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發生之後

【明慧網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今年年初，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在我們這個城市蔓延開來。起初，我沒想到疫情與自己的生活有甚麼直接關係，每天照例出去講真相救人（與同修配合打電話）。有一天，我騎著電動車走在馬路上的時候，忽然意識到：街上怎麼變的這麼冷清？見到的幾乎只是救護車和穿著白色防護服的人。

那天，我從外面回來，在小區門口被要求測體溫。過了兩天，我們就被徹底封在家裏。那段時間，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世人處境的險惡，這讓我的心情異常沉重。同時我又想到，那些應該得救的人，如果因為自己的原因而沒能留下來，是不是自己的罪也很大？！這些感受都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那段時間，我白天吃飯沒胃口，晚上常常在半夜裏醒來，睡不著。我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我在學法、發正念上調整自己，同時整理一些真相資料，上網發郵件。其間，給還沒三退（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的幾個外地熟人打了真相電話。

在我決定用自己的實名手機講三退時，我的怕心上來了，一種無形的物質壓著我。過了幾天之後，我想災難近在眼前，沒有三退的人隨時都在危險當中。在我終於鼓起勇氣打完第一個電話後，想不到一下子變的輕鬆起來，那種讓我難過了幾天的物質一下被師父拿掉了，彷彿甚麼也沒發生。

那幾通電話我並沒有連續打，是在自己心態比較穩的時候分幾次打完的。雖然這次電話打的不多，但改變了我的一個觀念：以前我不想讓自己遭迫害的原因，是害怕讓自己去承受痛苦，害怕自己的方方面面受到損失。而現在自己否定迫害的基點是為他的，就是希望能在大劫難之前多救一些人。

在小區解封後，進出不但要掃健康碼，初期外出還限制時間。那時在大門口，街道、社區、物業、保安一幫人員，守著一個小側門，這無疑會影響到我出去講真相。第一次外出時，我騎車跟在一個電動自行車後面，也沒有人問我，順勢我就出來了。當時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動，眼淚差點就要流下來了：「謝謝師父！原來大法弟子可以不掃碼呀！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我騎車走了好幾站，一路上看到空曠的街面依然冷冷清清，偶爾遇到的人，都是戴著口罩，行色匆匆。在一個藥店門口，我跟一個買藥的中年男子講了真相，他痛快的退了黨。我又告訴他，如果他家人同意，可以寫在一元的紙幣上退，也起作用，他很感激。

然後我去找同修，我相信自己能很順利的進入同修的小區。果然，到了小區門口，正好有輛汽車要進去，我就跟著進去了。我和同修好長時間沒見面了，我們高興的聊了一陣，然後約好第二天出去講真相。

從同修家出來，我以為自己出小區沒問題。沒想到在大門口，一個高大的小伙子攔住了我，讓我掃碼。我說自己不是這個小區的人。他說：「不管你是哪個小區的人，走這個門就要掃碼，這是規定。」我只好拿出手機，他一看，就說：「你手機都沒上電池，你是從哪裏進來的呀？」我說：「我就是從你這進來的。」他一聽就說：「那你走吧，不用掃了。」我就出來了。

小伙子這一攔我，我警覺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心裏念著：「大法弟子不掃碼，大法弟子不掃碼。」到我家小區門口時，真是還沒有人問我，我就直接回家了。

以後進出小區時，我就提前在心裏默念幾遍這句話。雖然每次都能順利通過，但因為幾乎每天都要面對這件事，我越來越感到心不穩，一要出門，就開始擔心被掃碼。

境隨心轉。果然，一天我回小區的時候，被一個保安追著大聲喊：「掃碼！掃碼！」一連兩天都是這樣。第一次，我沒理他，騎車直接就進去了。第二次，守在裏面的那個女孩跟我講：「你不用掃碼，把健康碼給我看看就行了。」我也就過去了。

這兩件事發生後，我認為是一種干擾，所以再出門就念發正念口訣：「法正乾坤，邪惡全滅。」[1]然後心裏再想：「大法弟子不掃碼。」

但隨後我意識到，自己不願意掃碼的背後，其實也有一顆心，而這個心是跟許多負面思維聯繫著的。比如：擔心自己進出留下了記錄；擔心總在那個時間段開機打電話，被注意有規律的外出時間，等等。說穿了，就是個怕心，也是從另外一方面對舊勢力的承認。

我放下這個怕掃碼的心，自己主動掃了幾次，這反而讓我有了一個平常心，變的放鬆起來。思想也變的簡單：隨其自然，能不掃就不掃，有人讓我掃，我就掃。也不再每次進出門都背口訣，也沒有擔心這、擔心那的想法。神奇的是，大門從此對我暢通起來，再也沒遇到有人強要我掃碼的事。

有一段時間，疫情有反覆，本地不斷傳來復陽和無症狀感染的消息，門衛管理鬆了一段時間又緊張了。我進出小區時，查前面的人，查後面的人，從沒有人問我，我也沒甚麼想法。

疫情的發生，使我的修煉環境也發生了變化。這當中，我深深的感受到師父的慈悲看護、鼓勵、點化。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精進要旨二》〈發正念兩種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