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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爾濱法輪功學員陳賢君遭受的迫害
以下是陳賢君自述被迫害的經過：
最幸福的一年
修煉前，我剛剛生完孩子一年半吧，身體處於極差的狀態，腰痛，頭髮根痛，痔瘡，還有一些慢性病如鼻炎、低血壓、眩暈等。尤其是一九九八年三月開始出現右側腹部疼痛難忍，行走都困難，四次胸透一次B超後，大夫說肝部有陰影，很可能是肝癌。我拿著診斷不知道怎麼樣走回家的，想著孩子那麼小，丈夫工作那麼忙，自己這麼年輕，這個家我捨不下呀，我的心被我的淚水灌得滿滿的。我又去了親屬的醫院檢查，確實有陰影，要我半個月後再複查。
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這是我最幸福的一年的第一天，我開始了修煉法輪功。頭三天煉功右側一直在疼，我咬著牙堅持，第五天就沒有感覺了，轉眼半個月過去了，我竟然忘記了複查的事，而且身體上的其它不適症狀也都一掃而光。每天快樂的學法煉功，愉快充實。尤其在修心上，我懂得了按照真善忍去做，並且體會到做個好人、更好的人的快樂幸福，工作上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善待同事，不計不報，與同事們都很融洽。我自己的小家庭也非常和睦，其樂融融。那一年我用心的體會著實踐著真善忍，那真是每一天都是無比快樂的。
風雲突變天翻地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我照常去晨煉，沒有人。因為前一天各區公安抓了學員，同修都去省政府反映情況去了。我依法去省政府，就是想告訴政府，修煉人都是好人。可是政府非但沒有解決，還出動了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武警和一大批防暴警察，對學員拳打腳踢，非常野蠻將學員裝到許多大客車上。我被拉到八區體育場，我們大多數是席地而坐，烈日曬烤得很厲害，直等到下午三點多廣播播放了江氏政府集團對法輪功公開迫害的通知。這時，警察開始攆我們走，我知道，這已經不是一個地方的問題了，要向上反映情況才行，我就離開了。但是我聽說，不少學員被打被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這一天，正應了法國人「諾查丹瑪斯」在他的《諸世紀》中預言所講的：恐怖大王將從天而落。打這以後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受到極大的衝擊，大有文革再來的勢頭，人心在善與惡中掙扎著。
從此單位領導同事接連不斷的找我談話，都振振有詞的要求我放棄修煉，威脅我胳膊擰不過大腿，不會有好果子的，要看清形勢，還要求我交書、寫認識，聽邪惡誣蔑法輪功的報告等等。那個時候，曾經的好朋友都一下子變得那麼陌生，曾經的同事都涇渭分明的表現著所謂的規勸，以示他們與我的區別。就連親人都像仇人似的瘋一般的打罵吼叫。我曾傷心於這世間上的百態，但是我知道罪惡的根子不在這些人，我義無反顧的向他們講述法輪功修煉的美好，無病一身輕的美妙，放下名利貪慾的豁達，告訴他們金子雖然被扔進了糞坑，但是那真是金子啊。
第一次被綁架關押
為了講清真相、澄清事實。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底我去了北京上訪，此時的信訪局變成了抓人局，我就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我被警察打倒，搶走了我的橫幅，兩三個警察將我拖上車，用車拉到站前分局，又分到郊區一個派出所那裏的警察體罰我，讓我撅著，用電棍電擊手、脖子。他們就是要搞清楚我是誰，哪裏人。他們威脅說不報名，就送大西北，沒人再能找到你。非法關押折磨我兩天後，我被送到哈市駐京辦事處關押兩天，那裏環境極其惡劣，男女關在一起。丈夫、單位一個同事隋繼偉和蘆家派出所的一個警察坐飛機趕到北京，將我和一位年長的同修帶回。我們是被戴著手銬坐火車帶回的。往返費用都是我家出的，被勒索了一萬多元錢。
我被劫持到鴨子圈看守所，那裏十多平方米屋子裏是磚砌的大通鋪，旁邊就是便池，屋內擠滿了人，晚上每個人只能側身溜直的躺著，起來上個廁所，就沒有地方了，那樣的睡覺叫「碼雞翅」，就跟上刑一樣痛苦。吃的是板糕，就是玉米餅子，很硬，幾星點白菜葉子的水湯。在這裏我被非法關押二十二天，剝奪了我會見的權利，無法見到丈夫和四歲的孩子，我好想他們。每天還要面對獄警和邪悟者的胡言亂語的轉化、叫罵，無論他們怎麼兇，我都耐心的跟他們講自己修煉大法的幸福以及做人最起碼的知恩圖報，而不是落井下石。這期間，被南崗公安局劉刊提審過恐嚇過。後來丈夫又被勒索幾千元，我被取保候審回家了。回家後去單位上班，單位領導趙柯說要等到取保候審一年期滿了，才可以上班。
第二次綁架看守所灌食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吧，我給同事寫了一封私人真相信，把江澤民誣蔑法輪功是邪教的十條，逐條與江澤民的所作所為進行對照，最後得出江澤民才真正是在搞邪教。我想通過這封信使同事有個理性的思考。結果這封信被交到廠裏，又交到公司，最後交到公安局，這也成了後來我被勞教的所謂證據。
二零零一年四月初，單位書記趙柯給我丈夫打電話，要送我去戒毒所的洗腦班。丈夫不同意，我一家三口回了婆家，單位領導帶著幾個同事幾次晚上敲我家門，在我家住的媽媽，受到很大的驚嚇。到了婆家，我把孩子留在了婆家，婆家小鎮上只有一個幼兒園，孩子多，看到中午孩子們睡在大鋪上，一個挨一個，排的滿滿的，我想到了看守所裏的「碼雞翅」，心中酸酸的，小兒啊，受苦了。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我與同修仲曉燕在她的租住屋被綁架，一幫警察闖進門，對開門的同修大打出手，一個警察把我從床上拽了起來甩到牆邊地上。作為法輪功修煉者，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遵循著師父的教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可是這些警察出動那麼多的人，對我們瘋狂般的打罵捆綁，同時家中物品全部被搶劫，有大法書籍，師父法像，真相資料，個人錢物。
在蘆家派出所二樓，我們被分開，我被銬在暖氣管子上，來了一個帶深色眼鏡的個子不太高但很強壯的警察，氣哼哼的說星期天沒讓他們消停，就開始左右打我的臉，打一會兒他累了，拽個椅子坐下了，盯著我說：你別這樣瞅我。我說：我不知道我被你打成甚麼樣子了，但我一直微笑著看你，我對你無怨無恨。他愣了，扭頭走了。又來了一個瘦高年輕的警察做筆錄，我就講大法的美好，希望他明白真相。他就胡亂編個名字寫了一些東西就了事了，我沒有看也沒有簽字。
當晚，我和同修被劫持到鴨子圈看守所，我告訴犯人牢頭我是法輪功學員，不背監規，並且絕食抗議對我的非法關押。第二天早上將我一個人關押在一個牢房，有七個犯人看著，她們勸我吃飯，問我姓名，打聽我的身份，因為我沒有報名。三天之後遭到灌食，灌鹽灌玉米麵湯，我不配合，他們又拉又抬的把我拖出去按到一張台子上，掰著嘴撬開牙齒，再用開口器撐著嘴插管子，灌得直嘔吐，犯人都不忍心看，悄悄抹眼淚。二十天之後加重迫害，一天兩次，我被這樣折磨四十天，牙齒磨禿、鬆動，胃裏極不舒服，極其消瘦，出現耳鳴，眼花、頭暈的現象。
在哈爾濱萬家勞教所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我被劫持到萬家勞教所勞教三年，先被脫光了搜身，隨身物品被翻了個遍，一份經文被他們拿走。然後體檢，接著我們十個同修被分到七隊嚴管一個多月。期間不許出去吃飯，不許背法、煉功、發正念。武金英隊長常常帶著獄警劉影、吳保雲、孟祥芝、王忠華、那冬波衝進屋裏，對我們拳打腳踢，崔鳳蘭幾次被拉出去毒打，劉麗梅（迫害致死）、仲曉燕也被拉出毒打。在一次廝打混亂中，我的腳後跟搶下一塊肉，後來一直潰爛，一個多月才好。一次一個獄警進屋威脅我說，她們可都是一年，你可是三年啊，日子長著呢。
二零零一年九月底，為反迫害我與同修曾經絕食一週左右。十月份我和程文婷，仲曉燕，李英敏等七八個人分到一個所謂「尖刀班」嚴管，每個班都來了一個男獄警，從排隊、報數、帶胸卡等開始強制迫害。由於環境惡劣、冰冷、陰暗、潮濕，許多法輪功學員身上長疥，此時我身上也出現疥瘡。
十二月份又將我們調到三樓住，白天在潮濕陰冷的一樓，碼坐，坐小塑料凳，不許煉功、學法、發正念。一發正念，當班獄警就撲上來，對我們搧耳光、拳打腳踢。他們抓起拖把、笤帚、凳子就開始打，把暖瓶往我們身上摔。王敏、劉影、孟祥芝、劉白彬、李秀（香）花等獄警打起來就像瘋了，抓甚麼都往我們身上打，尤其用棍棒，李秀（香）花曾說過：等哪天把我家的擀面杖拿來，我看誰不服？犯人付麗娜、任紅、白雪蓮等打起人來下手非常狠。我們手上身上總是被打的紅腫的，每天總是有不可預料的迫害發生著。
這期間我身上出現大面積的膿包疥，最後嚴重到周身幾乎都是，渾身發冷，疼痛，不能下樓，整日躺在床上，沒有熱水洗，線衣線褲上粘的滿是，每天都是一層層的揭下來，那日子真是度時如年。大約三月份，因長疥調到七隊的二樓，在這裏哈市的六十多歲的孟憲芝被迫害致死。有一次，惡警把我拉去用勺子刮疥，渾身血糊糊的，再拿涼水沖，過程令人恐怖。七八個月之後我身上的疥瘡才見好。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萬家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步步升級，原來由女獄警管理的七隊突然由所裏從各男隊抽調男獄警進駐，全面接管七隊的管理工作。每班約八個警察。當時七隊有七個法輪功班一百二十人左右，一個男隊由一名隊長帶三個男獄警，這是固定的，有時男警增加到一倍。
獄警們逼迫法輪功學員碼坐小凳子，還要求出操報數，穿犯人的衣服，用猶大的文章進行洗腦。逼著看假的「自焚」、「自殺自殘」等誣陷大法的錄像，強迫背守則和行為規範、生活規範，接著拋出了獄警們編造的誹謗法輪功的所謂守則讓背，如有不服從就打、電、吊、坐鐵椅、戴手銬、不讓睡覺，惡警採取一系列卑鄙手段進行迫害。
一次突擊搜監，我保存的經文被搜走，姜麗華有一封信被搜走，男隊隊長劉濤，警察孫慶等把我兩個綁到鐵椅子裏，雙手綁在背後，姜麗華被孫慶打了好多拳，晚上我們被挪到過道的窗邊，打開窗凍我們，我被迫害兩天，姜麗華時間更長。
法輪功學員崔淑香、何苗、高淑霞寧死也不屈服，在生不如死的情況下跳樓抗議。崔淑香被抬走，趙余慶、劉濤、孫慶，張波等獄警衝進監舍，劈頭蓋臉就打高淑霞、何苗，我和仲曉燕去護兩位同修，也被打到一邊，打完又把高淑霞何苗綁到鐵椅子上，往她們身上澆涼水，開窗戶凍，迫害了好幾天。還要迫害我，因鐵椅子不夠，恐嚇要給我上大掛。
此時的隊長是張波，叫囂著要用各種手段達到百分之百的轉化。為了達到轉化學員的目的，每天都有同修被拉出去，關進小號，酷刑折磨，電棍電擊聲、慘叫聲不斷，各種手段各種刑具都用上了，到處充滿了恐怖。十月份，我因不肯寫「三書」，被男隊隊長李炯洙，警察高揚威，女警趙豔美拉到小號，手背過去綁上吊起來，腳幾乎不挨地，男警不停的用電棍電擊。折磨中我在想著，大法的修煉是真正的在做好人，可是在這罪惡的監牢裏，每一天他們施加的一切酷刑為的就是叫我放棄做好人，背叛教導我如何做好人的師父。用他們邪惡的話講，讓你生不如死，讓你分分秒秒的痛苦，即使死了也有允許的指標。他們叫囂的話語那麼理直氣壯，他們的迫害行為那麼肆無忌憚，他們自稱自己就是江澤民的狗，讓咬誰就咬誰。
在寫下那個所謂的「三書」時，我內心無比的絕望，為做人而絕望，為這裏所有的人而絕望。我坐在監舍的小板凳上，每日不停的流著眼淚，覺得自己一直在無底的陰森窒息的深淵裏下墜，精神死亡了，這個肉體卻還在，如同行屍走肉。只求一死，卻不能自殺，大法修煉不允許。接下來就是背誣蔑法輪功的守則，唱紅歌，學習誣蔑大法和師父的書，寫認識，寫揭批等等，而且要求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出高高興興的，不然隨時隨地就可能被拉走酷刑折磨。我覺得自己靈魂沒有了，內心被極端的扭曲，我覺得自己不是人，所有的人都不是人。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萬家勞教所編製了一張攻擊誹謗法輪功及創始人的答卷，要按他們邪惡的答案去答，誰不答就懲罰誰，獄警們說：我們就是幹這個的，答也得答，不答也得答，沒有選擇。七個班的修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綁吊電蹲坐等迫害。後來又被逼著寫入黨申請書，都得寫，不寫的還是被送小號裏折磨。那段日子裏，我們不斷的抗爭，不斷的被折磨，不斷的承受著屈辱，精神上的痛苦真是無法描述，遠比扒皮般的疥瘡痛還讓我痛的更深。
二零零三年開始，除了每天的精神折磨，寫認識，背守則，宣誓，還讓我們做奴工勞動，任務很大，早上五點就起床，常常幹到半夜。做塑料拖鞋、粘睫毛、汽車亞麻墊子、補亞麻布。每天只要獄警不高興，不滿意，不順心，都會有對法輪功學員精神上、肉體上的加重折磨。
二零零三年九月份，獄警周麗凡多次揚言要將我和殷紅送進小號迫害，因為她認為我們總是在談論修煉的事，我就一直跟她講大法的美好，人要選擇善良，但是她聽不進去。每次進屋將手裏東西往桌子上一摔，側歪著頭面目冷酷的瞅人，我就總是報以微笑的看著她，我真希望能化掉她內心深處那無名的仇恨的東西，希望她能解脫出來，選擇善良。九月三十日，她再次說十月一日下午就送我進去。然而她下班回家出了車禍，三個月後，十二月二十五日她上班的那天我回家了。
單位從二零零零年年底就給我停薪了，直到二零零四年我從勞教所回來後才重新開始。頭三個月只開四百元，第四個月才恢復基本開資。此時，丈夫經營公司不景氣，房子早在我出來前被賣掉抵債，家庭經濟負擔很重。丈夫也因最終承受不了我被迫害所帶來的壓力，與我離婚了，除了孩子，沒有一分錢的家產可分。
二零零四年七月份左右，單位重新聘崗位，我報了曾經工作了近十年的生產科室的監控管理崗位。但是書記趙柯和辦公室主任李科找到我，追問我還煉不煉了，只要煉，就不能給我這個崗位。就這樣我被分配到附件生產車間，維修機載電子電器設備。不管我在哪裏，我都是無怨無悔的，兢兢業業的從事工作，後來我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工作量，並且總是很好的完成這些生產任務。
第三次綁架拘留關押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正在單位上班，在南崗公安局王局長的指揮下，單位保衛處的邊浩帶著南崗國保張緒民和兩個盧家派出所的警察綁架了我，張緒民大喊著：我就是上了惡人榜的惡警。他還要給我戴手銬，我強烈抗爭著，邊浩在旁勸了一句，才沒有戴。一路驅車往我家趕，車上這些人卻罵起了共產黨的腐敗來。到我家他們搜走了師父法像，大法書籍，電腦等私人物品。再次將我關進鴨子圈拘留所十五天。
起因是公司另一個部門的法輪功學員王冬花在發放真相資料時被綁架，牽連了我。她被關押了幾個月，據說她的兒子也被綁架迫害半個月。邊浩曾經騷擾我，問我王冬花被判刑了，判三年緩刑四年執行，我有甚麼想法。我告訴他，那是迫害。單位還開除了王冬花。
我回到單位，公司保衛處領導找我談話，施壓。公司總書記王東航、總經理王茂林批示，將我從收入豐厚的技術部門航修廠調離，讓我到公司收入幾乎最低的洗衣房從事清潔洗滌工作，一切崗位待遇降至最低，原崗位收入六七千，如今我每月拿到手的收入還不到四千元，沒有積蓄，沒有房子，經濟一直都很困難。
一點點思索
在我被迫害的這些年裏，無論在哪裏，都會碰到良知尚存的人們，單位的同事向我豎大拇指，打我的警察，在我告訴他，對他無怨無恨時，他愣了，扭頭走了。在我坐鐵椅子半夜被強制挨凍時，當晚值夜的獄警拿來被子蓋在我身上。在勞教所裏，條件極其艱苦，就有獄警很樂於為我們捎帶吃的用的東西。還有獄警在權利範圍內，在冬天為我們提供洗衣機將衣服甩乾。一個獄警曾跟我講，他在迫害某位同修時，他的內心都承受到了極點，他幾次找所長說，會出人命的。也有很多犯人願意跟法輪功學員呆在一起，他們都是覺得法輪功學員真的非常善良，無論自己多麼苦，遇事總是先為別人著想，樂於助人，誠信，讓他們感到踏實，可以託付。
其實，人性中是善惡同存的，一個人在社會上所接受的正面教育，那就是明辨善惡及其帶來的果報，去除惡的思想行為，彰顯善的美好。能起到這樣作用的社會屬於良性社會，相應的國家也會昌盛繁榮，國泰民安。
可是共產黨是個邪靈，它入侵中國後，一直在通過一場場的政治運動迫害著中國人，毀滅著中國五千年來留下的傳統文明，在人們頭腦中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假惡鬥的歪理邪說。它強調黨性永遠高於人性，人性可以沒了，黨性永遠牢記心中。當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曠世奇書《九評共產黨》問世後，徹底揭示出共產黨的邪惡本性，使中華兒女從噩夢中逐漸清醒，逐漸認清了共產黨是個比癌細胞還可怕的毒瘤，從而引發了勢不可擋的退黨保平安的大潮。
天滅中共，天佑中華。共產黨從它的出現，到為禍世間，到在中國刮起的這場迫害法輪功的萬古奇冤，再到退黨大潮。這場歷史大戲已經走向最高潮，就將閉幕了。一個人是否能心生一念，退出惡黨，走向光明，那都是生命各自的選擇了。
回首十幾年的風風雨雨，我所經受的這一切也只是眾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中的一點點，有些也記不準了。講出來這些，是因為十幾年過去了，孰是孰非已經很明瞭了，而且那些曾經肆無忌憚的、瘋狂的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惡人們都在遭到現實的報應，各級曾經迫害法輪功的官員相繼被雙規、被判刑、被跳樓、被災禍、被惡病奪去生命等等，我只是希望所有的相關人員真的好好想想，趕緊彌補，將功補過，贖回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如果真到了哪一天，神的懲罰，人間的審判落到頭上的時候，後悔也就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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