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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退休女工程師遭十多次非法關押迫害
以下是李炳南老人自述遭受迫害的經歷：
一、多病纏身 修大法獲新生
我叫李炳南，是一名退休高級工程師。從小就體弱多病，如腦貧血、婦科病、骨質增生（胸椎、頸椎）、全身性風濕、萎縮性胃炎、橫結腸下垂、皮膚病、濕疹。全身骨頭、關節疼痛難忍，而且四肢和整個頭部都是麻木的。尤其是腦貧血，經常是頭昏腦脹，好似有一重物壓頂，撞牆都感覺不痛，病容滿面，天天顯得無精打采，而且特別嗜睡。
由於病痛的折磨，我還去學了三種氣功，不但沒治好病，我的身體還每況愈下、心情煩躁不安，脾氣大、易發火，見到不順心的人或事就大動肝火，對家人也罵，拿全家人當出氣筒。前夫曾對別人評價我：「脾氣太怪了，愛發火。」
一九九六年新年期間，我在重慶兄弟家作客，看見書架上放著一本《法輪功（修訂本）》，我便隨手拿來一看，就覺得此書跟我看過的所有書不一樣，深入淺出的道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令我折服，且看書時我的心顯得特別的舒服，覺得李大師是位了不起的人物，這本書是一本教人修心向善的書，講的真是太好了，這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感覺，一個晚上就把書看完了。次日又了看一遍，已經達到愛不釋手了。
六月份兄弟給我寄了《轉法輪》等三本書來，我更是喜上眉梢。看完《轉法輪》書後，我的人生觀也徹底改變了，通過學法煉功，我的身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有的頑疾不藥而癒，心情特別愉悅，性格變的溫和、善解人意了，而且還主動承擔家務。
二、請願遭綁架、搜繳個人物品
自從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對法輪功進行瘋狂的打壓，利用媒體大肆攻擊、抹黑法輪功。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我和其他同修自發到獨院街省政府請願，想向政府相關領導反映我們的真實情況。
當天下午從全省各地來了幾千名法輪功學員，因為地段很窄，大家就分坐在省委的對門的街沿上，沒有人組織，政府也沒有派人出面接待我們，學員們就靜靜的坐在那裏等待。
後來看見有十幾個警察出來，神情顯得很緊張。二十多分鐘後開始兇神惡煞的驅趕我們，用大客車把我們拉到奧林匹克體育場，按地區安排坐在水泥地、草地上，不讓我們講話、隨便走動，上廁所都得向警察報告並需批准，還要跟著走。廣場上的高音喇叭裏放著誣蔑師父和法輪功的錄音廣播，對被抓來的學員進行洗腦宣傳，大家的心裏都很難受。
我被送到斌升街派出所，警察早已下班，就讓值班警察給我登記姓名、住址。折騰到晚上十點多鐘，才讓我回家了。
次日八點多鐘，斌升街居委會的彭主任（女、八十多歲）來到我家裏，對我說：「國家把你們定為非法組織，你們不能煉了。」然後就把我珍藏在家裏的大法書籍、法輪圖、錄音機以及與大法有關的所有音像製品全部搶走了。
三、向報社澄清事實 遭拘留
因《成都商務早報》刊登了一篇大概是說「建國以來的十大案件」的文章，作者將法輪功列為其中之一，並誣蔑法輪功是×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九九年十月一日，我和五名同修一起去報社討說法，當時的報社負責人是一個五十開外的男子，問我們是哪兒的？來幹甚麼？我們只是向他們善意講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叫他們向我們賠禮道歉，並在報紙相關位置上承認先前的文章是不實的報導。
這個負責人口裏答應登出去，並叫等著，不讓我們走。後來我們被綁架到東順街派出所並遭到非法審問，叫我們在筆錄上簽字。當晚兩點多鐘我們被劫持到九如村治安拘留所，進去後就叫我們脫衣褲，對我們進行侮辱性搜身，只剩一件胸罩、內褲，然後將我們治安拘留十五天。
四、第一次上訪 關鐵籠、拘留
因江澤民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時信口雌黃，誣蔑法輪功是×教。聽到這一消息，我們覺得太讓人無法理解和接受，因為我們是修真、善、忍的，師父教我們做一個真正的好人，而且身心受益，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我和其他幾位學員決定十月三十日自發到北京向政府說明我們的真實情況。
九月二十七日，我們從成都出發，在北京火車站下車時就被衝散了，後來我又遇到了兩個女學員，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時廣場周圍戒備森嚴，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我們來到金水橋附近，一名軍人問我們到哪裏，你們是法輪功（學員）嗎？我們承認了，他馬上招呼不遠處的便衣過來，叫我們上車。然後把我們拉到了天安門前門派出所，和其他各地幾十名學員關在一個大鐵籠子裏。然後就幾個幾個叫去非法審問，要求說出姓名、住址，隨後送至北京附近奧林匹克體育場，在那裏凍了七八個小時。
晚上十一點左右，我們被送到四川成都駐京辦關了兩天，期間還看見一個外省男子抓住一名年輕女學員的頭髮使勁撞牆。第三天由駐京辦負責人史小進、斌升街辦事處和斌升街派出所的人劫回成都，公安分局也來了人，我們遭到十幾個人的非法審問，問我們多大年齡？為甚麼要去北京？甚麼時候去的？還有甚麼目的？是不是去證實法？叫我在筆錄上簽字，隨後將我關進九如村拘留所拘留十五天，獄警還叫我們學習邪黨黨章，我們沒有配合。
五、第二次上訪 遭勞教、騷擾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我和三名學員順利到了北京。我們在廣場升國旗的地方煉功，遭到北京便衣警察的綁架，並被關在大鐵籠子裏，後又送到成都駐京辦事處，當晚又被斌升街道辦事處黎強、派出所江警官將我們劫回成都再送到蓮花村看守所關押三十七天，隨後非法勞教一年半（所外執行）。
回家後，派出所的人叫我天天去報到，要我寫思想彙報，去哪裏或家裏來了客人要去向他們報告。儘管如此，他們還隨時到家裏來騷擾，逢年過節或他們認為的所謂敏感日，就把我叫到派出所，晚上叫我到值班室睡覺，每次至少關三天。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我和學員又去北京上訪，又被關鐵籠子。當晚由特警用火車皮將我們八十一名學員集體劫回成都。其中有一個叫黃敏的鄉鎮企業局副局長，回來不久就被「610」人員給迫害死了。這次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六、綁架、抄家、拘留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因同修被綁架牽扯到我，被斌升街派出所抄家，所有的書和資料被搶走，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七月底，斌升街派出所趙指導員與兩個管內勤的警察將我和女兒任靜弄到青城山一農家樂軟禁，走後派出所就去抄家。約七天後又被劫回派出所，誰知早有公安局一科「610」組長馮久偉、陳××等四人等在那裏，逼問我一些事情（由於年久已記不清），當時我沒配合，最後將我們母女扣在留置室，後來女兒回家了。
我對他們說要回去洗個澡，拿點換洗衣服，可他們不讓，第二天就把我送到蒲江縣關押，後又轉押到「大塘、鶴山、五星」三個派出所、四個派出所的留置室，大約非法關了四十八天。
七、教煉功被獄警毒打、背銬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日，因同修被綁架牽扯。為此，我被公安局「610」人員馮久偉等三名警察逼審七八個小時，最後又把我送到九如村拘留所關押十五天。
有天晚上約九點多鐘，一個吸毒犯因為她相信法輪功的真相，身體受益，她很激動的對我說她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狀態，主動要求學煉第一套功法。我很樂意教她，而且監室裏十幾個在押人員也跟著學煉。不料被兩個年輕獄警突然開「火口門」看見，所有的在押人員都嚇得一聲不吭。一個獄警手指著我說：「你出來！」
我剛一岀監室的門，看見兩獄警相距兩米站定，也不說話，我還沒反應過來，只見離我最近的獄警突然發出一重拳直對著我胸口打來，我被擊得連連後退，還沒站穩，那邊的獄警又用重拳打回去，像踢足球一樣把我打了幾個來回，打的我暈頭轉向、骨頭象散架似的，一直從走廊打到外面的大壩子。接著他們又狠狠的打我的肩膀和頭部，打的「叭叭」直響，頭被打木了，打完後就走了。
接著一個賴姓警察走過來罵我：「你是個文盲，斗大的字不識三個。你要教別人煉功，我們就把你銬起。」接著又用銬子將我雙手反剪在後面的鐵管子上進行背銬。
 酷刑演示：背銬 |
過了一會兒，一個好心的警察走過來對我說：「你認個錯嘛！就把你放了，好回去睡覺。有可能下一班的警察要把你弄去勞教。」我說自己沒有錯。在鐵管子上銬了大約五十分鐘，快到凌晨兩點鐘才被放回監室睡覺。
八、被迫流離失所，又遭關押、勞教
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我又去北京上訪。在火車北站剛上車，就被一個鐵路女警（四十多歲）攔截下來，並被帶到火車站派出所，然後他們又通知了斌升街派出所的人來，把我送去拘留了十五天。
我被列為重點對像進行迫害，派出所的警察經常打騷擾電話，他們又到我家門口來砸門，我沒開，也沒煮飯吃，怕弄出聲音來知道我們在家。他們走後，我和女兒在晚上七點多鐘就被迫離家、流離失所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我和幾個同修因發真相資料和掛條幅被國安和九里堤派出所綁架，警察又去了租房抄家，搶走了所有的大法書、資料和條幅布料。我和其他同修被分開單獨審問，逼我們說出姓名、地址，我沒說。後梁所長親自來問我傳單是怎麼回事？另一個警察見狀開始誹謗師父，我聽後心裏十分難過，就回應了他一句。他立刻惱羞成怒，桌子一拍大聲罵我：「你媽是XX」我說：「梁所長，他動輒就罵人。師父是我最尊敬的人，他竟敢當著我的面（罵人），是啥人？」有幾個警察把罵人的警察拉了出去，他在外面氣的暴跳如雷，如果不是其他警察拉住，他還想衝進來罵我。然後又換了一個警察來審問我：甚麼時候出來的？在哪裏住？
過了很久都沒看見女兒，心裏很著急，有個警察對我講女兒在那邊抽搐。
大約十點多鐘，我和女兒被送到蓮花村看守所刑拘三十七天，後又送到寧夏街看守所關押。監室最多十五平米，卻關了四十多個人，晚上每個人睡成「刀片狀」，不敢上廁所，否則回來就沒地方了。地面非常潮濕，濕布抹了就安鋪，我睡了好幾個月。白天每人坐只有二十公分左右高的塑料凳。就連檢查組的人都說：「這個條件太差了，根本不符合（關押）規定，最多只能睡二十來個人。」幾個月後我被勞教一年（所外執行）。
回家後丈夫告訴我：「你們走後，辦事處主任王熙、派出所所長趙肅川和王所長三人到北京、前夫家、重慶老家到處去找。」趙肅川還說：上級指示：「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必須找到。叫你和女兒回家住，沒事兒。」 丈夫知道是個圈套，也沒上當。
九、發資料遭綁架關押
大約是二零零二年的上半年，天剛濛濛亮，我隻身一人到蜀都大道兩旁的電話亭發放真相資料，被少城街道辦蹲守、監控我的「610」人員李××跟蹤，他們在後面捜走了所有的資料，並將我團團圍住，說他們坐在車裏一晚都沒睡覺並叫我上車，我不上，撒腿就跑，他們緊隨其後，累的氣喘吁吁的都沒攆上我。不料前面是個死胡同，我被二人綁架、抄家，然後關押到郫縣看守所，刑拘三十多天。
十、遭冤判入獄、洗腦轉化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到蜀都大道的郵政信箱投遞真相信，被少城街道辦僱用的低保戶徐達標跟蹤、攔截，將我帶到柵子街居委會，社區警察將我送出了居委會。
回家不到五分鐘，派出所、居委會、辦事處綜治辦「610」人員等十多個人闖進來抄家，我被帶到黃瓦街派出所留置室，晚上十點多鐘又被送到郫縣看守所，關押一年後被青羊區法院冤判四年。
二零零四年被劫持到省養馬河女子監獄五監區關押迫害。入監後，獄警派了個殺人犯包夾，不准任何人與我說話，我不報數，不穿囚服，上廁所都跟著。十多天後讓我到車間剪鞋邦線。
監獄「610」人員余治方找我談了三次話，目的是想轉化我。我說：「你如果了解（真相），你就不會這樣說了。」他一聽馬上就翻臉，用手使勁往桌子一拍，對我大發雷霆：「你是啥意思？我就是政府派來的，是吃這碗飯的，我就是做這個工作來的，不轉化是不行的！」
後來又從六監區調來一個鄧幹事，罰我站壩子，另一個黃幹事搜走了我手抄的《洪吟》，互監小徐捜走了我手抄的經文。後來被猶大周海、林麗欺騙轉化，經常逼看誣蔑師父和大法的光碟，每月寫思想彙報，四個多月後我寫了「嚴正聲明」及「三退聲明」。
十一、在新津洗腦班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我與十多個同修在大豐鎮講真相，被大豐鎮派出所綁架，後送到新都看守所刑拘三十天。
二零一零年五月，青羊區少城街道辦綜治辦主任李雙全及黃瓦街派出所汪所長以我不配合寫保證書為由，把我強行綁架到成都新津洗腦班迫害。
洗腦班的一個所謂的科長鮑小牧（女、三十多歲）對我說：「上級有新規定，一年之內要把全國的法輪功學員全部轉化完，一批批的都要來，不轉化就送勞教！」他們把我安排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讓兩個包夾女人二十四小時不離左右，不讓我單獨行動，電視裏二十四小時都在放電視，而且將音量調到最大分貝，不讓我出門，一日三餐都由包夾端進房間。
兩包夾輪流看守，到樓上跳舞，卻不讓我瞇眼，更不準我東張西望。鮑小牧進來對我威逼：「到這兒來不轉化是不行的，轉化了兩三天就可以回去。如在規定時間內不轉化，就送勞教或監獄。」後又派裏邊的肖醫生給我放「自焚事件」等洗腦錄像。
鮑小牧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有一天鮑小牧和一個包夾強行拉住我的手在一張事先擬定的紙上按手印。我大聲說：「強制的不算數！」她們見我轉化不徹底也不放我。又以在我家裏搜出真相幣、電腦、打印機沒交待清楚為由，對我進行超期羈押，還要我出賣同修。
有天晚上聽見從樓上傳來女同修痛苦的叫喊聲，淒慘的聲音持續了一個通宵。
九月份，我才脫離了魔窟。
十二、四次騷擾、經濟迫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訴江後，受到金牛區政法委黃忠街道辦、居委會的電話騷擾。
二零一六年我與女兒到青城山去旅遊，遭到成都高新西區（紅光鎮）上高鐵時，遭安檢人員攔截、強行登記身份證，回家時又被登記。
二零一七年，在成都火車東站，遭到安檢人員攔截、翻包、搜身。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遭到府南新區兩警察的敲門騷擾。
五年不漲退休工資，至今未補發；二零零零年七月底在拘留期間繳伙食費九百元；給押送我的人員差旅費及補貼費四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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