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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面脫貧秘訣：黨不批准你窮
2020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不平凡，過山車般的一年，上半年武漢疫情肆虐封門封戶，下半年遭遇百年洪水四處流浪，年底就全面脫貧，奔赴小康了！
2020年，黨不批准你窮！
中共在十三五規劃中做出了全面脫貧的承諾，脫貧標準是甚麼呢？聽起來蠻動人的，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劉永富表示，貧困戶的脫貧，標準是到2020年時收入達到4000元左右，並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醫療、義務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所謂兩不愁、三保障。
按照中共官方數字，2019年末，中國的極端貧困人口已降至551萬。如何將數字清零？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四川涼山昭覺縣一名縣委書記阿茲對媒體說，「全都算上啦，系統不再錄入新的貧困戶。」即從2020年年初不再往管理系統中錄入新的貧困戶。
意大利《寒冬》雜誌曾報導，山東省菏澤市某村一對夫婦僅靠兩畝地的微薄收入生活。丈夫有病生活不能自理，妻子領取500元扶貧款。村幹部實施數字脫貧，勒令他們謊報家庭年收入10000元，並說：「現在沒有貧困戶了，不報10000不中。」
脫貧在中共體制中，是政績，跟百姓實際民生沒有太大關係。《新京報》11月20日報導，雲南省昭通市鎮雄縣茶蔚村一村民，因拒絕簽字脫貧被村委會通報。村委會會議研判該村民年人均純收入為5811.76元，達到脫貧標準，但村民本人說「甚麼都沒有得到」，並拒絕脫貧。
上海居民朱先生對媒體說：「你去小縣看一下，窮得要命。中國的農民很多是貧困戶。我們14億人口，其中9億是農民。你去看農民的退休金，全國平均每月100元。」
財新網今年3月報導，河南鄧州張村鎮貧困戶一家三個孩子，疫情期間共用一部智能手機上網課，二女兒因無法按時跟聽學校網課，服用大量精神類藥物自殺未遂，導致生命垂危。該家庭父親殘疾，母親患精神病，整個家庭靠父親補鞋支撐，補一雙5元。那部手機900元，全家人考慮了很久，為上網課，不得不買的。
吳花燕，貴州盛華職業學院一名大三學生，貧困縣松桃縣人，父母早亡，和弟弟相依為命，她因貧困曾用糟辣椒拌白米飯吃了5年。患有心源性水腫等多種疾病，長期營養不良且患病，面容脫像，體重也僅剩43斤，2020年1月離世。吳花燕的死引起極大民憤，人們紛紛嘲諷中共官員「朱門酒肉臭」，民間卻「路有凍死骨」。貴州原副省長王曉光家中堆滿了四千多瓶茅台酒，為了銷贓，他把茅台酒倒入了家裏的下水道。
脫貧與返貧之間，只隔了一次咳嗽
世界銀行的貧困線的低收入國家標準為每天1.9美元，中共的絕對貧困線比世界銀行低20%左右。中共國家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李小雲表示，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測算，如果將貧困標準從1.9美元提高到3.2美元，中國的貧困發生率將增長近10倍，有3000萬人將處於非常脆弱的位置。
一位網友說：「想起來我咳嗽三個月，前兩個醫院花費，計300元。最近去市醫院，到地方掛號13.5，先開個肺功能480，然後藥費468，結果沒有用。再掛個主任號13.5，藥費50。後來又去三次，掛副主任計28.5，CT平掃420，抽血化驗190，藥物50，這一通操作2000多元全自費，不算車費，這樣就花了貧困標準年收入的一半了。」
紀錄片《中國醫生》中，26歲的李伙英剛患重病，又聽聞母親在家鄉病重，不忍拖累家庭，她選擇在病房的洗手間內割喉自殺。經過一天的搶救，李伙英暫無生命危險，但高昂的醫療費用或讓她無法再繼續治療。2018年，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火爆網絡，北京的一位中產階層因岳父感冒轉肺炎住進重症監護室，費用相當於一套房產。中產與貧窮之間只差一場感冒。
中共國家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李小雲還發現，近年來，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比重下降，轉移性收入比重持續增加，佔比達30%，這意味著脫貧正在脫離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收入增長，一旦國家宏觀經濟下行，脫貧的風險性將增大。這就是說，貧困者是依靠國家政策性補償、賠付而脫貧的，如果這根拐杖斷了，返貧幾率非常大。
美國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行動計劃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中國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2月和3月，農民工的收入嚴重下降，農村居民就失去了約1/5的收入，但物價在上漲。安徽省王家壩48歲農民徐如動，種植韭菜，收入可以讓妻子和四個孩子吃得上魚和肉，還攢錢買了一輛電動摩托。疫情造成他收入減少，今夏，王家壩被中共作為保國家的「代價」洩洪，徐如動損失了至少2萬元的農作物，而食物上的花費將比預期至少再多出1萬元。但國家給的補貼不夠塞牙縫。他說，「本身俺們就是貧困，就是窮人，俺不吃肉了」。
祖國今年沒長「後腿」，我被小康了
根據中共十九大修改的黨章章程，中共高層提出「兩個一百年」虛幻目標，第一個是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那麼，按中共話講，今年就成了小康的決勝年了。
中共在十八大提出了小康的標準：人均GDP3000美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8萬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8000元；恩格爾係數低於40%；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0平米；城鎮化率50%；居民家庭計算機普及率20%；大學入學率20%；每千人醫生數2.8人；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其他的不說，看看這兩項：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8萬元，月均就是150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8000元，月均就是667元，咱們看看有沒有人拖祖國的後腿。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強在兩會記者會上說，6億人月收入也就是1000元左右。有人質疑數字真實性。李克強講的月收入標準採用的是國家統計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即減除個人所得稅、社保費、其他個人轉移支付之後可用於衣食住行的必備開支，在歐美，這個指標重要性要大於GDP指標，能反映出一個國家居民實際的醫療、教育、養老、民生等實際情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還要扣除買種子、化肥等必要的生產資料的費用後的用於生活保障的費用。
李克強的數據來源於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的抽樣調查結果。結果分析顯示：有6億人口月可支配收入在1090元以下，佔比全國42.85%。6億人中，平均受教育年齡9.05年，即初中畢業，文盲佔比9.6%；這6億人的典型特徵是，家庭人口規模龐大，老人和小孩人口負擔重，大部份自雇就業、家庭就業或失業，甚至乾脆退出勞動力市場。6億人中，546萬人沒有任何收入，2.2億人月收入500元以下，4.2億人月收入低於800元，5.5億人月收入低於1000元。
月均500元以下的2.2億人，農村人佔絕大多數，按90%計算，為1.98億人，根據農村居民小康月均667元的標準，1.98億人是小康不了了。6億月均1090元的人中，城鎮人口達24.4%，即1.46億人，按照城鎮居民1500元奔小康計算，這些人肯定是拖後腿了。也就是保守計算，在奔小康上，有3.44億人拖了祖國後腿。儘管這是2019年數據，因疫情和災變影響，2020年實際數據要更糟。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月收入365美元即為中產收入，按1：6.7匯率，即達2033元人民幣你就是中產了。比中共的小康標準要高出26%。但這個2033元，比北京市勞動力市場最低保障工資低167元，也就是說，在北京，你只要能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份工作，你就超出世界銀行中產線167元，超出中共中產線700元了，很光鮮的標準！可是，這兩千多元在國內一線城市，你能幹甚麼？有就業環境的地方，租個拼居也得1000元～2000元左右，一份普通外賣就得20～40元，還有交通、通訊、衣著等的費用，剩下的錢，可能不夠你一次感冒就醫的錢，還奢談甚麼教育培訓、娛樂、社交應酬的錢了。。
有人說，2020奔小康，我是拖祖國的後腿了。一位網民調侃道：往年可以，今年不行，小康決勝2020，祖國今年不長後腿，我指定被小康了。
債台高築的90後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今年4月20日在「中國實際失業率有多高」一文中說：「將我們測算的失業人數加總，我國真實失業率或已達到20%以上。目前新增失業人數可能已經超過7000萬，這也能解釋為甚麼1季度會有近5000萬外出務工人員的縮減，而新增7000萬失業對應的失業率大概在20.5%。」另外，深圳望正資產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劉陳傑4月初在《財新》雜誌撰文表示，瘟疫可能導致中國2.05億工人失業。這意味7.75億勞動人口中，失業率超過25%。
2020年1～3月平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比去年同期上漲4.9% ，4～8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漲3% 左右。物價的上漲和找工作的困難，使得充滿陽光的90後一無所有：支付寶空，微信空，銀行卡空，錢包空，成為隱形貧困人口。
新浪網10月30日刊出一份最新出爐的「90後財貌圖譜」調查數據，數據顯示， 從收入來看，90後中月收入3000元至8000元的人數佔比達到了一半。由於90後步入社會的年頭有限，因此月薪在1.2萬以下的受訪者超過八成。調查顯示，近69%的90後花銷大頭在吃飯方面，也就是恩格爾係數較高。近55%的花在美妝服飾方面，近42%的花在社交應酬方面。這還沒算租房和房貸錢。
看似誘人的收入，高居月收入千元的6億人之上，但如果買房，必債台高築。
2019年，匯豐銀行公布的一組驚人數據：針對9個國家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千禧一代（1981年至1998年出生）的住房自有率高達70%，90後人均負債12.79萬元。90後總人口加起來有1.715億人，人均負債12.79萬，負債總額接近22萬億元。
地攤經濟：死去活來
 圖：2019年居民月收入族群分配表 |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全國1090元～2000元月收入標準的有3.64億人。這就難怪為甚麼地攤經濟要迎頭而上了。其實地攤經濟本身在歐美髮達國家也很正常。但中共善於搞形像工程和櫥窗經濟，認為地攤經濟是負能量的一種表現。
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為給窘迫的經濟形勢減壓和紓困，大讚地攤經濟是「人間煙火」，社會的生機，全國跟風，各地城管破天荒的請小販上街擺攤，可是好景不過半月，地攤經濟被叫停了。原因是地攤經濟有損市容，更有損中共國家形象。中共無論經濟如何惡化，兩個標準不能淡化，一是一切宏偉經濟目標毫無例外的「成功實現」，二是民眾的日子一定要越過越紅火。讓地攤經濟上場，豈不是做實了經濟下滑窘狀，黨國的面子往哪擱，怎麼再圈外資注入呢？
但搞笑的是，不久，不入流的地攤又被中共人工復活了。《新京報》10月16日報導，北京市商務局等六部門制定推出《關於疫情常態化防控期間臨時佔用公共空間開展特色經營活動的有關工作意見》，提出疫情常態化防控期間，合規企業可以臨時佔用公共空間，在「規定時間、規定區域內，限定品類「擺攤設點」。
外界分析，說明中共的經濟根本不是宣傳的那樣迅速回升，需要地攤經濟急救輸氧。地攤經濟在中共歷史上曾用過兩次，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知青返城，無法解決就業，鼓勵擺攤，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國企改制，大批工人失業，為養家糊口，中共鬼吹地攤經濟是自力更生。
營造虛假經濟假相向來是中共的拿手好戲，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共組織「人民商場」擺上稀缺食品或布料，然後讓「托」買走，營造出市容「繁榮」的假相，事後被指定為「托」的民眾要退貨入庫。而今，中共已顧不得面子裏子了，將地攤經濟換個馬甲，叫「公共空間特色經營」匆匆登台了。管用嗎？有學者分析，只不過是「拆東牆補西牆」而已，將實體店裏的和網店裏的搬到大街上，利潤的再次內循環分配，因為收入水平決定了消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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