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說：「你應該告，出來接著告」
——郵寄訴江控告信被綁架迫害經過
在我填單子時，我注意到，門外站著有三、四個男的，身穿便裝，有的帶著墨鏡，斜挎背包。我填寫完快遞單向外走時，門口的其中一人，伸手要拽我上車。我轉身掙脫，大聲說：你們是誰？要幹甚麼？並向屋內走去。他們尾隨進屋。我說：「你停住！你要幹甚麼，告訴我，你是誰？要幹甚麼？」我正告他們「我現在是告江澤民，如果你們執意孤行的話，下一個被告的就是你們。」他們說，跟我們走，找個地方嘮嘮。我說：「我決不跟你們走！」我退到報亭，不允許他們靠近我。我撥通同修電話，告訴她我在郵政局，有人要綁架我。
打完電話，將聯繫人刪掉，電話卡取出、擰彎曲，扔掉。這時他們四、五個人，進到屋內，將我抬了出去、強行塞進車裏，把我拉到佳木斯前進公安分局一樓審訊室，四個人將我隨身帶的背包搶走，裏面有身份證，裝有講法和控告信底稿的U盤，一千元真相幣，三部日常用的手機，和一個MP3。我不斷地給他們講真相，千萬不要幹壞事，要給自己留條後路。善惡有報是天理，壞事做多了要遭報應的。任長霞就是個例子，她自己坐在最安全的位置上，車裏人都沒事，就她自己死亡，而且還殃及她的丈夫，她死亡一年後，她的丈夫得腦溢血也死了，就剩下她的兒子，孤零零的一個人。
一警察說，我們也經常上明慧網。我說公檢法有很多人遭到報應的，網上都有、你們也都看到了。他們有人轉身出去了，屋內的人也默然了。
這時，進來了一位當官的，他們說是局長。我說：「局長，你好，如果江澤民明天被送上審判台的話，你們怎麼辦？你們想過嗎？」「一定要給自己留條後路！」
過程中，我除了講真相，就是發正念。我對他們說，我被江澤民迫害的家破人亡。當地610湊材料冤判我三年；我丈夫因為我曾經兩次被非法抓捕，承受能力到了極限，每當看到或聽到警車從身邊經過，心裏直翻個。因承受不了方方面面的壓力，到監獄跟我辦理了離婚手續；兒子因為我丈夫跟別人搭伙過日子去了，一個人在家孤苦伶仃；家中唯一的老媽因為我長期不回家，不知道我去哪裏了，過度憂傷，思念中離世。你們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兒女，如果換做你們一兩年過年都不回家，你們的父母會是甚麼樣呢？！這時屋裏的三四個人都低下了頭，不說話了。
我說：這一切的一切僅僅是因為我修煉了法輪功，而江澤民恰恰是這場迫害的元凶，你說我應不應該告他？
這時我發現在郵政辦理的「起訴江澤民的特快專遞」在他們手裏。我對他們說，公民有通信自由、是受法律保護的，你隨便把我的信件拆開、截留到這裏，你們是在執法犯法。他們點頭承認。
在做筆錄的過程中，他們問我，來佳木斯幾天了，跟誰聯繫？誰給你打印的信件，帶字的錢是哪來的，等等。我告訴他們，這些我都不能告訴你，我告訴你了，你就要去迫害別人，壞事沒有白做的，善惡有報，這樣對你們不好。一警察說「人在做、天在看嘛，有因必有果」。
到了下午三點左右，他們將我強行帶到醫院進行體檢，用的是我自己的錢。下午四點鐘左右，把我送到了佳木斯拘留所。在去拘留所的路上，一名看過我寫的訴江信的警察說，「你應該告，出來接著告。」
在拘留所裏，我反思自己，為甚麼控告江澤民、自己卻被關了起來，告江澤民沒錯，在做的過程中是自己有漏的地方被邪惡鑽了空子。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歸正後，心想不能默默的承受這一切，這裏不是我呆的地方，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於是，我決定絕食。第三天，同屋的人將我絕食的情況告訴了拘留所的警察。第四天，拘留所的獄醫來了，量了血壓。下午三點多，在慈悲的師尊呵護下我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拘留所的大門。
因我當時身無分文，家在外地，一名二十多歲的警察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二百元錢借給我，說好我取包時再還他。從中可以看到，多數警察他們只是為了工作，真心希望他們快找真相，早日退出中共組織，選擇善良，給自己和家人留下美好的未來！
我的背包被扣在前進分局國保大隊，回家後，家屬決定去要背包及包裏的物品。七月二十八號上午十點三十五分，我的家屬到前進分局國保大隊要我的背包，十點五十分，警察隊長姓王的回來考慮了一會說：八百三十五元的真相幣和一個帶講法的U盤及真相戳不能給，其他跟法輪功無關的東西如數退回，希望理解他們，並說我們要它也沒甚麼用。家屬讓寫清單，馬上開了，但在簽字時卻讓一個年輕的人簽字扣戳，姓王的隊長沒簽，特快專遞的存根也被扣壓，使我無法查詢控告信的下落。中間有人進來說還有五百元在拘留所。清點物品時發現帶師父的講法mp3和三個手機也退回，其他東西沒少。
下午一點三十分，家屬到拘留所要錢，存款五百元如數退回，但加餐的三百元說不給退。
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一點四十分，我的家屬順利離開拘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