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邪惡的迫害 跟上正法進程

【明慧網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我想把幾年來隨師正法，怎樣面對邪惡迫害的一些經歷向師尊彙報，並與同修交流。

我今年七十二歲，與老伴於一九九六年在當地一個公園的煉功點得法。經過不長時間學法煉功，我的身心很快得到淨化，喜悅之心難以言表，這與我過去所學過的許多氣功截然是兩回事，有天壤之別。真是一部天書。身心受益的那種心情別提多高興了，我完全沉浸到學法煉功中，沐浴在法中昇華。

煉功後的不長時間，我們就遇到了一個生死關的考驗。一九九七年的九月，我和老伴走到馬路上，被一輛疾駛的汽車撞上，倆人凌空被拋出五米遠落地，結果都安然無事，而汽車的擋風玻璃卻被撞破一個大洞。師父為我們還了一條命，消了個大業。

這場邪惡的迫害比我想像的要兇猛。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上六點鐘，公安帶領十餘名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武警，如臨大敵，闖入我家，要進行所謂的搜查，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強盜行徑很坦然，沒有想到害怕，心想：我沒有幹甚麼違法的事，我們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家裏沒有搜查到他們認為的證據，於是搶走了我的手抄本《轉法輪》，帶到公安詢問。他們想要從我嘴裏得到他們認為更機密的東西，在詢問時專門配備了一台錄音機，結果那錄音機就是打不開。我給在場的人講我修大法身心健康的好處，以及一些因修大法絕症不治而癒的事例。最後那個做記錄的只顧聽我說話，甚麼也沒記下來。凡是到我身邊的人我都要見機和他們聊法輪功的事，就這樣講了整整一天。最後由單位領導作保，讓我晚上回到了家。

晚上回家後，電視連篇累牘放攻擊大法的文章，我感到邪惡不會輕易的善罷甘休的，彷彿文化大革命式的批鬥又回到了眼前。家裏的孩子們壓力也很大，周圍的人心浮動，這時又從社會上得到消息，國安要動手抓我，我與妻子商量並寫了遺書，準備和全國各地的大法弟子一樣，上北京找政府說理，生死就此一舉，別無選擇。家裏的孩子發現後堅決阻攔，當時那種心情一邊是難以割捨的親情，一邊是要走出來去維護大法的清白，怎麼辦呢，親友子女的輪番勸說，還有鄰里見面不說話，同事遠離你，同修不敢相見，我孤獨無助，與老伴相對無言，打開電視只有一個聲音，誣陷攻擊大法顛倒黑白的造謠與說謊。

七月二十二日，公安局召開會議當天晚上要動手綁架「法輪功骨幹」。在公安開會之際，孩子們開車，將我與老伴送上去外地旅遊的火車上，去外地避難。在外地旅遊的日子裏，也不得安心，時常有國安和單位的電話騷擾，一路上警笛哀鳴呼嘯而過，紅色恐怖氣氛壓的人喘不過氣來。哪裏有心情觀賞風景，常常是心神不定，我想知道家鄉昔日的同修，他們在做些甚麼，是否正在受到迫害，往日集體學法，集體煉功的情景，以及同修的音容笑貌如影隨形在眼前掠過。我感到失去集體環境的寂寞難耐的痛苦，我一天都不想再留下來。看不了書，煉不了功，太空虛，太無聊了，我與老伴決定返回去，同行的兒子還要帶我去另外一個城市避風頭，看拗不過我，只得匆匆返回。

我與老伴回到家後，第二天中午，當地公安就知道了，市紀委等幾家部門成立了專案組，（我當時還是邪黨黨員）傳喚我到單位進行外出審查，詢問外出期間與外地的甚麼人聯繫。整個審查過程，我都非常平靜，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做過對國家對人民有害的任何一點壞事，師父教給我的就是做好人的理，而且我也在做好人，我沒有理由懼怕甚麼，我就向他們講學大法身心受益的美好。審查結束後，那個領導單獨與我交談，他個人想了解法輪功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就盡我所知介紹給他聽，他這才明白了真相，最後他說，既然法輪功這麼好，那大爺您就好好煉吧。

這場審查，我當時用文字遊戲的辦法蒙混他們，給他們寫了一個對法輪功的認識，現在看來還是配合了邪惡，沒有真正做到正念正行，這一關沒過好。

以後的日子，邪惡並沒有因此罷手，三天兩頭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上門騷擾，今天捺手印，明天剪頭髮，扣身份證，每逢所謂敏感日更是不得安寧，有時半夜三更敲門入室檢查，我和老伴都是善心相待，給上門的警察講真相，講大法的美好，那段時間，和同修失去了聯繫，失去了集體學法煉功的環境，我雖然也做散發真相資料的事，但由於人心的干擾，謹小慎微，膽膽突突，大量的時間在家用來學法抄書，抄經文，不斷用法來充實自己。

我覺的我的選擇沒有錯，我走的是人間最正的道，我應該理直氣壯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有一次，街道辦事處主任一夥人上門，一定要我和老伴寫甚麼不煉功的書面保證，說是領導的意思。我倆意識到這一關必須要過，再不能縱容邪惡。我的正念一出，當時正告他們：那是絕對做不到的，告訴你們的領導，我就是堅持到底，誰也改變不了，我聽我師父的，就是堅定不移，義無反顧。想聽真相你們就聽，不願意聽回去向你們領導交差去吧，他們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我到派出所要回了我倆的身份證。從此以後，我覺的有師在有法在，誰也動不了我。從此以後派出所、街道來人，不等他們開口，先給他們講真相，揭露中共謊言暴政，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事實，以後他們就很少來騷擾，去年奧運會也很少「關照」。

二零零七年，邪黨從省裏下來，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綁架行動，本地幾十名大法弟子都被綁架。我也被列入黑名單。一天晚上，我與老伴正在學法，有人按門鈴，我誤以為是熟人，沒有觀察，門一開闖進來的是公安、國安、派出所的警察，來勢洶洶，說著就翻箱倒櫃，四處找東西並開出所謂的搜查證。他們人多勢眾，攔是攔不住了，邪惡要行惡，有我們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做不到的。他們搶走錄音機一台，隨身聽一台，mp3兩個，《轉法輪》一本，《九評共產黨》光盤一套，以及其它真相光盤和物品。一個兇氣十足的警察問我光盤是哪裏來的，我沒有理他。他氣急敗壞的說：敢發《九評》，這是反黨！我當下穩下心來，心平氣和的說：《九評》怎麼了，《九評》是天下奇書，誰看誰說好，寫的都是事實，政府官員都說好，你們說它不好，那不好的東西為甚麼不拿出來叫群眾批判它一下呢？中共不是說要「相信群眾」嗎？他們聽了無言以對。我又緊接著講了大法在世界上洪傳受世人歡迎的洪勢，講天安門自焚案的破綻，講海外揭露摘取器官的罪惡，講大法弟子在勞教所受到慘無人道的酷刑迫害，講大法弟子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事實。我有理有據、義正辭嚴的一席話，他們剛進門時的氣勢一會就沒了，只聽我一個人講，我問他們：你們捫心自問，我們只是做好人，並沒有危害社會甚麼人，憑甚麼迫害這些好人？你們也有父母妻子，也有親朋好友，大家都想過好日子，我們要人的權力幹甚麼？只是因為共產黨要迫害無辜，難道我們不能向世人說說真相？我們沒有這個權利嗎？他們無言以對，我正視他們說：我沒有犯甚麼罪，我堅決不能跟你們走，找你們領導我要問明白，他們都不敢正眼看我，本來要帶我走，最後自己找台階下說：我們請示領導再說。他們就出去了，後來他們也沒回來。

還有一次，我在街上發《九評》，正好碰上一個警察，把我扭到派出所，當時，我穩住心發正念，有師在身邊，我怕甚麼。到了派出所，給派出所警察講真相講三退，派出所警察處理不了，把我交到城區「六一零」頭子手上，這個人社會名聲極壞，過去迫害過多名大法弟子，一進門像惡狼一樣說：我知道你這個人。他威脅說，我們掌握了你很多情況，現在還敢發《九評》？你知道你幹了甚麼嗎？我平靜的說：《九評》是好書，誰看誰受益，我知道這個城市少說也有幾十萬本《九評》在民眾手中，也沒聽政府公開提《九評》這本書，這是為甚麼？他語塞。說著要錄我的口供，我沒有配合，問我的家庭住址、電話，我沒告訴他，只是給他講真相，特別是講天安門自焚的破綻，他聽了很入神，越說越自然，最後他竟然露出笑容，沒有剛才的緊張氣氛，最後他叫我在一張表上簽字，我看也沒看那個東西，我不簽，他無奈的說：這老漢你不簽我簽，以後得注意了。從進派出所經歷了四個小時，我平安回到家中，是師父又一次保護了我。

我經歷過幾次和邪惡面對面的較量魔煉，我現在的心態比較平穩，在這種邪惡迫害的環境下，能夠面對這一切了，怕心也在不知不覺的修去，我家的學法小組被多次破壞後，現在又恢復起來，我也有了自己的證實法的家庭資料點，每週供周圍的同修週刊和小冊子。在師尊最近幾次講法中，我在用法對照自己的不足，不斷學法，溶於法中，跟上正法進程，不拖整體的後腿，勇猛精進，跟師尊回家。

我知道我修的不好，距法的要求還有距離，以上請同修嚴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