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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遭迫害 山東濰坊青年教師控告惡首江澤民
秦雪陳述的事實和理由如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場由江澤民集團發起的瘋狂鎮壓運動在全國範圍展開，運用暴力手段威脅國內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強制停止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和音響材料，禁止法輪功學員在戶外合法煉功。並用謊言把這場迫害推廣到全世界，毒害了數以萬計善良的民眾，使大多數不了解真相的人站在了「真、善、忍」的對立面，導致世界範圍內尤其國內道德體制的下滑，從而引發了種種社會矛盾，至今已無法解決。唯有真正深刻的審視這場運動，還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清白，還法輪功學員以自由的信仰環境，才能真正解決亂象，還世界以清明。
我們家是受這場浩劫影響的千千萬萬家庭的縮影，在此主要闡述我在這場浩劫中的遭遇，希望能引起人們正義和良知的關注，懇請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將迫害元凶江澤民繩之以法。
我從記事起，就大病小病不斷，住院吃藥如同家常便飯，給父母親增加了無數負擔。姥姥曾經說，她養了六個孩子，也比不上我這一個難養。父母親也因為工作家庭住房的多重壓力，年紀輕輕就一身病。母親當時患有肩周炎、關節炎、咽炎、腸胃病、心肌炎，父親有膽囊炎、腰椎骨質增生等多種疾病，日子苦不堪言。甚至在一九九六年，母親就住進醫院，但無濟於事，於是放棄住院，在家裏等著生命盡頭的到來，那時的我才剛剛踏入小學。
就在母親苦苦掙扎的時候，經人推薦，看到了《轉法輪》（法輪功主要著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發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她全身的疾病完全康復，現在五十多歲的人，比同齡人身體好太多。而且整個精神性格也越來越好，很少用強制的方式來教育我了，我犯錯就耐心的給我講道理，逐漸向慈母靠攏。看到母親身心的巨大變化，我和父親也走入了法輪大法的修煉，我們也在不知不覺中身體恢復健康，我的學習和父親的工作效率也是直線上升，全家其樂融融。
然而，好日子沒過多久，這場迫害就開始了。我在這十六年的迫害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傷害。未成年之前，對我長輩的迫害導致我學業受到影響，生活質量嚴重降低，心理也留下了迫害的陰影，身體也受到影響。工作後，曾兩次對我非法抓捕並非法囚禁，也對我的身心造成極大的傷害，同時也影響了我的工作和前途。與此同時，對我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嚴重影響了我的正常生活。而親人朋友也不同程度的受到身體和精神的摧殘，對我通訊工具的監聽也影響了我們的及時溝通。
以下是按時間順序陳述的遭受迫害的事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隨母親去北京為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被壽光公安局非法扣留，並於當日送到濰坊高新區新城街辦地下室非法關押一晚。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抱著為大法說公道話，為母親鳴不白之冤的心態，父親和我又來到北京，被濰坊駐京辦事處非法關押三天左右。
二零零零年七月，父親因不放棄信仰，被非法勞教三年，我和兩位姑姑去山東省王村勞教所看望他時，在沒出示任何法律手續的情況下，非法剝奪了我見父親的權利。
二零零零年十月，母親從濰坊奎文拘留所無罪釋放後，學校二十四小時派人輪流在我家樓下非法監視，母親被迫流離失所。由於我在母親學校就讀，校長周英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不管我是否在上課，只要是準備迫害我母親，就把我叫到辦公室談話，威脅我同意他們的計策。期間，學校組織學生在說大法不好的條幅上簽字，我沒去，班主任劉春慧氣急敗壞的上來質問我，說校長盯著大夥看，結果沒看到我。再後來，校長讓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強行讓我同意把自己當作人質，把母親騙出來。當時的我，在長期畸形的氛圍中心理承受到了極限，在校長的淫威下，同意了她的說辭。值得慶幸的是，母親並沒有上當，我在當人質的第二天，就在伯父的正義力爭中，回了家。
二零零一年正月二十左右晚上十點半，母親在送客人出門之際，被學校老師楊國華、陳耀磊、石琛、管大勇等二十多人從家中抬出去。這是在奎文教育局副局長宋志超，校長周英的指揮下密謀的，當時已經蹲坑四天了。我除了眼睜睜的看著母親為做好人被抬出去，而無能為力，心裏難過極了。
二零零二年冬天，姥姥在為母親的擔心中離世。
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濰坊國保夥同奎文國保非法抓捕了母親，並於第二天非法搜查我們的住宅，並綁架了父親，當時我還有不到三個月中考。之後他們又給我所在學校施壓，班主任老師姜鈴燕多次找我談話，後被我拒絕，告訴她這是助紂為虐。期間公安還多次到學校，有一次翻學習成績單，發現我在近五次大考中都是級部前一百，當時不了了之。後來又把我的作文本要去，要找所謂的證據。我一邊忙著緊張的學業，一邊應付班主任的談話，回家還要面對空蕩蕩的家，心理壓力極大。後來雖然順利考入山東省濰坊市第一中學，但還是沒考出平時應有的水平。
二零零五年四月，母親被濰坊市國保及奎文國保把她送到山東第二女子勞教所（王村），非法勞教三年。這導致我在學業最沉重的高中階段有兩年沒有母親的鼓勵和關心。
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我母親從勞教所出來不到兩個月，父親又被山東省昌樂縣國保夥同濰坊高新區國保非法抓捕。我回家時碰到他們在抄家，當時我還有不到一年高考。
二零一零年的深秋，父親被濰坊市高新區國保，母親被濰坊市奎文區國保，在他們上班途中，非法抓捕，並非法關押在洗腦班（黑監獄）。我當時還有一個月左右就要進行大三上學期的期末考試，並且遠在千里之外的湖南。當時的心情無法用語言表述，告訴給我電話的姑姑說，要回家要人。姑姑堅決反對，說公安威脅她說我要回來，就把我也抓起來。（當時並不知道兩個姑姑也被濰坊市國保非法提審了十個小時左右，就因為他們在我們家找不到所謂的證據，姑姑有家裏的鑰匙，他們就說姑姑轉移了。逼姑姑交出來，姑姑說不知情，他們就威脅恐嚇，給姑姑兩家造成極大的精神傷害。後聽說舅舅和舅媽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聽到姑姑如此說，我就瞞著她，向班主任請假。因在大學幾年都是三好學生，老師對我很放心，很同情的幫我請了假。
回家後，我前三天獨自去父母單位找領導，要求他們以單位的身份出面要人。他們看到我都回來了，就配合我打電話問，結果都不確定。後面，姑姑和姑父陪我去非法關押父母的洗腦班要人，結果不但在沒出示任何手續的情況下不讓見，一男警察還把我拽到一邊威脅我：是不是你把這事上的網（法輪大法明慧網，海外獨立的網站，有揭露中國國內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的報導）？要是你再來就把你如何如何……總之就是不讓家人見（他們在裏面對父母施行酷刑逼供，不敢讓家人見，奶奶從老家趕過來也不讓見）。後來在多方努力下，在週一晚上無罪釋放父母。
接父母時，濰坊高新區國保李仕忠還拿上網的事威脅我。父親蓬頭垢面，身上也泛著異味。母親則如驚弓之鳥，看到我眼淚就往外溢（事後知道父母被國保強行銬在鐵椅子上數十天，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三班倒，從精神到肉體上摧毀她們的意志）。我強忍著心中的悲痛，帶著他們回家。那次的迫害導致我在期末考試掛了一科，這是四年學業中唯一的一次。
二零一三年七月，我托中介去加拿大大使館辦理留學簽證，遭到拒簽，理由是家庭經濟能力不足以支持我的學費。我父母都是很勤勞節儉的人，如果沒有這場迫害以他們這些年的收入不至於出現這種結果。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我學雅思英語放學的時候，被兩名便衣女警察（濰坊市國保和高新區國保各一名）非法誘騙到濰坊高新區北海路派出所的地下室內。然後數個國保警察就對我輪番轟炸，軟硬兼施，拿我的前途，父母安危，甚至坐牢威脅我。當時的我真的嚇壞了，雖然父母被非法關押數次，但這種身臨其境的感覺真的太恐怖了。他們看我不配合，就拿對我動刑再次威脅。聽到這我的承受到了極限，再加上幾個小時不見天日，更不讓通知家人，旁邊房間還有鐵椅子堂而皇之的在那擺著，我就照他們意思的撒了謊。
誰知，這才剛剛開始，他們接著讓我寫放棄信仰的妥協書，我深知大法給了我母親新的生命，不修大法就沒有我們的現在。但在巨大的壓力下，流著眼淚違心的寫了所謂保證書。結果說不行，不誠懇，重新寫。又把我非法關在濰坊東明大酒店一房間，說是寫的不好就不讓回家。
中午姑姑和同事去酒店看我，他們點了一桌子菜，目的是說讓姑姑看看沒虐待我。看到姑姑來了，我不敢上前，生怕忍不住痛哭失聲，讓她擔心。姑姑走後，警察就千方百計趁我放鬆警惕時套我話，還說你看我們對你多好。我說，籠子再漂亮也是籠子，這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是在度假。之前哄騙我說寫了就讓我回去上課，但後來一次次讓我重新寫，最讓人無法容忍的是為了所謂看我態度配合不配合，讓我去指認別人的家門，他們欲圖趁其不注意非法入室，綁架那名法輪功學員。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我對這場毫無人性迫害認識的下限。在我回家時還被非法抄了家，搶走了掛曆，光盤，衛星接收器等私人物品。
回家後，我在這次迫害後身體和精神都變得極差，身體非常虛弱，一聽別人敲我家的門就害怕，在家中坐立不安，生怕甚麼時候警察又來抓我，英文雅思學習更是就此中斷，至今再也沒學過英語。最後直接沒法在家中停留，過起了流離失所的生活。由於那名年長的女警察知道姑姑的電話，一直打電話找我，姑姑每次都擋過去了。警察見姑姑不配合，說話越來越歇斯底里，非要讓我去見她，要問話，還要給我手機。姑姑說她去拿，警察說不行，非要我本人去。至今未還。那次被非法迫害對我的心靈造成了永久的創傷，直到今天，提起來還淚流滿面。在這個國度裏，我找不到安全感，找不到做好人的尊嚴，幸福指數幾乎為零。
從上大學的不知道第幾年起，我的電話就被國保監控了。經過這次迫害，我和親朋好友之間再也不敢和從前那麼聯繫了，真的是怕不知甚麼時候再給他們帶來麻煩。由於迫害的陰影仍然籠罩在心頭，揮之不去，所以再也做不到曾經的自然陽光，即使接觸親友時也處處透著拘謹。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濰坊奎文區國保在谷志勇的帶領下，在父親上班途中將其綁架，又於中午非法撬開我的家門，當著我的面把母親綁架並非法搜查我們的住宅。在沒抄到所謂的證據後，讓我配合他們找。我拒絕後也被綁架，並於當晚八點左右送到濰坊市看守所非法關押二十八天。
進看守所後，強行讓我在同意被非法拘留的書上簽字，強迫我穿囚衣。除了紮頭繩是自己的，其餘私人物品全都不能帶。進去後，進出門要打報告，彎腰進出。且只有提審和離開看守所時可以進出。毫無人身自由，只能在屋內活動，並且站立活動也有時間限制，每天呼吸新鮮空氣也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內，且有鐵籠子與外界隔開（俗稱：放風）；與此同時，強迫我做奴工，坐在高約30cm左右的小板凳上，從吃完飯就開始做奴工，一做就是一天；睡覺也不讓關燈；去衛生間必須在規定的時間裏，其他時間去要向獄警請示，不同意就不能去（有一次最長時間一小時之內都不讓我上廁所）；平時吃有霉點的饅頭，有斑點的白蘿蔔，只能在規定的時間接熱水，每次只有300ml左右，很長時間分一次鹹菜，牙膏非常稀少，衛生紙極低劣，一人只有一份，其餘物品需要用比市場價高好幾倍的價格才能買到（買回來的還經常是假冒偽劣產品）；只能洗涼水澡；最不能忍受的是被動聽其他犯人的污言穢語，實在不堪入耳。
在非法關押我的第三天，我被點名提審。戴著手銬，彎腰低頭走出鐵籠子監室，只能在規定的走道行走，正常大路不能走，獄警叫停就停，叫走必須走，沒有人格，沒有尊嚴，被獄警猶如牲畜般呼來喚去。到了被非法審訊的地方，把我銬在鐵椅子上，隔著鐵柵欄，兩個便衣警察盯著我，如同看一頭待宰的羔羊。警察說，信仰我們不反對，關鍵是配合我們把事說清楚。他們看我不說話，就換了說辭，我們就是對你們進行「思想改造」，還是為了你們好。我哭笑不得，這前後矛盾的邏輯是怎麼說出來的，只有一個解釋，前面是偽裝，用來迷惑人，後面才是真實目的。他們同樣搬出父母親來，威脅恐嚇我。僵持了一段時間，一個警察出去了。另一個人說，現在就我了，你想說點甚麼嗎？我說，我沒有違法。他就拿傳銷類比，我想沒可比性。他拿出一張延期關押的紙讓我簽字，我沒簽，他們沒經我同意，繼續用所謂的藉口把我非法關押。
期間，一次搜身時，獄警讓我們把衣服全脫了，只剩下內褲，說是檢查危險物品。輪到我的時候，我雖然表面故作鎮定，心裏卻又羞澀又倍感侮辱。即使在憲法裏隱私權也是基本人權，但此時我再次被當作非人處理了。監室裏冤案也不少，但像我們這種長達十幾年的全國性冤案絕無僅有。在裏面知道父親母親也同時被非法關押，更是心酸。我們在人心不古的社會中，秉守良知，不隨波逐流，是這個社會真正的希望。如今卻被關在監獄，任人宰割。再這樣下去，我們的民族會走向何方？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奎文國保警察又強行抄家找我的護照，找不到，還強行拉著我去濰坊奎文公安局警務大廳辦了護照掛失手續，辦完才把我們全家無罪釋放。後來得知，從那天起，我被非法限製出境，為期三年。並於同一天非法扣留了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證，至今未還。
二零一五年四月，我準備考天津音樂學院某教授的研究生，該教授得知我修大法後怕受牽連，就找個理由拒絕了。這也是受到江澤民集團對民眾的造謠宣傳造成的。
檢察官和法官，我作為在法輪大法中成長，又伴隨著迫害長大的一代人，深感大法的美好，與無理迫害的邪惡。如果不是這麼多年李洪志師尊的講法教育著我們，當我們面對這場浩劫時是不會有理性的分析與善意的勸誡的。這場江澤民一手發起的迫害已經持續了十六年，使中華大地危機四起，生靈塗炭，道德淪喪，慾望無邊，從二零零六年更是曝光出了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對大法和大法學員的殘酷的迫害是對道義、良知和法制的踐踏與蹂躪，為了您和民族的未來，是該停止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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