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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身經歷的從派出所到王村勞教所的殘酷迫害
在派出所裏遭毒打、電擊軟部位
2000年下半年，因為我散發了些揭露江澤民誣蔑法輪功的真象材料，被非法關押在派出所。警察問我材料的來源，當我回答我不認識給我材料的人時，迎面而來的是一頓拳腳相加的毒打。
第一個人打累了，第二個人接著打，他們輪流著上陣，接近兩個小時不停手。出手之狠，連一點人性都沒有。
毒打，這只是方法之一，用在大法弟子身上的酷刑還有電擊軟部位，警棍放入口中，鐵棍打膝蓋骨，坐老虎凳等刑罰。
派出所的犯人講：「這些都是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判十年、八年的罪犯，他們都不敢這樣對待，怕事後犯人報復。」
惡警濫用法輪功學員的善良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以出手十分兇狠。有一位功友，被捆在鐵床上毒打了十幾天……。
在看守所裏被強迫超強勞動
數天後，我被從派出所劫持到看守所。在那裏，十幾個人關在一起，強迫超強勞動，為警察換取金錢。每天扒花生皮、大蒜皮，一天勞動十幾個小時，完不成任務要遭懲罰，而早飯只有一個小饅頭（約一兩重），極小的一塊鹹蘿蔔。冰天雪地的讓十幾個人擠在一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屋外框子裏（半敞著，用鋼筋框起來像個籠子），北風呼呼的刮著，手凍僵、凍麻了也得幹，不能停手。中午吃飯，只安排一個人打飯，打飯的孔在鐵門的下方，剛好遞入一個塑料碗，每天都是蘿蔔菜，當地最便宜的菜，一年四季不變，二個與早上同樣大小的饅頭，1分鐘就吃完了，根本吃不飽。
所有的人都得快吃，吃完了接著幹，沒有人敢大意，敢說話。一直幹到黑天收工。
初次被強迫勞動，我沒完成分給我的任務，還有其他犯人也沒完成，我以為沒甚麼事，誰知回號（房）不久，就聽到隔壁號裏有哀求的聲音，緊接著是吼叫聲，擊打聲和痛苦的叫聲，一會兒，警察到了我在的號裏，首先點的是一個未完成任務的犯人，警察讓他趴在地上，用橡皮棍（裏面是鋼筋，外套橡膠皮）狠勁的打了十幾棍。
輪到我了，另一位犯人說：「他今天剛來」。這個警察我以前就認識，他也認識我，只說了一句，「下次一樣」就走了。
那個犯人說，「很少有例外的」。
晚飯吃的與中午一樣，我看了看被打犯人的屁股，全都是紫黑色，就連最兇狠的犯人也被看守所打怵。
這樣過了一個月，同號的犯人都叫我捎信給家人想辦法，不行就想法讓快判，早點離開看守所。我離開了，但不是釋放，是被勞教了。
勞教所更殘酷
一個月後，我被劫持到在淄博市周村區王村鎮的山東省第一勞教所。對犯人來說，判刑、勞教要比在看守所好過一些，但對法輪功學員來說，勞教所更殘酷。勞教所有所謂的洗腦轉化任務，為了逼迫大法學員放棄信仰「真善忍」，警察對學員比對真正的犯人要狠得多。
到勞教所後，我被帶到一個屋裏，被迫面壁而坐。約一小時光景，又被帶到6號房。房間裏擠滿了人，每個人都坐在一個小矮板凳上。剛去時，房間尚無看管人員，別人告訴我，那天法輪功學員剛好達到108名，聽說各地區都分了勞教名額，完不成任務撤職。隨後幾個警察點著名，把學員分向其他號，原來6號是臨時房。我被分到一大隊的一個號裏，然後給了我一個小矮板凳（高20多公分），像別人一樣坐著。
小矮板凳硬邦邦的，坐時雙手放在腿上，兩腿中間夾著紙，一動不能動。剛開始坐，還能過得去，時間一長就不行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很殘酷的刑罰。警察讓真正的犯人（都是偷、搶、打人的兇惡犯人）監視大法學員，紙掉了就打。警察給犯人的報酬是減刑。
從早上5：30一直到晚上10：30,一天17個小時，中間只有極短的吃飯時間，長期的這樣坐著，屁股疼得都不敢觸凳子。只要不「轉化」，就不讓幹別的，這是最普通的，很多大法弟子還遭受了更嚴重的迫害。
勞教所採取「嚴管」、「隔離」的方式單獨迫害。有一位叫李德善的功友（三十多歲，德州人，高中英語教師），白天和我們一樣坐矮凳子，晚上就單獨隔離，讓洗腦幫兇者看著，每天晚上只許睡兩個小時的覺，還經常要打他一個小時的耳光，半年中幾乎一直是這樣。2002年8月份李德善被迫害死亡。還有一位叫褚立文的大法學員（山東省濰坊市某縣的一個輔導員），此功友表現很好，勞教期早已滿，惡警仍不釋放他（現在情況不詳）。
有一個號裏，學員們晚上集體煉了一次功（號裏有錄像探頭），第二天每個人都被單獨調出（其中有濟南的兩個學員，一個姓謝，一個姓蔣），聽回來的人講，警察用電警棍電擊他們的褲襠，腋窩、口中……
一年多的牢獄生涯，我親眼目睹了派出所、看守所、勞教所的警察們是如何對待和「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哪有甚麼「春風化雨」、「溫情感化」，有的只是非人的折磨和殘酷的迫害。
在親友的奔走和打點下，我已獲得了自由。強制改變不了人心，真修的弟子永遠也不會被「轉化」，無論用甚麼手段，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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