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兒子講真相
在省洗腦班的門口，我的母親緊緊抓住我的雙手，要我與她一道回家。國保大隊的人擋住不放，強行要把我關進洗腦班。我的老母親放聲大哭：「蒼天啊！我姑娘是好人，她從來沒做過壞事，你們幾次差點把她打死，現在又把她折磨成這樣，還不放人，還要把她搞進去再折磨，那我就跟她一起進去！」我弟弟也說：「我要到北京去點燈喊冤。你們憑甚麼不放人？」
在僵持期間，國保大隊長和六一零的科長不停的給我兒子施壓，要他來阻止我母親和我弟弟。在壓力下，我兒子過來說：「你們不要亂說，誰打過媽媽呢？」其實兒子內心真的不相信警察打人，總以為警察是公正執法、文明執法。我平時給他講中共惡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因為兒子聽信了中共惡黨的謊言，一點也不相信。當時我怕那幫人再逼下去，兒子會亂說而造業。於是我對母親說：「您鬆手，我把他帶進去看看，不然他總以為我們在撒謊。」
母親難過的把手鬆開了。我對兒子說：「你跟我一道進去，看看裏面是啥樣。」兒子和我一同進去了。一進大廳，洗腦班要我填表，我拒絕。馬上出來兩個人高馬大的警察，一人抓我的一隻胳膊，扭我的胳膊、按我的頭。我大聲呼喊兒子和國保大隊那幫人：「你們看見了嗎？打沒打人？是誰在撒謊？」兒子驚呆了，說：「原來你們真的打人啊！」
兒子要六一零和國保大隊那幫人帶他去找所長。兒子對所長說：「不是說放在這裏學習嗎？怎麼一進來就打人？」所長說：「不打，不打！我們把打人的這個人調到海南去，你放心的回去工作吧！」兒子信以為真，對我說：「所長說以後再不打你，他們要再打你，我是不許可的。」我知道兒子又被他們騙了，我當著那幫人的面對兒子說：「媽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自殺、自殘，如果在這裏出了甚麼事，你世世代代告下去。」
自從兒子見到這一幕後，我再跟他講我受到酷刑折磨，他就不像原來那樣不信了。他知道報紙電台說的可能不是真話。
由於這麼多年中共對我的殘酷迫害，邪惡也沒放過對我兒子的恐嚇、威脅、騷擾。他在遠隔千里之外的外省工作，平時這邊的惡人經常電話騷擾他。二零零七年，國保大隊一行五、六人闖進他家，當時兒子不在家，兒媳和她父母從沒見過這場面，都嚇壞了。他們質問兒媳為甚麼讓我到他們家去？搞了甚麼活動？揚言要開除我兒子的工作，還要將我兒子如何如何。兒媳聽他們越說越不像話，一下就火了，就問：「奶奶帶孫子，犯了哪條法？你們要開除我丈夫的工作，憑甚麼？你們闖進我家，對我威脅、恐嚇，我要告你們！」幾句話，把他們嚇跑了。
但這些事給兒子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他怨恨我，很長時間不讓我在他面前說法輪功的事，幾乎不跟我說話。每次來我這裏，站幾分鐘就走，一年到頭我們也見不了幾次面。
有一天，我要好的朋友（同修）坐在我家，兒子回來了。我對同修說：「這次我倆配合，把他加入過的邪黨退掉。」同修說：「好！」
兒子見到阿姨坐在這裏，很高興，他們剛聊了幾句，同修說：「偉偉，把你的黨退掉吧！朋朋他們都退了。」兒子說：「媽媽早就給我辦了。」我說：「甚麼辦了？你可從來沒有答應過，沒答應的，能算數嗎？」他大聲的說：「我答應！」就這樣，兒子退出了中共惡黨的黨組織。
二零一五年五月，我決定去兒子家陪孫子過十週歲的生日，給他們深入講講真相，那年五月，正好是訴江大潮的開始。我帶上資料，決定去他們家完成訴狀。
去了之後，我對兒子說：「我要寫狀告信，告到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他們這麼多年對我的殘酷迫害，要回工資。」他說：「你寫吧！」於是我花了幾天時間寫完了訴狀。
我又對兒子說：「我想送給律師看看，訴狀是不是這樣寫？因為我從沒寫過這東西。」我告訴他，我打聽到了他們那地方一位人權律師的電話，並與律師通過電話，他願意幫我看看。可律師距這裏有一百多里，兒子要上班，他叫兒媳陪我去，兒媳可能有些害怕，不願去。我說：「不要緊，我自己去。」兒子不放心，堅持要兒媳陪同。
律師見到訴狀後，說寫的很好，並說：「你們不是要講真相嗎？可以到處寄。」
五月下旬，兒子、兒媳開車送我去郵局發了這封訴江信。一週後，兒媳在手機上查到了訴狀「已簽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