他們將我綁架到洗腦班後，二十四小時派人監控，寸步不離，不讓我睡覺，罰站，那時正是二月份倒春寒的天氣，他們故意把窗子打開，讓寒風吹我、凍我，而他們卻穿著棉大衣輪流值班。二道棚洗腦班像地獄一樣陰森、可怕，惡徒們在窗口的地面上畫個圈要我站在裏面不許動，不許閉眼睛，只要眼睛一閉他們就猛推一下，一站就是幾天幾夜，腳腫的不能彎曲。他們在桌子上、地上、牆上、板凳上，都寫上污衊的惡毒語言，還強迫要我念，要我踩，我不踩，他們就拖著我踩，寫在桌子上的我就抹掉，惡徒發現後就又重複寫，像文革一樣的整我；在每個污衊大法的標語牌前，把我的頭按下去，又提起來，又按下去，再提起來，就這樣來回折騰，惡徒們卻哈哈大笑，侮辱我的人格，用各種欺騙手段企圖強迫我「轉化」，我不屈服，最後他們就用強硬的手段，幾個人將我按住，抓住我的手寫，以便達到他們「轉化」我的目的。
第六次被綁架：四關洗腦班
二零零四年十一中旬，我再次上北京近距離發正念。在上天安門城樓的檢查中一人突然問我：「法輪功好不好？」我回答他：「法輪功好。」他們一幫警察就在天安門對我強行搜查，連衣服都脫了進行搜查，在我衣袋裏，他們搜出真相護身符、卡片，他們就以此為由將我又送到天安門公安分局。由於我拒報姓名、地址、簽字、按手印，以無名氏被北京公安分局將我分流到崇文派出所，由於我仍不報姓名、地址，當天晚上崇文派出所將我送到北京崇文看守所（監獄），我不能接受對我的這種綁架行為，並以理抵制他們，這是剝奪我的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及人生權利，說個「法輪功好」就被關押迫害，我不知道這是哪家的理？還是江澤民個人專利？後來在一次提審過程中，一年紀大的警察要我告訴他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就告訴了他。過來兩天，我們當地的戶籍熊某，社區主任肖某，江漢區洗腦班的鄭榮（六一零成員）將我押回武漢二道棚洗腦班非法關押。
我這次是第五次到北京，而且我曾從洗腦班、派出所都正念走出過，洗腦班對我更是嚴加防範。由於江澤民的株連政策，街道、派出所、社區都因為法輪功學員上訪受到牽連，也影響到市及下面各層的年終獎，評先進也都無資格了，有的評上去了也被拿下來了，社區有的人被罰一千元到兩千元，所以這次他們對我加崗加哨，派二、三人為一班日夜輪流監視，寸步不離，我以絕食的方式反抗他們對我的迫害，他們這種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而隨便關押公民的行為是侵犯公民人權的犯罪行為，更不能容忍的是國保大隊、公安警察竟帶人撬門撬鎖，在光天化日之下將我家再次洗劫，搜走大法書籍、資料、師父法像、師父講法教功光盤，抄走了一台三合一掃描複印機，朋友送給我的一對玉鐲也沒有了。
那天晚上，洗腦班頭目屈申直逼我寫「轉化」材料，就可以留在洗腦班，否則，國保、公安他們已經做好我的材料將我判刑送走。在他們的高壓、威逼下，我迫不得已寫了所謂「轉化」材料，做了真修弟子絕對不該做的事，心中感到愧對師尊和大法（已發表嚴正聲明，在洗腦班所說所寫全部作廢）。
後來，他們將我留在洗腦班，每天強迫看污衊大法的文章，每天交兩篇認識、體會，甚至要我寫揭批文章，每篇認識體會都要通過他們的檢查，不合格還得重寫，寫不完就不讓睡覺。那時我整天被他們逼著寫啊，寫啊，眼睛都快被逼著寫瞎了，看字都看不了，看人都發糊、成雙，一件棉襖袖口都被磨破了。這種精神上對我的折磨，使我心中感到痛苦萬分，淚流不止，每天度日如年。
第七次被綁架：再遭判非法勞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和同修在外講真相，遭人惡告。警察在我包裏搜出了真相資料和小冊子，他們把這作為迫害我的證據，對我非法刑事拘留，將我關押在二支溝七處一所，並對我做出非法勞教一年的判決。
這次是寶豐路派出所和礄口分局辦的案，我在二支溝七處一所被非法刑事拘留一個多月後，礄口寶豐路的兩個警察將我叫出，宣讀他們對我作出非法勞教一年的判決書。他們草草地念完後，問我上不上訴，接著他們說：「你上訴也是這回事，不上訴也是這回事」，還得意的說：「你不簽字又怎麼樣？還不是判你勞教」，當時兩警察就要帶我走，我說：「我沒有罪，告訴人『真、善、忍』沒有罪，憑甚麼判我一年勞教？你們得說清楚，你們得送我回去。」警察看我不走，就用手銬銬住我，從大廳一直拖到大門外，我的整個身體在地上被他們拖著，一直到七處一所的大門口警戒線，還要我喊「報告」，我沒喊，而在他們拖我的那一刻，我站起來朝著看守所大聲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要讓全監牢的人都聽到，也要讓他們知道邪惡又在迫害法輪功弟子。他們將我拖著往外拉，把我推進馬路邊上停著的一輛警車內，直接開往何灣女子勞教所，何灣勞教所因為我血壓高將我放了出來。
第八次被綁架：勞教所拒收後又被關洗腦班
回家才幾天，一天我買菜剛到宿舍門口，幾個人看到我不由分說就將我往車裏推，說街道書記要找我談話。我知道這是騙局，我不上車，他們把我買的菜往邊上一丟，沒有履行任何手續強行將我送到二道棚洗腦班。
為了抵制迫害，維護法輪功修煉者的合法權益，我只有絕食、絕水了。幾天後，洗腦班、六一零的鄭榮帶一批人將我按在一種專門給犯人灌食的床上給我灌食，不知道他們灌的甚麼東西，我抵制他們對我的強制灌食，流汁滿身都是，我不斷的噴吐灌的東西，我感到很憋氣，氣也吐不過來。他們死死的將我的鼻子捏住，脖子掐住，按住我的頭和腳，我使出全身的力氣反抗、掙扎，口中被他們灌的東西不由自主的往外噴，噴在了他們的身上，他們才鬆開了手。過一會，鄭榮仍不放過我，又將我推倒在床上，叫人把我的被子拿來放在下面，用她肥胖的身體騎在我身上，卡住我脖子對我灌食，並惡狠狠的掐我的臉、喉、對我下毒手，我告訴她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報應的她才住手。我滿身都是他們灌的東西，臉上、耳朵上、頭髮上都是，被子上也沾滿了污物。
後來，洗腦班警察胡某據說還因為迫害我而提升了隊長，他開車將我強行再次送往何灣女子勞教所，把我丟在那裏連交接手續都沒辦就開車跑了，這正說明他們迫害大法弟子做賊心虛。當時勞教所的人說這人不是我們退回去的嗎，怎麼又送回來了？經檢查我的血壓達到了200，這樣勞教所再次作出決定放我回家。
我本應該回家的，然而社區書記肖某和治保張有國開車把我又拉到洗腦班。下車時，張有國把車門堵住防止我逃跑，幾個人強行將我拖下車，再次將我非法關押在二道棚洗腦班強行「轉化」。我的身心受到很大的傷害，也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了本不應該承受的苦難，善惡有報是天理。最後願有緣之人都能為自己的未來做出明智的選擇，為自己生命負責，也為後輩兒孫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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