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勞教迫害 遼寧綏中縣教師控告元凶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導）遼寧省葫蘆島市綏中縣職高教師劉巍修煉法輪功後，按真善忍要求，工作認真、為人善良，是學校師生公認的好人。劉巍因堅修法輪功，多次遭綁架、騷擾等迫害，被非法勞教。中國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訴必理」後，劉巍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元凶江澤民。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號上午，綏中縣公安局國保大隊劉煥宇等十多名警察到綏中職業高中，把正在上班的劉巍強行拖到車上，又到劉巍家抄家。劉巍被非法關押在綏中縣拘留所二十天。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澤民的個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國大陸成立了凌駕於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國性恐怖組織──納粹蓋世太保似的「610辦公室」。隨後在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命令「610辦公室」系統性的對數以千萬計堅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的滅絕政策。億萬修心向善的民眾及其家人被捲入長達十七年的浩劫之中，眾多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萬名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將迫害元凶江澤民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法輪功學員訴江，不僅是作為受害者討還公道，也是在匡扶社會正義，維護所有中國人的做好人的權利。

以下是劉巍在控告狀中陳述他及家人遭迫害的經歷：

我於一九九七年在丹東念大學時開始修煉法輪功，當時並沒有甚麼病，但常常思考人生的意義，喜歡看書，從《轉法輪》那本書中，我明白了發生在我身邊但用現代科學卻解釋不了的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更主要的是知道了人到底為甚麼活著，知道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轉法輪》）。那時早晚上去煉功點煉功，那裏真是一方淨土，不分職業年齡、沒有高低貴賤，大家敞開心扉，談論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一個好人、更好的人，互相關心，像一家人一樣。師父要求我們時時處處都要做一個好人，是學生就要好好學習，我那時從來沒有過不及格的學科，畢業前還通過了國家級英語六級考試，在我們整個繫我是唯一的一個。

上訪被非法關押、勒索

一九九八年畢業後，到我縣職業中專任教。不到一年，就在我們單位有幾個同事正要和我一起修煉法輪功時，江澤民卻不顧中央其他多位領導人的反對，以權代法，發動了這場人神共憤的迫害。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樣，曾經獨自一人去北京上訪，有一次自己騎自行車走了七百多里路到了北京，走了兩天多，目的只是想讓政府了解我們，說句公道話。

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把寫好的信親手遞交到了北京信訪辦，在旅館裏看到中央電視台對法輪功的污衊，就去中央電視台上訪，但卻被早已等在那裏的警察強行帶走，送到豐台體育館，碰到一個北京郵電大學的學生，警察強迫我們蹲著，我想不對啊，我們沒有違法啊，就站了起來，過了幾個小時被送到我縣信訪辦駐京辦事處，後被統一送回當地。

到了我們綏中縣公安局政保科後，等待我們的卻是暴力毆打，政保科科長王福臣，脫下皮鞋，挨個打嘴巴，從小到大我都是很懂事的，父母都沒打過我，打完後將我們送到縣看守所非法拘留。後來聽一起被拘留的高文良說，王福臣想給我們扣上有組織的罪名，讓高文良說是我讓他去的北京，他沒有那麼做，因為我們的確是自發去的，沒有任何人組織。最終政保科張希文在拘留票上寫的是所謂的「擾亂社會秩序」。

在看守所裏，我們吃著非人的伙食，受著非人的虐待。我家裏人來看我時，母親看見我頭髮被強行剃光，差點昏過去，他們讓我寫不去北京的保證，否則不放人，開始我不寫，家裏親戚氣得要打我，說我煉功練的沒有親情。記得有一次我回到拘留所覺得很委屈，忍不住痛哭了一場，因為我從小到大幾乎沒讓家人操過心，我不知道人有一個做好人的信仰有甚麼錯，政府為甚麼非要強迫改變人的信仰。

拘留十五天期滿後，他們還繼續非法關押，父親當時正在外地包工程，聽說後血壓一下子升到二百多，說我不和法輪功斷他就和我斷，最後學校的領導也來勸我，那架勢真象當初的文化大革命捲土重來了一樣，就這樣我違心地寫了一個不煉功，不上北京的保證，被非法關押了三十八天後，家人被政保科勒索了二千元的保證金，才被放回來。後來我去政保科找王福臣去要這筆錢時，最後還是被非法扣留了五百元，他們那幾年從我們身上騙了很多錢。這樣，我又回到了學校。

這幾年我在學校課幾乎都是最多的，直到這學期才少了些，給我甚麼課我就上甚麼課，從不糊弄學生，平等對待每一個學生，特別是有些父母離異的和有些缺陷的學生，我會額外地鼓勵他（她）們、關心他（她）們，學校有甚麼好處我從來不去爭，和學生、同事的關係很融洽。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多為別人著想，在老家曾經自己花錢修過路，幫助過敬老院的老人，在小區裏主動打掃垃圾，因為我們小區沒有物業。其實大法弟子在各行各業都是這樣去做的。

非法勞教二年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剛剛上完課，國保大隊長李長華指使國保警察劉忠和等五、六人來到單位找我假意寒暄了幾句後，說要找我了解點情況，我不知是圈套，心想反正沒做過違法的事，就跟他們去吧，結果直接把我送到了縣看守所，兩天後被劫持到葫蘆島教養院非法勞教二年，並非法抄家，搶走了我的大法書籍三十多本。

在葫蘆島教養院，我因拒絕穿勞教號服被教養院警察指使勞教犯人拽到小號，用電棍擊打，然後把手銬到地板的鐵環上關小號，我因此而絕食反迫害。

二零零五年中秋之後，又被轉押錦州教養院加重迫害，在那裏被剝奪了更多的權力，如家屬接見，打電話，尤其對不「轉化」的大法弟子更加苛刻，從早到晚由兩個犯人看著，連上廁所都不例外，不許大法弟子互相接觸，說話，強迫他們從早到晚坐小板凳，我又因拒絕坐小板凳被勞教所一姓楊的警察毆打，耳朵被打得一直響，回來很多年後聽見汽車喇叭聲，耳朵還會癢。我絕食抗議要求檢查，來了個勞教所警察醫生，拿個東西往耳朵裏照了照說「沒事」就走了。那裏的醫生不學無術，而且表現很惡。後來不得已同意我不再坐小板凳、轉到別的房間。其間我多次絕食抗議迫害，多次被非法灌食，讓犯人按著從鼻子插管，那裏有個「醫生」，被稱為「笑面虎」，很壞，拿管子故意在鼻子裏使勁插來插去，導致鼻子插破出血。就這樣在錦州教養院被非法關押一年三個月，又被他們找茬超期關押五天才回來。

後來回來時才知道，妻子有一次去看我，帶了一床新被子，結婚時新做的，還有鞋、洗滌用品，錦州教養院都派人接了，但並沒有轉交給我。

家人受到的傷害

那時家裏經濟上很困難，縣裏「610」給學校施壓，每個月只給二百元的生活費，為了撫養孩子，妻子不得已兩年間換了好幾個工作，最多是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有一年我們住的樓沒有供暖，那時她正在一個朋友的店裏收水洗衣服的活，拿到家裏來洗，沒有暖氣冬天的水冰涼刺骨。那時我家的親戚大部份都怨妻子沒管住我，幾乎沒有人幫忙，多虧大法弟子們有的拿來大米、豆油，有的拿來錢，有的幫忙修防水、修電，妻子和孩子才得以度過那段難熬的時光。

本來兒子從小聰明活潑，兩年多沒有父愛，妻子在生活的壓力下心情也不好，對兒子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今年十五歲了，性格還是有些內向，見人不會主動說話，我回家稍微晚一點，他會很擔心，就在前些天有一次我有事回來晚了，兒子哭得很傷心，妻子說他一直在窗戶那看著，非等到我回來才吃飯，邊等邊哭，都是那兩年的迫害給孩子造成的陰影。

我的父親去年也去世了，母親給我打電話如果我接不到，就擔心我是不是出了甚麼事，有時甚至會馬上坐車到我家來。妻子也是如此，我們結婚十四年多了，我們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她本來脾氣很好，但這場迫害造成的壓力讓她很多次跟著提心吊膽，有時心情很煩躁，因為一點小事就會生氣。她這些年承受的太多了，睡眠很不好，不到四十歲，好幾樣病，再也經不起甚麼事了，她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平平靜靜過日子。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寧靜的生活常常被打亂。

被綁架到興城洗腦班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一大早，學校門口停了一輛車，綏中公安局國保大隊劉忠和、劉喚宇等人，看我上班來了，就過來跟我說換了領導，要找我談談，我因為被他們騙過，就說不去，我還要上課呢，他們一看軟的不行，就把我往車上拖，褲帶被拽斷，趁我提褲子的時候把我推到了車裏，綁架到興城洗腦班。

在那裏被限制人身自由、找來幾個女人說些神神叨叨的話，被強制看污衊法輪大法的錄像，目的是讓我放棄修煉，寫甚麼保證。被我拒絕後，就恐嚇說要判刑、開除公職，還是沒達到目的，最後三、四天後開車把我送回家了，簡直就是一場鬧劇，警察、從各單位抽去的再加上雇去的人每天大吃二喝的，不知要花掉國家多少錢，聽教養院的警察說江澤民搞的這場迫害動用了國家四分之一的財力。

這次妻子和兒子又一次被嚇壞了，單位裏的同事對這種流氓行徑也很氣憤，有的校領導去找校長，讓校長去要人。校長打電話向公安局、政法委要人，他們互相推諉，最後才知道這又是一次有預謀的、沒有理由但有名額的綁架，校長說再也不搭理他們了。被他們折騰了幾天回來後，我第二天就去上課了。我們都是在做好人，為甚麼就不能有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呢？

以上是這些年來我因為修煉法輪功做好人所遭受的不公對待。與那些被迫害致死、致殘、受盡各種酷刑的同修相比，我算是幸運的了。師父讓我們善待所有的人，我們不會記恨那些被利用參與迫害我的人，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過去說給修佛的人一碗飯都會積下很大的福分，如果參與迫害，那罪太大了，自己根本償還不起，連家人都會受到連累的。所以希望這些人早日棄惡從善，將功補過。

而江澤民作為這場災難的發起者，毀掉的不僅僅是千千萬萬的家庭，而是中華民族的道德根基，是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誰逆著歷史潮流而動，誰對不起老百姓，他就是歷史的小丑，終將得到應有的下場。將罪魁禍首繩之以法，實在是匡扶正義的大善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