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改變了 父親也轉變了
對我修煉法輪功，十多年前，父親曾是怒斥，一提法輪功，我們父女倆就得大吵一番。隨著年復一年的修煉，我心性在一點點提高，父母的年齡也越來越大，在感情上對子女的依賴也越來越多。我按照修煉人的標準要求著自己，一步步做好，好好孝敬父母。
母親在二零一五年因腦溢血住院一個月後去世，我和妹妹那一個月裏白天黑夜不離左右悉心照顧，父親看在眼裏，總跟親人們說他的孩子很孝順，他很放心。
我也常告訴他大法師父講：「我們在常人社會中修煉，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應該的，在各種環境中都得對別人好，與人為善，何況你的親人。對誰也一樣，對父母、對兒女都好，處處考慮別人，這個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1]
父親聽後沉默了。他看看身邊的老人們，子女週末回老人家，有的子女像蝗蟲掃蕩一樣，吃、拿沒個夠；有的老人病了住個院，兒媳婦都不登門，更甭提照顧老人了。世風日下，道德越來越敗壞。他常常哀嘆，同情那些子女不孝順的老人們。我知道他很滿意他的女兒。以後當著他的面，我講真相勸三退，他也不反對了。
其實，父親是個很善良、有一定道德水準的人。因為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他離開警察崗位後，在以後的工作單位裏，從來不佔便宜，逢年過節單位分東西，都是最後領人家挑剩下的那份。母親去世後，我隔三差五的過去給他打掃衛生，做些葷的素的他喜歡吃的。每天都打電話問長問短。雖然他不再反對我修煉法輪功了，黨、團、隊也勉強退出了，可一提法輪功，他就岔開話題，或者沉默，不表態。每次我心裏就很堵的慌，因為我也一直苦於不知道父親對法輪功為甚麼這個表現。
今年一件事情使我一下子發現自己存在的問題。
這還要從去年夏季大暴雨說起。父親住的小區地勢很低，排水又不暢，有點大雨就會積水很深，更何況大暴雨。因為雨很大，到處積水，事先囑咐他就別外出了，吃的用的都齊全。傍晚打電話父親也不接，我有些著急。第二天一早打電話，才知道，昨晚老父親一個人在單元門口，堵灌進地下室的雨水，他用盆子一點點的往外舀，忙活到大半夜，成功的阻止了各家地下室被淹，累的不輕。他還埋怨一個樓道裏那些年輕人一個也沒有出來幫忙。電話裏聽了這些，我一下子就火了，責備他不顧自己年高體弱，瞎逞能。言語全是責備，父親沒說話，掛了電話。
今年又是相同的事情，我雖沒在電話裏責備，放下電話，就一頓牢騷：「這麼大年紀，逞甚麼能，累病了，凍壞了誰管啊？就是留個好名聲，這名聲比命還重要啊？！這老頭！怎麼這樣！」突然，我一下子僵住了，我感到自己的黨文化怎麼那麼厲害，對老人這種為他人不顧個人安危的高尚行為，竟用這麼骯髒的心思考量他。多年來，我對父親這種所作所為一直是不以為然、更甚者嗤之以鼻，就認定了他虛偽、就是為留下個好名聲，這樣否定著他、傷害著他而不自知。
我曾經多少次為常人對我善行的不公對待而傷心、不平，原來自己也存在著這樣一顆心，黨文化養成的那種用惡意揣度別人、妒嫉、不知感恩、不體諒他人、虛偽、狡詐。懷著這樣一顆心我平時自己所做豈不都是偽善、圖回報、強烈的有求，這麼多年我哪裏真修了？我當時定格在那裏，想到這些，看到自己那顆骯髒的心，對老人造成的傷害，我默默的流下了眼淚。
修煉人要處處事事考慮別人，多看別人的優點。我哪裏做到了？我是怎麼修的善呢？過了好一會，我拿起電話，父親那邊接通了，我盡可能用柔和的語氣，發自內心的說：「爸，很累嗎？忙了大半個晚上了，擔心你累著，沒著涼吧？」父親說：「沒事，不過今年樓道裏每戶都安排了一個人，大家輪流值班，所以不累，情況很好，地下室沒淹著。」我說：「爸，您可真了不起！像您這種境界的人不多了。」
第二天，我和妹妹去父親那兒，一邊忙活著家務一邊聊著天。父親經常把他堅持了幾十年的健身、按摩穴位的法子告訴妹妹，以前跟我講，我都是馬上打斷他：「不用這一套的，我是修煉人，每天兩個小時煉功，根本沒病！」以後他就只跟不修煉的身體不是很好的妹妹講。這會兒又聽他細細跟妹妹講哪個新的動作有甚麼作用。這兩天我正看《我們告訴未來》這個光盤，一下子想起裏面一個鏡頭，師父在講法時強調要重心性修煉，要重德，否則煉功就如同做體操一樣了，沒大作用了，這不僅對修煉人很重要，一般常人能做到，動作就會起作用。我就跟父親說：「爸，您看看也有些人做這個操那個操健身，可不是人人都健康啊，您之所以感到很管用，主要還是因為平時您注重品德的修養，不重德，做甚麼體操、按摩沒大作用的，關鍵是心好，再加上輔助動作才有大作用的。」這些由衷對他人品的讚譽，使老人認可。
有一天，我自然的提到：「其實我們勸人們三退，不是搞政治，也不是對權力感興趣，世道興衰是天定的，我們只是讓人們退出無神論，對神的誹謗萬劫不復，我們就是慈悲，讓人得到神的保祐。」平時父親會默默走開，或者打個岔說別的，這次他竟然高聲的很誠懇的說：「我明白，我都知道啊！」
感恩師父！
註﹕
[1] 李洪志師父著作：《轉法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