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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旬的修煉人遭受的迫害
和許多大法弟子一樣，面對惡勢力對師父和大法的造謠和污辱，我兩次去北京上訪。我去北京，就是一個目的，為這麼好的功法說句公道話。
1999年7月20日，我們在去北京途中被截在山海關，當時被截住的大法弟子不下200人。我和另一名的大法弟子被一起送回了當地公安部門。回來後不久我們就被強行送進洗腦班。我和另外四名學員被關在我們鄉農機站的空房子裏，由鄉長趙××、派出所所長秦××監管。這時我們就已經失去了人身自由，封閉辦班，而且鄉里宣布，如不放棄修煉，家屬或親人的上班、就業、升學、職務晉級等都將被取消，並將此項辦理權授予各個領導層。江××操縱整個國家機器，實行株連九族。不僅如此，他們還乘機大肆勒索錢財，讓我們每人必須交上2000～3000元的罰金。我們全家靠打工為生，根本沒有積蓄，親人為了不讓我受更多的折磨，東挪西借湊了3000元錢。因為我不放棄修煉，女兒、女婿都失去了一次職稱晉升機會。
當時由於自己學法不深，心性沒把握好，違心的寫了當局並不滿意的所謂的保證書，還因此惹怒了趙××和秦××，當時他們就想再次對我進行迫害，但由於我當時的態度和家人的據理力爭，才勉強讓我先回家。由於我沒有堂堂正正的走出洗腦班，因此我一直陷入深深的愧疚之中。為挽回對大法的損失，於是我又一次踏上進京證法的路。
2000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三個功友來到天安門廣場，這時我身邊的一位老弟子，打出了「法輪大法好」的橫幅，幾乎是同時，十幾個警察和便衣一起上來，將這位大法弟子打倒在地，我們當時立即高喊，不准打人，馬上就被旁邊的警察和便衣銬上手銬，塞進了警車，關進了天安門派出所，後來我被分流到北京懷柔監獄，和我們一起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不下200人，我們每個人都被一個警察看著，面向牆壁不許動，被逐個扒光衣服搜身，我被關在X號室，進去後的第一關就是涼水澆頭。那年北京的天氣特別冷。在持續20多分鐘的涼水澆頭後，我被折磨的幾乎昏死過去，這時一位好心的警察喝住了打我的兩個犯人，使我免去了一難。在懷柔的三天三夜，我們每個大法弟子都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
幾天後我被接回了當地公安部門，送進了某拘留所非法關押半個月後，由於我不放棄修煉，又被送進看守所，等待非法判刑。在6號「紅旗」囚室，經歷了我人生中最慘烈的三十天。年近60的我，被十幾個犯人輪流毒打。沒幾天，滿口的牙齒打的只剩下幾顆，吃飯時連飯粒都嚼不到，額角被踢開一個口子，前胸被打的腫起來2公分高，疼的我一個星期後才敢正常吸氣。
在看守所裏，我們也同時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惡警們利用我們大法弟子搞「創收」，他們規定，不管是誰只要是來看大法弟子的，每人每次要交20元的探視費。當時看守所被非法關押的大法弟子不下80人，每個大法弟子，每天都不下兩、三個人來探視，有的一天要有幾個人一起來看望。光是我一人在兩所（拘留所、看守所）花去的探視費就達1000多元。更使我們無法忍受的是，惡警持續的強迫大法弟子聽、看攻擊大法和師父的錄音、錄像，這裏的人中敗類，逼迫我們罵師父。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們一起共同抵制了這場針對我們的迫害，他們才沒有得逞。
2001年2月14日，我市先後有60多名大法弟子被送往臭名昭著的教養院，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在A教養院，惡警們對那些堅決不放棄信仰的學員百般折磨，其手段極為殘忍。
A教養院，把堅貞不屈的大法弟子一律放在三樓，每天除睡覺其餘時間都坐硬板凳，並必須保持固定坐姿，由數名犯人看押大法弟子。惡警們公然叫囂，打也得把你們打轉化了。各種體罰交替使用。比如，把人綁在鐵椅子上，用高壓電棒電，24小時不許睡覺，把塑料安全帽扣到學員頭上，然後用大棒子猛擊帽頂，震得受刑者的頭像撕開了一樣的疼，有的堅持不了多久就昏死過去，但卻一點外傷沒有。
和我關在同一個囚室的一位大法弟子就是受此酷刑中的一個，他至今還被非法關押在該教養院，雙腳已被打殘。惡警們為了達到所謂的轉化率，每天都從三樓提出一個大法弟子到一樓進行折磨，受刑學員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老遠都能聽見。由於我不忍心同修受此折磨，站出來質問一個惡警，為甚麼執法犯法，為甚麼無端打人？因此我也遭來厄運，惡警氣急敗壞的指使兩個犯人，強行鎖住我，送往教養院的「新收大隊」嚴管。在新收大隊，我再一次見證了江氏集團對大法犯下的罪行。
一個大法弟子在這裏承受了四個多月的折磨，他憑著對大法的堅信，使惡警們的拳腳早已失去了作用，他們就改用鋼絲纏著的膠皮鞭子。我是每天被固定「坐硬板凳」的，一天16個小時，14天下來，我的屁股坐爛了一大塊肉。就這樣，我們仍然沒有動搖，最後，堂堂正正的走出了新收大隊。
四年來，只A教養院一處（不包括所屬縣區兩所），只是我見到的同修就有6人致死、致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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