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在三個監獄解體迫害的經歷
一、在鐵北監獄，同修們整體配合解體迫害
我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被劫持到長春鐵北監獄第五監區，當時五監區共有五名法輪功學員，有兩名學員做的很好，我公開在監區宿舍洗臉室煉功，監區犯人負責人制止我，不讓我煉，我繼續煉。
監區管理犯人對我拳打腳踢，我仍然繼續煉，管理犯人報告給監區姓姜教導員，姜某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不許你煉功，這是監獄，不是你家。」我說：「我們法輪功不是罪犯，是好人，你不要把我和罪犯混為一談。希望你不要迫害大法弟子，這樣對你沒有好處。」他說：「我不聽你那套，你再煉，我就收拾你。」我說：「只要你沒打死我，我就一煉到底。」
就這樣，我每天都到宿舍的洗臉室煉動功，晚上在鋪位上煉靜功。監區管理犯人把我煉功的事報告監區大隊長王某，王某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說：「不許你煉功，你再煉功我就對你不客氣了，把你押入小號，讓你在小號裏……」在他說話時，我不斷對他發正念，王某背後邪惡因素被滅掉了，這時我對他說：「只要你沒打死我，我就一煉到底。」他一看我特別堅決，馬上像換了一個人似的，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你可以在晚上睡覺時坐起來十來分鐘。」我說：「我坐起來不煉功不行。」 姜某馬上補充說：「你怎麼這麼糊塗啊，王大隊長的意思你還不明白嗎？還非得把話給你說明白不可嗎？」我說：「那好吧。」王某接著說：「我這已經向你妥協了，在監獄這麼多年，這可是頭一次呀。」
就這樣，我公開在鋪位上煉靜功，在勞動現場洗臉室煉動功。管理犯人制止我時，我告訴他們是王某同意的，他們向王某報告，王某甚麼也沒說，他們也就不管我煉功了。後來，我公開看師父的經文，管理犯人知道大隊長和教導員都不管我，他們也就自然不管了。
二零零五年底，鐵北監獄開始強制轉化，每個監區都有轉化名額，我們監區的轉化對像是王某某，監區大隊長和教導員每天都找他談話，威脅恐嚇，甚至要毆打他。第三天晚上他回來很晚，他找到我說：「精神壓力太大了，已經到了極限了，再這樣下去可能受不了了。」我聽了他的一番話，我意識到該同修的正念已經不足了，再這樣迫害下去，有可能被所謂的「轉化」。迫害他就等於迫害我，我們大法弟子是一個整體，我應該站出來，幫助同修闖過這一關。我跟同修說：「明天你不用去了，我替你去。」王某某說：「那能行嗎？」我說：「你放心吧，保證能行。」
我在第二天出工的早上直接來到王大隊長的辦公室，王大隊長當時一愣，他說：「你怎麼來了呢？」我說：「你不是要轉化王某某嗎？你別轉化他了，你轉化我吧。」王大隊長說：「轉化你也行。」就這樣經過一上午我和王大隊長的正面交鋒，針鋒相對，誰也說服不了誰。他說話時，我就不斷的對他發正念，請求師父加持我，正念越來越足，當把控制他的背後邪惡因素滅掉後，他放棄了對我的所謂轉化。他對我說：「你不是我的轉化對像，你回去吧。」就這樣，邪惡在我們所在監區轉化的計劃破滅了。我和其它監區的同修溝通得知，只有極少數同修在這次迫害中被所謂轉化了。
二零零六年一月，我和其他兩名同修有幸得到《九評共產黨》一書，我們三個人把書拆開分成九本，每一評為一本書，開始廣泛向犯人作「三退」，並把書給犯人看。我們監區的犯人百分之六十以上「三退」了，監區的環境大有好轉，不只是我們監區，其它監區的同修也都在做「三退」。通過大面積的向犯人作「三退」，犯人們絕大多數明白了真相。邪惡再想利用犯人對法輪功學員迫害已經不可能了。邪惡知道在鐵北監獄關押法輪功學員已經沒有意義了，於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始對鐵北監獄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集體轉監，分別轉到四平監獄、公主嶺監獄、吉林第二監獄。
就這樣，大法弟子通過整體配合徹底解體了迫害大法弟子的魔窩──鐵北監獄。
二、在四平監獄，跌倒爬起，整體配合再次解體迫害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和其他六名同修從鐵北監獄轉到四平監獄，我被分到四監區，當時四監區有十來名法輪功學員，他們每天被強迫出工參加勞動。我來到四監區後拒絕出工，拒絕參加生產勞動，監區長李軍多次找我談話，讓我出工勞動，我說：「我們法輪功學員不是犯人，沒有罪，另外我身體還不好，所以，我既不出工，也不參加生產勞動。」他想迫害我，又找不到迫害的理由，這樣，我每天都在宿舍裏呆著。我找同修交流，讓他們不要配合邪惡參加生產勞動，他們怕心很重。有一個同修楊某某，因為沒有完成生產任務，被惡警用電棍電完後押入小號關禁閉迫害二十多天。這些同修怕心重，整體配合不好，造成環境非常邪惡。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平監獄被吉林省六一零定為迫害法輪功學員的「轉化基地」。這時把法輪功學員都集中到一個監區，成立第十監區，也叫教育監區。省六一零和省勞改局對轉化法輪功學員有特殊政策，即每轉化一名法輪功學員，參加轉化的犯人每人獎勵六十分（當時是四百二十分減二年刑期，六十分減一百零四天刑期），參加轉化的警察每人獎勵五千元現金。並且上面還有口頭指示，只要能轉化法輪功學員，使用甚麼辦法都可以，而且還有死亡指標。
在這種暴利的誘惑下，惡警和犯人開始了瘋狂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感覺。那時教育監區宿舍在一樓，為了掩人耳目，他們把一樓的窗戶用窗簾拉上，害怕在迫害法輪功學員時被人看見。法輪功學員每天就在住宿的過道中間坐著小板凳，前後都有包夾犯人看著，每天強迫法輪功學員看污衊大法的錄像及天安門自焚等。不看錄像時，就有「猶大」金明、王志強、蔡科等人在前面讀一些邪悟的文章。
一樓洗漱的地方中間用隔離板隔開，靠牆裏邊的一半是用於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另一半用於洗漱。每天早上五點多起床，洗臉、吃飯，六點多開始洗腦，到晚上九點結束。每天要求法輪功學員寫思想彙報，每個宿舍都有犯人頭目負責轉化。犯人頭每天都要向負責本宿舍的惡警彙報。在惡警的指揮下，犯人頭每天都要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所謂的「幫助」，即把法輪功學員帶到洗漱的隔離板裏邊，由十多個包夾犯人對一個法輪功學員拳打腳踢，用棒子打，用鞭子抽。當時監區規定，不准法輪功學員互相說話，不准法輪功學員傳換物品，就是法輪功學員互相瞅一眼，也被犯人視為互相傳遞信息，也要遭受犯人的毒打。法輪功學員上廁所，有包夾犯人前後左右把法輪功學員夾在中間，美其名曰「保護你」，給法輪功學員限定蹲茅廁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有時犯人負責人不高興時不允許法輪功學員上廁所，大法弟子高維喜都七十多歲了，不讓上廁所，憋不住拉褲子裏了。
犯人毒打法輪功學員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這些犯人把你圍在中間，他們從四面八方向你身體各個部位進行拳打腳踢，你被折磨的喘不過氣來。第二種，讓你坐在木凳上，用木板擊打你脖子以下各個部位，有時用拳頭擊打你的臉。第三種，把你的上身衣服扒光，兩個犯人把你的胳膊向後背，讓你整個人臉朝下趴在地上，用鞭子抽打你的後背，用腳踢你的後背。鞭子是用鋁線編成的辮子，把你的後背抽得血肉模糊。
我本人多次被張鐵龍、李軍、韓景軍、陸晏峰、王國祥等惡人拉到洗漱間隔離板裏面，被他們毒打，親身體驗了他們這幾種迫害方法，我被打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肋條被踢斷好幾根，走路都得扶牆走，犯人李軍說：「你走路都不好好走，真能癲。」
當時監區犯人的主要負責人叫張鐵龍，主要打手有韓景軍、李軍、陸晏峰、楊喜臣、王國祥、陳闖等。監區長：尹曉東，教導員：耿佔才，惡警：郝玉琳、楊鐵軍、武鐵、李海峰等。
那時的環境極其邪惡，空氣的微粒中都滲透著邪惡因素，就連犯人的語言都邪惡至極。在殘酷的暴力下，大多數同修承受不住寫了「五書」。最後只剩下我們幾個同修沒有寫，沒寫的編成第一小隊，被惡警們稱為嚴管隊，那些寫完「五書」的被編成二、三、四隊，一共分成四個小隊。
為了進一步迫害，監區長尹曉東，教導員耿佔才，惡警郝玉琳、楊鐵軍等親自上陣，把我們這幾個沒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帶到四平監獄的接見室的樓上二樓，每個人一個房間，他們分別做我們每個人的轉化。「猶大」金明、王志強、蔡科等瘋狂地念著攻擊大法的文章，犯人打手每天都對我們進行毒打，邪惡的教導員耿佔才說：「你們這幾個人能改變這個環境嗎？你們改變不了，就只能適應這個環境，那你們只能轉化。」我們這幾個人由於長期受到心理上、肉體上的迫害，在怕心的驅使下，正念越來越不足，最後也違心的寫了「五書」。
我們這幾個人中，受到迫害最嚴重的是梁振興，當時他已經絕食一百二十多天，不能走路，犯人用擔架把他抬到接見室二樓，每天給他洗腦。他們不顧梁振興的死活，就這樣的身體還毒打他。經常毒打梁振興的犯人是韓景軍、彥德權等壞人。梁振興的內臟都被打壞了，身體被折磨的已經不行了，四平監獄的惡警為逃脫責任，把梁振興轉到公主嶺監獄。
二零零七年四月，監獄又開始了第二輪對我們的迫害，以讓法輪功學員出外散散心為由，逼迫法輪功學員出工參加生產勞動。開始沒有生產任務，後來產品銷售到市場，監獄和監區都有了收益，惡警個人也得到實惠，在利益的驅使下，給法輪功學員下達了生產任務，完不成生產任務的就要遭到犯人的毒打。大法弟子董鳳山就是因為完不成生產任務被邪惡的犯人陸晏峰、於鳳武、王國祥等壞人活活打死。
同修被迫害致死，我們不能無動於衷，我暗地裏和幾個同修溝通，不能總這樣消沉下去，應該去掉怕心，大家站出來進行反迫害。可是由於迫害太嚴重了，沒有人敢站出來，我由於和同修溝通，被邪惡犯人韓景軍、楊喜臣毒打兩次，臉被打變形，眼睛被打紅腫充血，被打聾。在這種極其邪惡的環境下，我不斷的背法：「作為大法弟子，堅定正念是絕不可動搖的，因為你們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1]不斷的去掉怕心，我冒著再次被壞人毒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險，找到監區長周繼佳，我說：「我今天找你有兩個目的，第一就是我的同修董鳳山被壞人打死的事。」他說：「這已經不是公開的秘密了。」我說：「難道董鳳山的死，你們就一點責任沒有嗎？」他說：「我們也受到了牽連。」我說：「我在法制頻道看到了『躲貓貓』事件，四川省一個縣的看守所裏，一個新進來的犯罪嫌疑人被號裏的另一個犯罪嫌疑人只打了一拳就打死了，這件事在網上曝光後，那個縣的公安局主抓看守所的副局長，主抓安全的看守所副所長，負責那個號的管教都被扒了皮，判了刑，監獄犯人打死人和看守所犯罪嫌疑人打死人有甚麼兩樣？難道你們在這件事情上就一點責任都不擔當嗎？」
監區長聽我這麼一說，非常害怕，他答非所問地說：「打死人的犯人關起來了，等待處理。」接著忙問我說：「怎麼就你自己來找？那些人怎麼沒來找？」我說：「他們怕被打死不敢來，我也是剛被韓景軍等毒打兩次，今天冒著再一次被毒打，甚至被打死的危險來找你的，如果你現在再不制止犯人毒打法輪功學員，以後會有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打死。」他馬上說：「我可以向你保證，以後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了。」我說：「你拿甚麼保證？」他說：「我可以找他們談話，告訴他們以後不許再打人。你回去可以和你們同修說，就說我說的，以後這種事情不會再發生了。」
接著他又問我說：「你現在對法輪功有甚麼認識？」我說：「我通過煉法輪功去掉了很多惡習，我原來有很嚴重的胃病，通過煉法輪功治好了，我是一個煉功受益者，所以我不能忘本。以前暴力強迫下所寫的『五書』是被迫的，不是真的，當然我要繼續修煉了。」他說：「你不放棄信仰可以，但不要煉功，你煉功我給你加戴刑具。」就這樣，我在口頭上正式向他提出了不放棄信仰，繼續修煉。
我從監區長辦公室回來後，和同修們談了我和監區長的談話內容，同修們深受鼓舞，在那種邪惡的環境下，能有這樣的談話結果，也是不容易的，大家都互相鼓勵，要多學法，去掉怕心，走好以後的路。
二零零九年五月初，惡警郝玉琳找我談話，說要給我做減刑兩年的材料，讓我寫「五書」作減刑依據的材料。我說：「我不減刑，因為我不認罪（註﹕修煉大法沒有犯罪，根本就不應該被關押），不但不寫『五書』，我要寫『嚴正聲明』，以前在暴力強迫下所寫的『五書』作廢。」就這樣，我把「不減刑原因」和「嚴正聲明」一起交到監區。惡警郝玉琳惱羞成怒指使犯人負責人王慶園對我進行嚴管。
二零一零年秋季，一天中午吃飯時，一個延邊朝族犯人以大法弟子於連河不聽話為由，對於連河大打出手，於連河在送往四平醫院的途中死亡，當時惡警郝玉琳向上級彙報說是兩個人打仗打死的，並讓此朝族犯人用自殘的方式把頭撞了一個大口子，說是大法弟子於連河打的，妄圖造假來掩蓋朝族犯人迫害死法輪功學員於連河的罪行。
當時在號裏吃飯的人都看到了實際情況，監獄和四平檢察院來調查此事時，我把此事揭露出來，並向他們反映了法輪功學員經常被犯人毒打的情況，以致造成兩名法輪功學員被打死，如不制止，以後還會有此類事情發生。他們立即把我反映的情況和十監區教導員周繼佳取得聯繫。周繼佳把我叫到他辦公室，滿臉不高興的對我說：「有甚麼事情不要向上面反映，跟我說，我給你解決。」我說：「上次董鳳山被打死，你已向我做了口頭保證，以後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可現在又打死一名法輪功學員於連河，我不向上面反映以後會有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被打死。他說：「你讓我怎麼辦？」我說：「你以監區長的名義制定本監區的規章制度，犯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羞辱和毆打法輪功學員，違者罰分和押小號處理。」他說：「我馬上辦。」他很快召開了全監區犯人大會，在會上他宣布：「犯人不准以任何理由羞辱和毆打法輪功學員，違者罰分和押小號處理。」
從這以後，法輪功學員被犯人毒打的事情就很少了。可是邪惡的因素還是不少，惡警每個月都要不定期翻號，那時我們所在的小隊的同修的經文都不敢自己保管，為了減少同修的壓力，把同修的經文都集中到我一個人手裏，我頂著壓力把經文藏好，並鼓勵同修晚上可以拿出來偷著看。同修想看，我就在晚上臨休息前送到同修的手裏。第二天早上同修再給我拿回來，我再藏好。有好幾次差點就被惡警翻去，都是在師父的保護下才安然無恙。
同修們通過學法，逐漸去了怕心，很多同修都寫了聲明，表示在暴力下所寫「五書」作廢，繼續修煉。並且整體上開始講真相，指出共產邪黨歷次運動都是迫害好人，犯人只是共產邪黨利用的工具，如再繼續替共產邪黨賣命不會有好下場的，並勸其「三退」。很多犯人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即使沒有「三退」的犯人，也表示不再替共產邪黨效力了。這樣，四平監獄利用包夾犯人迫害法輪功學員如同虛設，根本甚麼作用都不起了。
邪惡已經看到了要想再向以前那樣迫害法輪功學員已經不可能了，於是在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把四平監獄所有法輪功學員轉監到公主嶺監獄。就這樣，在四平監獄的大法弟子，跌倒爬起，整體配合，解體了四平監獄對大法弟子的迫害。
三、走出公主嶺監獄
我二零一三年八月六日從四平監獄轉監到公主嶺監獄六監區，被分到二區隊，當時的大隊長是劉兵，教導員是李哲，改造幹事叫武國棟，中隊長叫楊樺屹。剛到這，我就被教導員李哲找去問話，他說：「你來到這得參加生產勞動，早點減刑回家。」我說：「我沒有罪，不參加生產勞動，不減刑。」他說：「在這個監區誰都得參加生產勞動，誰不勞動都不行。」
公主嶺監獄六監區是吉林省勞改系統的樣板監區，這個監區要求每個犯人手裏都有活，誰不幹都不行，監區實行零管理，即號裏一個人都不留，早上五點多出工，晚上五點多收工，強迫法輪功學員參加生產勞動。這個監區為了增加生產勞動時間，每天上午、中午、下午放一遍茅，每次放茅時間為半小時左右，放茅時間以外要想再上廁所，必須有本人寫申請經警察簽字才允許去。許多犯人因完不成生產任務，經常被警察打，電棍電，甚至押入嚴管。犯人因心理壓力過大，經常有自殺的。
我來到二區隊後，犯人負責人給我安排了活，我不幹，他就把我不幹活的事報告中隊長楊樺屹，楊樺屹找到我，問我為甚麼不幹活，我說：「我煉法輪功沒有罪，我也不認罪，我既不要分，也不減刑。」他聽我這麼一說，他說：「你願意幹就幹點，不願意幹就不幹。」
二零一三年十月，我妻子來接見我時，教導員李哲親自領我上接見室，他讓我妻子「做我工作」，讓我減刑回家，我妻子不可能站在他的一邊，從此李哲不讓我接見，不讓我打電話，我找他說理，憑甚麼不讓我接見，不讓我打電話？他說：「獄政科有規定，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需當地六一零開介紹信才允許接見。」
我到公主嶺監獄一年多沒有接見，沒有打電話，一次偶然的機會，獄偵科沈科長找我談話，他問我現在還信不信法輪功？我說：「我堅信不疑。」他又問我煉不煉功？我說：「煉不了功，因為有互包組其他犯人看著。」他說：「你得按照監獄管理制度去做，不然我們管理部門也不好辦……」我說：「我向你反映一個問題，我從四平監獄轉到公主嶺監獄有一年多沒有見家人和打電話了。監獄不讓接見和打電話，嚴重侵犯人權。」他說：「你不轉化，要想接見，你家必須上當地六一零開介紹信才能接見。」我說：「我在別的監獄都讓我見，這個監獄怎麼這麼不講理？」他說：「你在四平監獄讓接見嗎？」我說：「我在鐵北監獄、四平監獄都讓接見。希望你把我說的情況向監獄反映反映，這是嚴重侵犯人權。」他說啊：「好吧，我把你反映的情況向監獄長彙報，你等消息吧。」後來不長時間，中隊長楊樺屹找我給家打電話，告訴家人可以接見了。
監區每個月都要求犯人在「罪犯考核登記表」上簽字，「罪犯安全生產責任書」上簽字。管理犯人讓我簽字，我拒簽，我告訴他，我不是罪犯，所以我不能簽字。他又不能代簽，就把我不簽字反映到監區，監區大隊長劉兵，教導員宗明軍都不管此事，從此以後，需要犯人簽字的事，管理犯人再也不找我了。
大隊長劉兵，教導員宗明軍多次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讓我減刑回家吧。我說：「這些年我一直堅持對法輪功的信仰，我如果要奔減刑回家，現在都回家好幾年了，所以我不能為了減刑放棄自己的信仰。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初，教導員宗明軍突然找我，讓我減刑回家，我告訴他：我不減。他就讓管教韓孝軍所謂「做工作」，韓孝軍親自擬定了「五書」讓我抄。我不抄。他說：「你不抄，那這樣吧，你把內容抄寫下來，你的名不用你簽，我簽你的名字，不算你寫的，就算我寫的。」我再一次拒絕了他。後來教導員宗明軍在教育科找到了我在四平監獄強迫所寫「五書」作為我減刑的依據，給我報了減刑。
這件事過後，我認真查找自己，有要回家的心，不想再承受了，被邪惡鑽了空子，於是，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立即寫了「嚴正聲明」，聲明減刑所用的主要依據是我在四平監獄期間，在暴力強迫下所寫「五書」，已在四平監獄向監獄領導聲明作廢了。現在你們把已經作廢的「五書」作為減刑的主要依據，那我只能再一次向你們鄭重聲明，我減刑的一切材料都不符合法輪大法的要求，全部作廢，我對法輪大法的信仰永遠不變，特此聲明。我把「嚴正聲明」交給了中隊長楊樺屹。
儘管我交了「嚴正聲明」，他們也執意讓我減刑回家。之後，我就利用沒回家這段時間向犯人做「三退」，儘管同意「三退」的不多，也算有所收穫，有十來個犯人同意「三退」。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當地六一零來了四個人接我，讓我坐他們的車說送我回家。我知道這是邪惡在騙我，想把我送到當地辦的洗腦班對我進行迫害。我說：「我不可能上你的車，我妻子帶著車在監獄外面等著我呢。」他又說：「你坐我的車，我把你送到監獄外面，你再坐你妻子的車。」我說：「我絕不上你的車。」他又說：「你不坐我的車，你出不了監獄的大門。」我說：「你們可以走著送我出監獄的大門。」我說著就往監獄的大門外走，他們就像受我指揮一樣，跟在我的後面向監獄大門外走。我走到監獄大門的外邊，我妻子和同修們正在焦急的等著我。我妻子一把把我拽過去，拉著我的手上了車。
就這樣，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大法堅不可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