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家庭的遭遇

【明慧網二零零七年三月九日】我是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自從學了法輪大法以後，身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天我都和村上的幾個法輪功學員在一起學法煉功，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用善心去對待，我整天總是樂呵呵的，我逢人就講：法輪大法是如何使我身體健康，家庭和睦，是如何帶給我們美好的。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流氓集團利用中共惡黨，對法輪功開始了鋪天蓋地的鎮壓，電視不停的播放誣蔑大法的新聞。我所在地遼寧省康平縣張強鎮以及張強鎮派出所，和三棵樹村每天都開會傳達上邊的指示，部署如何迫害法輪功。我和我們村的同修經常被村書記姜志龍叫到學校，逼問還煉不煉法輪功，並規定如果再煉或三、五人在一起就算煉功或集會，村上就收回承包田，並罰款二千到四千元不等。

從此以後，張強鎮派出所不斷的到我家騷擾。我們失去了學法煉功的環境，我怎麼也不明白，自從學了法輪大法，我身體健康了，我時刻按大法的標準要求自己，做個好人，以及更好的人，這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難道做好人有錯嗎？我家裏人聽了電視的宣傳，也開始對我施加壓力，我丈夫逼我交出大法書，逼迫我寫保證書，我不寫他就代替我寫。鎮派出所的聯防隊員宗海潮，每天都來我家監視我，看我是否在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本著公民的最基本權利，我與本村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訪。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幾個同修一起來到了北京。原以為能找到一個能聽取老百姓意見的地方，沒想到，北京更是戒備森嚴，根本沒有百姓講話、說理的地方，天安門前便衣、警察到處都是，過往行人，都不放過，追問是否是煉法輪功的，甚至不分青紅皂白，拿著電棍就大打出手，我和其他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被推拽進警車，送往北京附近的監獄。我和另外幾個學員被非法關押在北京沙河派出所，他們將我帶到一間空屋，不讓穿棉衣，只穿內衣，光著腳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凍了我很長時間，凍的我渾身發抖。

第二天康平縣「六一零」及公安局李密、張向寧，夥同張強鎮派出所薛玖玲、宗海潮等人，把我們劫持回張強鎮派出所，我身上僅有的四百多元錢，被張強鎮副書記薛玖玲騙去至今未還。到了張強鎮派出所，所長劉春雨惡狠狠的把我們推到牆角，又把我們用手銬銬在床上，讓兩個警察看著，派出所又向我家裏勒索了五百元錢，之後把我拘留了五十二天，最後轉到龍山教養院非法教養二年。

龍山教養院的警察罵人就像家常便飯，說的髒話不堪入耳。在那裏，我們每天都被強制做超負荷的奴工活。經常罰站、坐板、不讓睡覺。有一次電視台的記者去龍山教養院採訪，讓我們排著隊在走廊裏坐著，管教對記者說這裏的生活條件如何好，對待法輪功學員就像親姐妹一樣的關心照顧，還說我們很適應這裏的環境。我當時坐在前排，聽到這，我就問管教：「是不是讓我們說真話？」他說當然是說真話。我說：「你們說你們像對待親人一樣的對待我們，可是為甚麼還經常打罵我們呢？你們看看我身邊坐著的袁澤芹大姨，七十多歲的老人，把她的肋骨都踢折了。」記者當即把錄像機關了，一個姓李的隊長聽到這，窮凶極惡的把我拽走，然後送到張士洗腦班去迫害。他們指使惡人逼迫我寫「三書」，不寫就讓我蹲著，讓我坐大法書，不給飯吃，不給水喝，不讓上廁所，這樣迫害了我兩天兩宿後，又把我轉回龍山教養院。

還有一次，我看到管教正在打一位大法學員，我就上前制止，當即就被警察魏秉堂把我嘴唇打豁了。

在我被非法關押期間，我丈夫領著我八十多歲的婆婆和兩個孩子在家，艱難度日。在這種情況下，張強鎮派出所惡警所長劉春雨還帶領警察闖入我家，當時家中只有我八十多歲體弱多病的婆婆和兩個孩子，這夥人沒有任何證件，對我家就進行非法搜查。我婆婆承受不住這巨大的精神打擊，得了重病，當時已患肝癌晚期的婆婆，每天都趴在窗前盼望我早日回家，老人臨終也沒能和我見上一面，離開了人世。在這種打擊下，我丈夫為了讓我早日回家，托人給我辦「保外」，結果又被薛玖玲勒索去三千元錢。

以上這些都是江氏流氓集團和中共惡黨，給一個普通百姓家庭造成的不幸。在此奉勸那些至今還在繼續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要再做惡黨的幫兇助紂為虐，趕快迷途知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