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犯罪集團開始瘋狂迫害這些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允許我們集體煉功、學法,不允許我們三人在一起說話。
就在七月二十日當天晚上,張強鎮派出所所長高中峰,在晚間九點多鐘,帶著聯防隊員壽永國、陳文龍等四、五個人,闖入我家,他們在大人不在,只有兩個孩子在家的情況下,把我家的師父法像、法輪圖等強行摘下搶走,並逼問我家孩子:你家大人哪去了。當時我們為了說明情況,正在瀋陽,向省政府、市政府上訪,他們強盜般對我家進行非法搜查。從這時起,張強鎮派出所每天都派人蹲坑、跟蹤我們,從此我們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三月,我和當地的幾位同修聯名寫了一封「致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的一封公開信」,為大法討回公道,要求還我師父清白,還法輪大法清白,修煉法輪大法的都是好人。就這樣正當的要求,還是遭到了張強鎮派出所的迫害。
三月七日他們以談話為名,把我丈夫騙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就被扣上手銬,接著派出所又派聯防隊隊長楊佔武、隊員劉雨波、梁萬玲、壽永國、陳文龍等人闖入我家,非法抄家。這些不法人員搶走很多大法書籍,就連煉功時坐的草墊子,也被一同搶走。整個房間被他們翻的亂七八糟,然後揚長而去。我家孩子被嚇的神魂不定,派出所司機陸軍和莫建超,又開車返了回來,搶走了電視機和錄放機,我的兩個孩子被嚇呆在那裏。這是警察嗎?這分明是土匪。
緊接著他們也把我綁架到派出所,用手銬銬上。張強鎮派出所所長劉春雨(接替前任所長高中峰),見到大法書籍等東西,氣急敗壞的抄起錄像帶盒,向我丈夫的臉上打去,直到把錄像帶打壞為止。隨後劉春雨又像發瘋了一樣,大喊大叫,抄起電棍就電我丈夫的嘴和臉,不允許我們說話,圍著脖子一圈電,直到把我丈夫的臉和嘴電出了泡,腮幫子電腫,嗓子也腫起來,電的滿屋子都是焦糊味才罷手,我丈夫被電的接連多日吃不了東西。
即使這樣他們還不罷休,連夜將我丈夫送到康平縣看守所,非法關押十五天。在看守所每天吃的是烏黑的玉米麵窩頭,帶膩蟲的白菜、蘿蔔湯,這樣的伙食還要每天交十五元的伙食費。十五天後,公安局政保科李密,硬要我交一千元錢,才能放我丈夫,不交就拒不放人。我被逼無奈只好借了一千元錢交給李密,李密接到錢後,馬上就給我鎮派出所打電話,讓去接人。鎮派出所來兩人,不是把我丈夫送回家,而是把我丈夫劫持到派出所,而且這兩人的車費也是我付的。張強鎮派出所所長劉春雨也採取李密的手段,逼著我找擔保人,否則就不放人,沒辦法我找來我姪子,用我姪子的三間房作抵押,同時又勒索我丈夫一千五百元錢,沒有給任何手續,我又被他們勒索四百元錢。我們沒有犯法,卻在惡黨豢養的一幫流氓警察的層層剝皮下,才將我們放回。當時與我們一起被非法劫持的同修,都被勒索了現金,從幾百元到二千元不等。
回家後,我們每天都生活在牢籠之中,每天都在聯防隊和被派出所雇來的閒散人員的監控中生活,這些人每天都不知幾次的闖入家中對我們進行騷擾,我們失去了人身自由,無法正常生活。
在這種嚴重的精神壓抑下,我丈夫於二零零零年年底,再次進京上訪,就想找到讓老百姓說話的地方。可是剛到北京,就看到警察、便衣到處都是,在抓打著大法弟子,情景十分恐怖。我丈夫見此,就與另一同修去跟他們講真相,這些警察不但不聽,還把我丈夫等幾名同修抓了起來。後被轉回本地非法關押一年半。
我丈夫被劫持後,家裏沒了頂樑柱,主要生活來源斷了。我女兒不得不去外地打工,我帶著年幼的孩子勉強在家維持生活。我們被逼成這樣,當地派出所還不放過我們,從沒間斷對我們的監視、騷擾,逼我簽字,還搶走我的身份證,我的身份證至今還在張強鎮派出所扣押,我幾次去要,就是不給。
二零零一年六月,為了講清真相,外地同修給了我們一些真相資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我又遭到康平縣公安局政保科張向寧等人的綁架。他們一邊連夜非法審訊我,問我資料來源,又一邊連夜到我家抄家。當時我家四口人,丈夫被非法關押,女兒在外地打工,我被非法劫持,家裏只有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家,夜深人靜,正在睡覺的孩子,被突然破門而入的一夥人嚇醒,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朦朧中看到這夥人,把家裏的東西翻個底朝天才離去。這幫惡警不顧百姓的死活,又把我非法關押一年半。
在我們夫妻被非法關押的日子裏,我女兒靠打工供她弟弟上學,十二歲的孩子隻身一人在家,無人照顧,孤苦伶仃,孩子的三叔拖著一條殘疾的腿,來我家,艱難的照管著家中的一切。一些好心人拿來吃的東西,拿些衣物給孩子,一連兩個中國新年都是在痛苦、淒慘的情形下度過的,可想而知,孩子的精神、身體受到了何等的打擊,。
在這場鋪天蓋地的鎮壓下,在江氏流氓犯罪集團和中共惡黨的殘暴統治下,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無數個家庭被毀、被傷害,我只是無數遭受迫害家庭中的一個。我呼籲世上一切有良知的人們,都來伸出善良的手,制止邪惡,制止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