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末,我和老伴去北京上訪,剛走到二密,被劫持回來,到市局被錄像。回來後,我們又去長春省城,7月22日下午,剛到省城,省委全部戒嚴。我和老伴第二次又去北京,打出租到瀋陽,剛過撫順城,走到高灣,被當地警察劉雙喜(科長)和值班警察截住不讓通行,他們盤問我們近2個小時,又給通化派出所打電話,到後半夜2點才讓回來,一宿沒閤眼。第三次去北京,是坐火車,信訪辦也沒了,成了抓人的地方,我們就去了天安門廣場。
四年來,我們全家承受了巨大的迫害。在1999年,一個姓朱的片警來我家非法搜查,甚麼也沒搜去,就走了;還有一次晚間9點半鐘,急急忙忙跑到我家,狠勁砸門。原來他聽說我們上北京了。後來姓朱的片警、委主任經常無故上我家,監視我們。8月中旬,市局、區局、街道四人來我家,打探煉功的事。9月末,外面下著大雨,他們4-5人到家裏抓人;我老伴跟他們講理,講煉功受益的情況及取締迫害的不合理,邪惡之徒也覺得抓人不佔理,就走了。
2002年春節前兩天(臘月二十八)半夜12點,警察敲我家門,半夜1點半鐘,我們倆被劫持到派出所。據說那天晚上,全市大搜捕。當時派出所有指導員任斌和一姓鮑的片警,還有兩人一個姓高,一個姓侯,市局姓劉的局長跟我們談話,問為甚麼要煉功。我回答:祛病健身等等。後來老伴又單獨跟任斌談話,主要是介紹法輪功,說明真相。於早晨5點左右,我們被放回家了。但此後三年,鮑姓片警每月都要來我家一次,兩個單位負責法輪功的人、街道主任,每隔一段時間來查看。經過洪法、說明真相,單位的人明白了真相後就不再來了。
2002年5月份,我和老伴被迫離家出走了7個月。聽鄰居講,我走後,派出所和單位多次到我家敲門,光敲鄰居家門就有7-8次,搞得四鄰不安。在這段時間,市局找不到我們,威逼學校領導採取措施。後來,學校去梅河口我弟弟家找我們,打聽子女電話。電話多次打到在外地的孩子家,干擾了我家屬的生活。
我回家後,610、公安局強迫學校核算辦公室,威脅我們必須寫「五書」才發工資,從2002年10月,我的工資停發到現在。
2003年5月中旬,派出所所長劉偉帶三個片警來我家抓人。我義正辭嚴地說他們編造謊言,殘害百姓。他們理屈辭窮,說我散傳單,後來把我家抄了一遍,甚麼也沒有,最後就溜走了。
由於煉功家屬也承受迫害,孩子的住房因租給功友,被公安局和單位沒收。此事損失造成幾萬元。2003年6月份,老伴在幾經騷擾和迫害後不幸去世了,現在家中僅剩我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