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教所,我不配合勞教所的種種無理要求,如強制做奴工勞動、寫所謂的「週記實」、佩戴胸卡名簽、吃飯列隊外出等要喊口號等等,令勞教所人員惱火,他們準備以「連坐制」的形式牽連迫害同監號其他同修和勞教人員,試圖引發內部仇恨來孤立我。
監號牢頭見狀,先是勸說我要明白中共的勞教所是幹甚麼的,這裏就是整治人的地方,可不能硬來。她看我不為所動,又開始指責我不是真正的大法修煉人,抱怨我做事不為別人著想,只想著自己一意孤行……而其他同修悄悄的鼓勵我:只要在修煉中認準的正路,就堅持走下去,不要被邪惡人員的各種說辭帶動,但也對我的處境有些擔心。
勞教所內監控攝像頭密布,堪稱全方位無死角,他們很是以此為傲。在實施迫害時,有警察甚至在同步調取監控錄像,放大、放慢來觀察我的表情細微變化,試圖研究出攻破我心理防線的應對方案。
家人為我聘請的律師幾經周折,終於在四個多月後的一天會見到了我,結果我們又被那些警察舉著攝像機做了全程錄像,可那個魁梧壯實的負責錄像的警察手卻哆嗦的拿不穩攝像機,最後只好由其他警察替代上陣。
看到勞教所這樣迫害大法弟子,最初我很是鄙視他們。但想到在邪惡集中盤踞的黑窩裏,在身名利益誘惑面前、在邪黨暴政壓力之下、在對名利情的嚴厲考驗中,世人真是很難選擇。大法弟子只有修好自己,才能真正救人。我漸漸放下了對他們的不滿、怨恨和種種不解,開始考慮如何才能將他們這些生命從真正的被迫害中解救出來。
一次,管號警察來監號找我約談,問我對勞教所的「規範管理」還有哪些反抗違規的計劃,也好讓他們有所準備,並將勞教所欲對我和同監號人員實施連坐懲治的細則告知了我。我在監號所有人面前告訴警察:大法弟子做人行事的準則唯以法輪大法倡導的真、善、忍為標準,大法弟子是好人,是道德高尚的人,境界層次遠高於勞教所對勞教人員的規範要求。但大法弟子不是好欺負的人,我們是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勞教才關押在這裏的,我不承認自己是勞教人員,所以拒絕接受任何對勞教人員的管理要求,拒絕接受對大法弟子強加的迫害。但對因為我堅持走正路而被勞教所連坐迫害到他人,包括如果為此也要扣發你們警察的獎金和福利等,我也絕不認可。
這個警察當時被邪靈操控的還很嚴,她一聽,趕緊辯解和掩飾道:你這樣堅持,根本牽連不到我們甚麼,我可不需要你為我們警察做甚麼,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接下來,我們針對共產(邪)黨的邪惡本質,勞教制度的起源及其在迫害法輪功學員中所犯下的罪惡,警察和包夾被中共利用著參與迫害所面臨的後果,目前國內外法律界、人權團體和社會各界等對解體中共勞教制度的正義呼聲越來越高等等方面做了探討。
面對如何抵制勞教迫害這麼大的一個話題,雖然解決起來看似有些難度,最後,我提議鑑於在自己被非法勞教關押、已失去自由的情況下,還是由勞教所出面安排,或者帶我去給勞教所所長、省司法廳和勞教局的負責人、司法部負責人、直至中共最高層當面講清真相,要求終止迫害;或者將那些能解決問題的人找來,我在勞教所給他們講講真相,但不能由此牽連迫害到他人。
這個警察聽過這些真相後,不再抵觸和對立,坦承勞教所可能無法滿足我的這些要求。經過商量,我們最後達成了一個可行的方案:由我在監號的監控攝像頭面前將這些真相講出來,由她記下這段錄像的起始和終止時間,然後彙報給勞教所所長,他們調取這段錄像研究完之後,再給我做出一個解釋。
雖然最終也沒等到任何回覆,但從此以後,勞教所再沒來刁難我的不配合,警察和在押人員都很佩服大法弟子在迫害面前,能為他人著想,敢於擔當。後來我再講真相時,他們大都願意接受了。
二零一三年,在我被非法關押將近一整年時,中共勞教制度就被廢除了,我是走出那個勞教所大門的最後一名大法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