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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人遭迫害 山東代國玉全家控告江澤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代國玉與妻子張兆美，父親代中成（未修煉法輪功）、母親呂學蘭（未修煉法輪功）、女兒代瑾和兒子代磊共同起訴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
下面是代國玉手書的《刑事控告書》中敘述的部份事實。
修大法 村幹部街坊鄰居稱讚
我是一九九七年底，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之前身體患有多種疾病，神經衰弱、風濕性關節炎、胃潰瘍，特別是患嚴重眼病病毒性角膜炎、左眼失明，在醫生欲摘除眼球的危急情形下，通過修煉法輪大法，多種疾病徹底去掉，身體完全恢復健康，右眼完全恢復了視力，從此擺脫困境。
妻子張兆美也是九七年底開始修煉法輪功的，在這之前，我們生活很困難，而且妻子腰痛，十二指腸疼，都很厲害，也沒有辦法治癒，後來她通過學煉法輪功，身體都奇蹟般的恢復了健康。
生命真正步入幸福，更明白了人生的真諦。為人處世不但親朋好友、街坊鄰居稱讚是好人，我們村連任三十年的老書記，在全村村民大會上都公開的說：「我不怕咱村的人都學大法，如果都能像人家學大法的那樣，我這個村幹部才好幹了呢。」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利用手中的權力發動了對法輪功學員實施「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斷」的滅絕人性的殘酷迫害，操控全部國家宣傳機器及媒體對法輪功創始人進行惡毒誹謗、造謠、誣陷。至今已達十六年之久，我的全家都是受迫害者。
做好人 夫妻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我妻子（張兆美）與本村兩個學員一起到北京上訪。晚上派出所就叫村治安主任到我家說不準讓我們去北京，還說了一些威脅的話。第二天大清早，派出所幾個人就到我家問我妻子哪兒去了。我說：不知道。他們也說了一些難聽的話走了。
等到上午大約十點鐘左右，因我妻子她們頭天晚上在濟南火車站被萊西警察截回，派出所的幾個人又來我家說我撒謊。還拿走了家裏掛的一塊大法條幅。第二天上午，把我村煉法輪功的人都叫到村辦公室，給我們錄口供，逼我寫保證再不煉法輪功的保證，逼我要交出大法書籍。之後不但讓村裏人天天監視我的一舉一動，而且派出所的人經常到門上來騷擾，特別是他們認為的敏感日。更是三番五次到家裏騷擾，而且還要找村幹部。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與本市的十七名大法弟子在一起學法交流，被萊西市和青島路派出所綁架。當場搜身，我被搜去衣服兜裏的三百多元錢、手機和MP4、還扣押了我的麵包車好長時間作為他們的私車用。我和其他同修被非法關押在派出所裏一宿，不讓睡覺，並被刑訊逼供。我被梅花山派出所的警察趙鵬程（梅花山街道辦事處上馬莊村人）和一王姓警察逼供時用凳子腿打破了頭。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我和另兩位大法弟子被劫持到萊西辛莊洗腦班關押。萊西市公安局×教科科長沈濤、副科長李為魁、警察隋國勤、徐某等輪流審訊，不讓我睡覺，無果後就開始罰我蹲著，不給飯吃等。
青島路派出所的警察於行一叫一（孫姓）司機拿來一隻鐵水桶說是領導（所長姓李）讓想法子問出點事來，把水桶扣在我頭上，本來水桶很深就很憋氣，用一把鐵煤鉤在水桶底上劃來劃去，發出刺耳的聲音，還不斷地敲打，導致我耳聾眼花，頭昏腦脹。
在「六一零」主任王建志、科長沈濤、公安局長管恩富等的指使下，萊西梅花山派出所（原韶村莊派出所）警察到我家入室搶劫，搶走很多私人財產，還逼我的妻子簽字，還說等案子結了到梅花山派出所要東西就行了。
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我的妻子和兒子到青島路派出所要人時，聽說我被關到萊西市望城鎮辛莊洗腦班了。中午，我的妻子和兒子又到辛莊洗腦班去，看門的不讓進，從門縫裏看到我在烈日下被迫害的情景很傷心。
二零零八年八月三日中午，我被送到萊西看守所。青島路派出所警察打電話叫家人到青島路派出所認領東西，到了派出所就給一張刑事拘留條，拘留的理由甚麼也沒填，還逼家人簽字，並說：「人現在關押在看守所裏，你們到萊西看守所去要去吧。」
一進看守所，就遭到犯人的打罵與侮辱，有的警察看到根本不管，為了讓能聽從犯人的指使，好為看守所多幹活。每天給點髒飯（真是豬狗都不吃的）、爛菜湯。餓的眼發花，每天幹至少十五、六個小時的活（包裝白臘出口其他國家的茶臘、和其它工藝品手工活），晚上還得值兩個小時的夜班，也得幹活。完不成任務或打瞌睡，就經常遭到牢頭獄霸的毒打。家人到看守所被逼交上一百二十元錢，所謂在裏邊用的日用品錢，還有為我多存放的錢，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牢頭就給花了。
大約被關進看守所的十幾天，「六一零」×教科的沈濤等人經常對我所謂的提審。問不出甚麼，他們還恐嚇我說：你不說不要緊，我們就天天開著警車到你家去找你的老婆孩子。還讓我在紙上摁手印，不摁他們就用笤帚把打。還說：你以為這是你家？你不願幹啥就不幹。幾個人按著我，搬著我的手按上。「六一零」的警察隋國勤在往看守所牢號裏送我的路上，看到我吐得痰帶血塊，那是前幾天被牢頭打得鼻腔流血，偽善的說：是不是在裏邊挨打不少，只要你老實交代我們會處理好。實際上他們明知道、甚至他們直接指使犯人行惡。
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我的妻子、兒子與近八十歲的母親一起到公安局找沈濤要人，門衛不讓進，這時，沈濤打電話告訴門衛，只叫我的妻子一個人進去，一進去就被非法審問。在以後的幾天裏，家人不斷的到公安局要人，公安局的人和青島路派出所的人就互相推責任。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青島路派出所又打電話叫家人去認領東西，我的妻子和子女一起去了，所警拿出一張說是抄家時的單據，實際不是我妻子簽字的那張，上面還寫了許多家裏沒有的東西，真相資料一類的，而且數量都很多。為了達到陷害我的目的，製造假證據。家人追問假證據的來源時，他們說：「這不管我們的事，這是你們梅花山派出所給的檔案，你們去找他們吧。」下午剛回家，梅花山派出所兩個所警就拿著假單據到家叫我的妻子簽字。
第二天家人就到萊西公安局找沈濤揭露製造假單據的事，沈濤說：「這是辦案人員的失誤，我們不管這事，我們只看文件。」家人又追著沈濤要被扣的車和被搶走的財產，一連追了好幾天，九月八日才把車和被搶走的財產要回部份來（我當時身上帶的三百多元錢和一個MP4沒要回來）。我的母親、妻子和女兒又來到公安局找沈濤要人，沈濤在門口看見後，蠻不講理的謾罵，還不斷地推我母親，幾次都差點把老人推倒。
在「六一零」王建志、沈濤等的操控下，我被關押五個月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被萊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實際被執行三年零五天，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一年八月四日），並沒有公開開庭，而是把我拉到青島大山看守所與我一起被綁架的另兩位女大法弟子在看守所的一個房間，匆匆走了過場，沒讓任何一位家屬旁聽，法官（姓胡）最後說：你們不服不要緊，可以上訴。結果上訴後，青島市中級法院還是在江氏集團的壓力下，維持原判。這期間，家人不斷的找沈濤、王建志要人，他們都往外推。
在山東省第一監獄冤獄三年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我被劫持到山東省第一監獄十一監區關押迫害，當天中午吃完飯後，犯人姚雲霞（經濟犯無期徒刑，專負責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所謂積委會主任）對我說：「來了以後好好『轉化』聽政府的話，否則，吃苦的日子在後頭呢。」凡是被劫持到監獄來的法輪功學員都遭受嚴管組、鞏固組、過渡組、穩固組的迫害。以後再根據情況或被劫持來的人數多少（十一監區）人多的裝不下了，就下到別的生產區，十一監區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主要邪惡黑窩。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我被迫害入獄後，因不寫放棄信仰的「五書」（悔過書等）不「轉化」，在獄警的操控指揮下，黑社會犯人王克東、趙岳魁、李曉、李鵬為首的十多犯人，先將我關在十八組嚴管室進行迫害，逼迫我蹲著，有三個犯人坐著小凳圍著我，離我只有十幾公分的距離，時間一長腿一麻倒了，幾個犯人上來就是一頓毒打，還用鞋底抽臉，用十指掐七孔。我高呼「法輪大法好！」來抗議，打手們氣急敗壞，用抹布堵住我的嘴，將我按倒在地，幾個打手有按胳膊，按腿的，怕再喊狠命踩脖子氣管的，有動手打的有腳踹的，然後抬到洗澡間扔到地上，繼續迫害，而且往嘴裏塞抹布，直塞到嗓子眼，撬嘴時犯人的手指甲都掐在兩腮的肉裏，（上下牙床脫臼、好長時間張不開嘴吃飯），以致休克，再用涼水潑。
後又轉到二十一組「嚴管組」，由殺人犯張風順、畢於震等多名犯人繼續迫害，拳打腳踢、棍棒擀敲打，用竹板刮兩肋，刮得幾個月不敢用力喘氣，用竹板砍腳背、手被砍的直露白骨，直打得奄奄一息不能動彈，他們還說是裝的，再狠命地踹、踢腰部、脊椎。腰椎被打得變形，直到出獄時還沒恢復好。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上廁所，而犯人們打累了就抽煙喝茶水休息，有時被惡徒們關在廁所，自己站不住由倆個犯人架起來貼到牆上，前面的犯人對著前胸、五臟六腑、小腹毒打。
二零一零年五月，因監獄十一監區關押的大法弟子人數太多，就分排到其它監區一批。我被分排到二監區，到那兒也有安排專門迫害的警察與犯人。只要不順從他們，就限制不讓購物，不讓與家人有任何聯繫。
二零一一年正月初七日，又將我關入十一監區嚴管隊。限制一切（服刑人員）應享有的權利。
女兒代瑾敘述被騷擾、恐嚇的事實
我是九八年開始跟隨父母一起修煉法輪功的。當時年紀小，根本不知道甚麼是修煉，只是從父母身上看到他們學煉法輪功後身體恢復了健康，家裏也變得更和諧、幸福。父母說：法輪功是教人按「真善忍」標準做個好人，祛病健身的好功法。他們希望我和弟弟都要做一個心地善良的好人。看到父母身體上的神奇變化和家裏的轉變，我也被深深吸引，經常跟隨他們一起參加集體學法，那時每天都很快樂。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一下子打破了我們這個歡樂的氛圍。媽媽跟村裏的兩個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訪，被綁架，回來之後，村裏就天天有人在我們家周圍轉悠監視，警察也經常到家裏騷擾。在學校，班主任知道我學法輪功，就經常找我談話，讓我放棄學煉法輪功。同學也開始用異樣的眼光看我，因當時年齡小（十二歲）心裏非常恐懼，給我幼小的心靈蒙上了很陰暗的陰影。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爸爸因參加集體學法被萊西「六一零」夥同青島路派出所綁架。這期間，我和媽媽、弟弟、年邁的奶奶多次到派出所、「六一零」要人，奶奶追問「六一零」沈濤說：「我兒子犯了甚麼罪？你們為甚麼要抓他，你們說法輪功這麼不好那麼不好，可我兒子學了以後，全身的病一下子好了，在村裏誰不說他是好人？！你們放著那麼多的壞人不去抓，抓這些學大法的好人幹甚麼，你們才是真正的土匪」沈濤氣的喊我，讓我趕緊帶奶奶走，說：「再不走，就找人把你奶奶抬下去。」還嚇唬我說：「小姑娘年紀輕輕的不要跟他們一起胡鬧，小心連你也抓進去。」
再後來我們去找他，他不但惡語謾罵，甚至多次推搡我奶奶，並威脅我奶奶說：「再鬧就把你兒媳也抓起來。」爸爸被非法判刑三年，這對我們全家人來說真是晴天霹靂，給我們老、少、幼造成了精神上的極大痛苦。
兒子代磊敘述被迫害的事實
我是九八年開始跟隨父母一起修煉法輪功的。當時七歲，根本不知道甚麼是修煉，只是從父母身上看到他們學煉法輪功後身體恢復了健康。看到父母身體上的神奇變化和家裏的轉變，我也被深深吸引，經常跟隨他們一起參加集體學法，那時每天都很快樂。
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媽媽跟村裏的兩個同修一起去北京上訪，被綁架，回來之後，村裏就天天有人在我們家周圍轉悠監視，警察也經常到家裏騷擾。在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學校班主任知道我家裏父母學法輪功就經常找我談話，讓我在他寫好的不讓學法煉功的保證書上簽字，當時我才九歲，原來的名字叫代飛，被迫在上面簽字，讓我放棄學煉法輪功。
爸爸被非法關押在萊西望城辛莊時，我隨我大伯父去看望被非法關押的爸爸，隔著鐵門，在鐵門的小口上看見爸爸被兩個人看守蹲在院子裏的爆日下。當時，看到爸爸被迫害情景，我就忍不住哭出聲音來了，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極大的創傷，當時我就想不明白，爸爸越是做好人為甚麼要被迫害？後來爸爸被關到了看守所，一直不讓我們見，找到親屬幫助，在爸爸被關到看守所兩個月後才見到，當時奶奶、媽媽、我去見了爸爸，給他帶的吃的，爸爸吃的狼吞虎嚥的，我們都哭了。
我當時是高中三年級，在爸爸被抓了以後，就沒有心思上學了，家裏就剩了媽媽跟姐姐工作養家，爺爺奶奶姥爺姥娘都歲數很大，還需要照顧。我只好工作來幫助媽媽減輕家庭負擔。
爸爸被判刑三年，送到了濟南省監獄，爸爸被關押在濟南監獄後，一直不讓家人接見，半年後，我才見到爸爸。我去見的時候，獄警警告我不准許跟爸爸說一些家裏人的情況。在見面通話的短短十五分鐘，獄警一直在旁邊戴著耳機監聽，使我在這種情況下見到爸爸，感到非常的傷心。
在爸爸快要出獄以前，公安局讓我到萊西市政法委辦公室開證明，裏面的辦公人員對我又恐嚇、又威脅。說爸爸出獄後，再學大法，就要影響我怎麼怎麼樣，我要學大法，也會一樣被抓。讓我們全家人都不要再學大法。
在這三年的時間裏，對我們全家人來說真是度日如年的苦苦熬煎，家裏的老人失去兒子，媽媽支撐這個家帶著我們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讓我們原本幸福的家庭遭受了子離妻散的巨大磨難。給我們老、少、幼造成了精神上的極大痛苦和經濟上的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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