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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關押兩次勞教 北京朝陽區王潤成控告江澤民
王潤成，一九四三年生，原河北省藥物研究所助理工程師，一九八五年病休，一九九二年以後一直在京打工。
以下是王潤成自述的事實。
肝腎功能衰竭被判「死刑」 修大法獲重生
我於一九九六年六月開始修煉法輪功，在短時間內就變成一個健康的人。
我在修煉法輪功以前，已經罹患職業損害性肝病十七年，期間的一九八五年五月，還曾因為爆發性肝腎功能衰竭而被醫院判了「死刑」，雖然僥倖沒有死，但是嚴重不全的肝腎功能使我時刻面臨著死亡的威脅。為了活命，我練了許多健身氣功。但是因為健身氣功大都不知道人得病的真正原因，所以從不強調重德修心性，而氣功師也不是度人的覺者，沒有威德能幫助練功人消業、淨化身體，所以達到我心性所在位置的效果後就停滯不前了。因而我雖然練功十年，也只達到了肝腎功能的一定程度的好轉，肝腎功能不全的症狀依然嚴重。如：肝區不舒、肝腹部緊張、肝臟疼痛、牙齦滲血、牙齒鬆動、睡醒覺口腔常有血污、嘴唇上常有乾涸的血漬；呼吸短淺並且呼長吸短、深吸氣肺有刺痛；對有機溶劑甚至油漆氣味過敏，稍有吸入就會使病情加重；極易疲勞，血液嚴重偏酸，長年失眠、睡眠不實並且睡多長時間也總感覺休息不過來、渾身酸懶得沒一點勁；很小的體力活都幹不了；眼睛乾澀無淚、眉心後面像被鎖住一樣，怎麼也放鬆不開，又緊又堵，看書超過半小時就會感到像缺氧和低血壓一樣的頭痛、眼睏、心煩，必須休息到緩過勁來才能繼續看。
然而當我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在青島出差時為別人購得一套法輪功書籍而先睹為快時，連續閱讀十二小時後，所有的病症就都不翼而飛了。
從此後，確切地說是從閱讀《轉法輪》一開始，我就感到越看眼睛越舒服，腦筋越清楚，眉心後面的鎖像被打開一樣，不堵了也不緊了；睡覺倒頭就著，而且是史無前例的深沉和易於醒覺那麼妙不可言，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也不覺得睏和累，有時即使只睡兩三個小時也覺得神清氣爽，精力充沛；呼吸從未有過的順暢深長，感覺空氣也像變清新了似的；牙齦再也不出血了，甚至刷牙也都不再出血了，口腔沒有血污了，嘴唇乾淨了，滿嘴鬆動的牙齒也都緊固了；持續緊張了十七年的肝腹部也變得輕鬆舒服了，肝臟鈍痛和肝區不舒的感覺全都消失了，食慾變好了，吃甚麼都能消化和正常吸收了；對甚麼化學試劑都不再過敏了。這一切的過程都是在兩週之內完成的（其實，除了滿嘴鬆動的牙齒感覺變化不太明顯外，其他症狀在頭一天看書十二小時之後就都消失不見了）。
法輪功的五套功法中，有四套是動功，我學會煉功動作一週後，有一天集體晨煉，當煉到第二套的「頭頂抱輪」時，我的身體就離地起空了，這象徵我的大周天已全部打通。從此後我就出現了走路飄飄的像要離地、站著都有身體往上拔的感覺、騎車上坡好像有人推、爬樓登高如履平地、走多遠的路都不累不腳痛、幹多少活也不覺勞累的狀態。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到人沒有病原來會如此美妙！
自那以後的十九年來，沒再發生過任何其他疾病。
修煉法輪功做道德高尚的好人
我修煉法輪功除了身體的巨大獲益之外，更巨大的受益是對宇宙、時空、人體、生命真諦以及天理、人生的深度理解和掌握，明白了人活著的目的、意義，知道了人為甚麼會有病有災難、人為甚麼要做好人和如何做好人的理，從而確立了我人生的目標和堅定不移返本歸真的志向。
從此以後我就時時、事事、處處嚴格按照真、善、忍的做人標準，自覺地在家庭、在單位、在社會上做好人、做最好的人，做道德更高尚的人、超越常人的人；我變得更善良，更豁達，更能體諒人；利益面前不爭不鬥，做事習慣於首先想別人，矛盾面前找自己。
一九九八年江南發大水時，我和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一樣捐了款，把我多年積蓄的錢和當月的工資總共三千元都捐出去了。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後殘酷的迫害環境下，我依然有過多次類似善舉。有群眾感動，請來記者採訪，想隱去法輪功而報導出去被我謝絕。
到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前，法輪功的修煉人數已經達到一億人，這麼大的人群修心向善做好人，兢兢業業的生產、勞動、工作、學習，而且身體健康，為國家節省了醫藥費，遵紀守法，還有利於社會安定，那會給這個社會創造多大的價值、帶來多大的好處啊！他們每天面對和接觸的是全社會的人，那真是會為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帶來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現在全世界有許多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法輪功帶給他們社會的好處。然而恰恰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功的人數多，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才招致江澤民藉口「法輪功與共產黨爭奪群眾」，而濫用手中的權力，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發起了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把億萬修心向善的民眾及其家人捲入長達十六年的浩劫之中。
控告人承受的迫害
1、兩次被關押、兩次被勞教
被迫害其間，我兩次被監禁五個半月和兩次被勞教共四年半。
第一次被綁架被勞教：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夜間，我在居民區發真相資料被門衛和社區治安員舉報，三天後，即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三點半，被北京市朝陽區「610」官員、國保大隊和太陽宮派出所的警察（包括三個便衣）共計十一人闖入住宅抄家，抄走我的十六本法輪功書籍和師父法像及幾十份真相資料與一台電腦、一台佳能激光打印機，並劫持到朝陽區看守所關押一個月；後又於十月三十一日轉到同一座院裏的朝陽區拘留所關押兩個月；接著被北京市勞教委處勞教兩年處分，先是經「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執行了一個月，然後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與其他五位來自山西、山東、河南、湖北等地的法輪功學員，和其他被作為犯人的人員一共八十四人，以每人八百元的價格賣給河南省平頂山勞教所做勞工；到平頂山勞教所兩天後，又於二月二日被轉移到專門監管法輪功學員的河南省第三勞教所（他們內部簡稱「三所」，在許昌市）。到三所後剛一下車，就被三大隊長師寶龍和二中隊長趙志民找藉口暴打了一頓。表面看是我「衝撞」了他的報復，實際上可能是見檔案記錄我未「轉化」或者是因為我當著他們面給平頂山勞教所一位警察和兩位牢頭講了真相，亦或三者兼而有之，要給我一個下馬威。他首先對著蹲在地上的我們六人明知故問的喝問：你們是幹甚麼的？！我說：「大法弟子！」他怒不可遏地吼道：「你們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站起身對他說：「人們對大法弟子的誤解總有一天會明白的！」他扭頭對站在一旁的幾個人向我的方向一揮手，高聲喊道：「把他拖進去！」話音未落就見五六個如狼似虎的人撲了上來，把我拖到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關上門，對我進行拳打腳踢。大隊長師寶龍一腳把我踹坐在了地上，我立即站立起來，並抗議他們打人。他們反而更兇狠地把我擠到牆角，七手八腳的邊打邊往下摁頭撳肩、揪頭髮，想把我摁到地上，我奮力的挺立著不倒下去，趙志民就用皮鞋腳狠踩我的右小腿，硬生生把我的右腿腓骨踩劈才罷，導致我好幾天須要有人扶持單腿跳著走路，顛簸著跛了半個多月後才能勉強正常行走。我被分到了二中隊。當天我們每個人就被安排了四個包夾，包夾的責任是代替獄警負責出工前、收工後對我們的監管，監視，站隊要站成對我的包圍之勢，睡覺是上下鋪各睡三人，我睡下鋪的中間，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包夾，上鋪有兩個包夾；早晚存取行李到包房也得有他們一人跟著領著才能進出，去廁所也要經他們批准並跟隨。包夾為了表現、為了減期，使我受了不少的屈辱，直到半年後才由四個減成兩個，再以後隨著我對環境的熟悉，包夾也換過數次，情況才逐漸有所扭轉。
超時做奴工
第三勞教所做的活是給假髮廠加工坯料，即把一束人工合成的頭髮分十二綹密匝匝、擰著勁地卷繞在十二根木棍兒上紮成一捆，經蒸烤定型後拆開，形成有西人頭髮特徵的卷曲型頭髮原型原料。
纏頭髮是件需要持續手勁的很苦的活，得年輕人幹。每天從早到晚要幹十三至十五個小時，兩年勞教下來要磨掉手指不知多少層皮。幹活坐的是小方凳放倒後的凳腿框墊紙箱，高低才合適。雖然是手在用勁，可是必須要用全身特別是臀部助力，所以屁股要被多次坐爛，臀部和腿部每天都是木的。我是上年紀人，幹的是拆頭髮的活，年紀比我稍小的人還要收活、送活到烤房、取活到車間，五十五歲以下的就得去幹纏頭髮的活了，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件是很吃力的活。我的臀部也是多次坐破流水過、手指被磨破過好幾個來回。雖然被如此奴役，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只有一百二十元，後來增加了五元，也只達到一百二十五元，伙食質量如何？可想而知。
飯前逼唱紅歌
被勞教的頭年，每天午飯、晚飯前都被逼唱紅歌，不唱不開飯。這對法輪功學員來說也是心靈的折磨，後來大家不得不在暗中改詞換字，把整個歌詞的內涵顛倒，才被取消。否則一邊被殘酷迫害，一邊還為其唱讚歌，確實不願意。
睡前逼迫宣誓
比唱紅歌更甚的是睡前宣誓，宿舍牆上有誓詞，內容完全是污衊、反對法輪功和擁護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所有被勞教人員都得宣，宣完才能睡。大家也是採取改詞換內涵的做法，另外空間的邪惡感到恐懼才於半年後鏟除。據說是三大隊長師寶龍的發明。
月月逼寫「三書」
所謂「三書」即指「悔過書」、「保證書」、和「決裂書」，每月都要被逼寫。他們都知道寫也是假的，改變不了這些人的甚麼，但是那也得寫，就是要叫你說假話。你說了，他們的獎金就有保證了；不說？那就用酷刑逼你說。很多大法弟子就是因此被致殘致死的。
第二次被綁架被勞教：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四日
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上午十點左右，太陽宮派出所與朝陽區國保共四人又來搜查，國保隊的人抄走了三個新買的台電產MP3。這次我又被朝陽區看守所拘押四十多天，處勞教兩年半，監外執行。
2、長期被監視
我是被長期監控的對像，包括家庭住宅、行蹤、通訊（包括家庭成員的通訊），特別是二零零四年底至二零零六年九月底一段時間，他們耗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公安、國安、國保都投入了人力，每天至少有三輛車在門外、樓下和窗外馬路對面盯著，我要上街就被前後保護起來了。二零零八年九月以後京石兩地的國安、國保迫害法輪功的系統還聯合了起來對我實行監視；二零一二年以前還有一個社區、鄰居、門衛與國保串起來的監視網。電話監聽一直沒停，我的聲音甚至還上了張家口市國安、國保的聲音識別系統。實在是可悲之至！
家人承受的迫害
這場迫害也給我的家庭和親人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我老伴在長期的恐懼中身心受到了很大的傷害，本來無病的身體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心臟病、高血壓、腦動脈硬化、糖尿病、關節痛都上了身。長期的精神緊張也導致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二零零四年九月的一天，僅僅因為聽說我在火車站和火車上講了真相，就被嚇成了爆發性腦梗塞，瞬間失去了永久性說話、寫字和計數的能力，不久後連認字的能力也漸漸失去了，行動也越來越困難。我被抓被勞教期間，她還有了嚴重的自閉症，不願和兒子住在一起，因此她買東西付錢，只能讓對方從她已經麻木的手中自己取，她不識數了；到銀行取錢，只能把寫有密碼的紙條交給營業員幫助輸密碼。後來的狀況更加不好。二零零七年六月隻身到許昌勞教所看我時，眼都是斜的、嘴也是歪的，狀態非常令人擔心。她思念我，想看見我並想聽到我說話，不遠千里去看我，可是不幸的是勞教所會見用的電話都是壞的（獄警可能想以此索賄），只能隔著玻璃對視。可憐她不明白，以為是我不理她，非常失望、非常生氣的走了。我求隊長幫助截回，被冷漠拒絕。我連句安慰的話都沒說成。幸虧是大法弟子家人，返回途中沒有出事。因為她明白了真相，而且零五年就做了「三退」，為我保護過大法書，非常尊敬師父，所以在大法因素的保護下，硬是等到我刑滿釋放，並親自跟單位的車將我從勞教所接回家，然後又熬過我第二次勞教期滿，雙腿癱瘓了兩年後於二零一三年底去世。
以上我所受到的迫害，元凶江澤民必須承擔全部罪責。
鑑於所有參與迫害的單位與個人所犯以上罪責，皆因江澤民一手造成，本人對他們不予起訴，特別是朝陽區看守所和拘留所的有關幹警，他們都看過大法書，有許多還看過《九評共產黨》，都承認大法弟子是好人，敬重大法師父李老師。在我第一次被關押的三個月期間，他們沒有強迫我背監規、穿號服，並且允許我早晚兩次煉功和以打坐煉功、發正念的形式坐板，允許我隨便講真相，有領導甚至高聲在監區樓道鼓勵我「給他們好好講講如何做好人！」從被關押頭一天就囑咐牢頭，夜間不要安排我值班，他們對我的稱呼普遍都是：「老王」、「老爺子」，放風時經過的牢房的牢頭差不多都會伸出拇指衝我喊一聲「法輪大法好！」，樓道的許多警察對此像沒事一樣。說明至少從零六年起，這裏就有許多幹警對這場迫害十分反感了。至於我的被勞教與他們無關，那不是他們能左右的。而且是我因為不知道老伴死活，聽說在勞教所可以打電話和每月有接見日可以見面而兩次提出申請的。即使是太陽宮派出所的警察，抄家時也是我讓動哪動哪，我不讓動的他們都沒有動，電腦和打印機也是事後知道真相資料是我做的以後，才再次入室搬走的，我寫字檯抽屜的一千五百元現金和退休金卡都沒動。這與全國各地的基層警察執行江澤民的「經濟上截斷」的政策和趁火打劫發善良人劫難財的那些執法者也不同。他們沒有對我無理，也沒有給我戴過手銬，在送我到看守所的路上，都承認法輪功學員是好人。這都說明罪魁禍首是江澤民，一切均應由江澤民負全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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