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對未來懷著無限美好憧憬的時候,一場殘酷的對好人的迫害,不僅使他美好的青春在冤獄中度過,還得面對母親被迫害致死的哀痛。自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迫害的十六年中,李石頭總共被非法關押六年多,輾轉於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紅橋區看守所、天津青泊窪勞教所、天津雙口勞教所、天津薊縣勞教所、天津建新勞教所、邯鄲第二看守所、邯鄲勞教所、石家莊勞教所等多個勞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難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李石頭於今年八月四日對發動這場迫害的元凶江澤民提出控告,控告已送交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回顧這些年自己和全家的悲慘遭遇,李石頭認為:「造成我們家十幾年慘烈遭遇的罪魁禍首是江澤民。我們現在告他,是為讓更多的人能看清這場迫害。」
以下是李石頭在他的控告書中陳述的事實:
我從小勤奮好學,十七歲考入河北工業大學。在大學學習期間,更加用功讀書,成績優異,畢業後直接留校任教。任教期間,工作勤勤懇懇,踏實認真,後又考取了碩士研究生,深得領導的賞識和同事們的稱讚。
一九九六年,在父母的影響下,我開始修煉法輪大法,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使我從物慾橫流的不良社會風氣中超脫出來,身心健康,工作認真努力,做人誠實善良守信,受到學生、同事們的尊重和好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澤民下令對法輪功的鋪天蓋地的鎮壓開始後,我仍堅持到公園裏煉功,以行動來證明大法的清白,抵制人權及信仰自由的被踐踏,遭綁架,後被單位接回。二零零零年初,因與校內堅持修煉大法的學生有聯繫,在探親時,被從家接回直接投入看守所非法拘留一個月。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給同修送師父的經文,再次被綁架,並被判勞教一年半,關押在天津雙口勞教所。由於我最終不配合強制轉化,不放棄修煉,一年半的勞教期滿後,又被連續幾次加期至兩年半。在被非法關押兩年半到期後不但還不放人,又把我強行送到洗腦班進行迫害。洗腦失敗後,又判我兩年半勞教,轉送到天津薊縣勞教所。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又轉到天津市建新勞教所。最後,在被非法關押迫害四年多後,於二零零四年底釋放。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早,惡黨「十七大」前,邯鄲市復興區勝利橋派出所一行幾人,非法闖入我家中,把我綁架,並劫持到邯鄲市第二看守所非法關押一個月,還非法抄家並把弟媳婦陪嫁的電腦主機搶走。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早,所謂的「奧運安保」期間,我去一位同修家串門,又被早已在那裏蹲坑的勝利橋派出所綁架,送到石家莊勞教所五大隊非法勞教一年九個月。
從一九九九年江澤民發動這場迫害的這十六年來,我總共被非法關押六年多,輾轉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紅橋區看守所、天津青泊窪勞教所、天津雙口勞教所、天津薊縣勞教所、天津建新勞教所、邯鄲第二看守所、邯鄲勞教所、石家莊勞教所等多個勞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難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這些地方尤其是各勞教所,大都因迫害法輪功學員手段殘忍而臭名昭著,那裏都曾打死、打殘、逼瘋過拒絕轉化的法輪功學員。身處其中的人所遭遇的恐怖殘酷是不在其中的人無法想像和理解的。這些地方的共同點很多,例如:沒有人權,伙食和衛生條件很差(儘管表面的環境衛生並不都很惡劣),長時間高強度勞動,隨意打罵侮辱體罰,剋扣家人送來的錢物,生活用品和食品價格比正常高很多,限制上廁所和長時間不讓睡覺,限制甚至禁止家人會見等等。
在那暗無天日的環境中,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據理力爭,要求人權和信仰自由,甚至絕食抗議那非人的折磨,而迫害我的警察不止一次、不止一人說過:「我說煤球是白的,你們就得說白的。」「對你們不講理、不講法律。」
天津青泊窪勞教所是勞教人員的中轉站,幾次在這裏中轉,給我留下記憶最深的是飢餓,因為伙食極髒差且太少。天津雙口勞教所是關押男性大法弟子的基地,各隊警察的漲工資晉級都與強制大法弟子放棄修煉(所謂的「轉化」)的數量掛鉤,「轉化」一個現金三百元,刑事犯幫助「轉化」一個減刑三天,所以迫害非常殘酷。
酷刑演示:毒打 |
從入所開始,我多次遭受電擊、毒打,皮肉被燒焦,身上被打的腫脹黑紫;被當眾剝光衣服羞辱;強制長時間的超強度勞動,長時間不讓睡覺等等慘無人道的精神、肉體的殘酷折磨,目的就是為強制轉化。
天津薊縣漁山勞教所,又稱採石場,那裏的恐怖環境和繁重的奴役使曾經來過這兒的犯人談虎色變。第一次在天津青泊窪勞教所中轉時,我親眼見到一個被分到薊縣勞教所的勞教(人員),為了不被送到那裏,在下樓時故意自己摔斷了胳膊。我在這裏被強制關小號並長時間不讓睡覺近兩個月後,絕食抗議強制轉化,遭到野蠻灌食(灌又鹹又辣的生水玉米麵糊),口腔和食道都被燒壞。因拒絕教導員李佔的無理體罰,即被李佔和惡犯周海英等拳打腳踢、電擊,近視眼鏡被打碎。他們還印製了許多誹謗李洪志師父和大法的大字報和標語,貼得滿樓道、班房、廁所、會議室等地方都是,極力製造邪惡的「文革」時期的恐怖氣氛。還把大量師父的相片貼在地上強迫我和所有人踩踏,甚至塞進我們的內褲中,侮辱大法弟子的人格,摧殘意志。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
天津建新勞教所位置處於市內,除關押法輪功學員和其他成人勞教人員外,還有許多少年勞教,最小的只有十四、五歲,而那裏勞動強度之高,把人的潛力真的逼到了極限。每到節假日之前,堆積如山的手工活(例如摺紙、粘手提袋等)給我感覺永遠也幹不完,而那些孩子們,如果能被允許凌晨一兩點睡覺,都會樂得蹦起來。
石家莊勞教所更是把整人的手段運用到了極致,在有限的空間裏營造出令人壓抑的恐怖環境。死氣沉沉的樓道裏,每一扇門後面發生著甚麼,是嚴禁我們知道的。在這裏,我經受了最殘酷的精神折磨,前後共被隔離關小號一年多,頭髮都花白了。伙食差的使我和許多人口腔多處潰瘍,因為不配合轉化,被禁止購物(價格比正常高很多的日常用品和食品)和會見家人,甚至近一年的時間被禁止見到其他大法弟子,也沒有出過那個樓層。
在天津紅橋區看守所和薊縣勞教所,我都因為連續二次毫無理由的被勞教,按照法律程序寫過申訴。我在申訴書中寫道:「在任何一個正常的講法制的國家,都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思想判他有罪,更何況是沒有表達出來的思想」,「強制能改變人心嗎?」為了不給他們任何把柄,我拒絕寫和說任何口頭和文字上的東西,但還是被以思想頑固為由,再一次剝奪了自由。而這些申訴,都沒有被正常發出,而是遭到扣壓甚至不知去向。在薊縣勞教所,惡警指導員李佔甚至恐嚇我放棄申訴。
以上這些不過是幾年中遭受非人迫害的點滴回憶,比起遭受更殘酷迫害和被折磨致死致殘的大法弟子,我這些經歷還算不得甚麼。但是,和許多年輕的大法弟子一樣,我最美好的青春時光,在那邪惡至極的環境中失去了。
想不到的是,等待我的還有失去家庭和親人的痛苦。
在經過四年漫長的人間地獄般的魔難,二零零四年底我被釋放時,父親才告訴我,早在三年前,我被非法關押在天津雙口勞教所的時候,我的母親劉煥青就因不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信仰,而被邯鄲公安及看守所迫害致死,年僅五十八歲。母親曾三次被復興區公安分局惡警關進第二看守所。第一次關押一個月,第二次關押五個月,最後一次,二零零零年十月六日警察從家中將父母兩人綁架,非法關押在邯鄲市第二看守所長達十個月之久。其間母親被戴上沉重的腳鐐、手銬,惡警所長趙某、副所長崔樹敏毆打折磨她,電棍擊打全身,使她身體和精神受盡了野蠻摧殘,體重由原來一百四十斤降到不足八十斤。直到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時,才允許家屬把她接回家,但母親的身體已無法恢復,回家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就離開了人世,致死也未能與日夜思念牽掛的兒子見上最後一面。
我的父親李剛林,是邯鄲市醫藥公司職工,一生忠厚老實,為人本份,深得人們的敬重。他和我母親劉煥青於一九九五年一同修煉大法,按照「真、善、忍」嚴格要求自己,從「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做好人做起,很快達到身心健康,無病一身輕。一九九九年後為法輪功鳴冤,和母親一起去北京,又一同遭受一次次的迫害。在母親被迫害去世後,他又多次被綁架、抄家、罰款、騷擾,並被非法勞教關押多次,時間也長達數年。
在第一次被非法勞教時,我剛新婚不久,妻子田慶偉也畢業於河北工業大學。我被迫害期間,她也長期被迫流離失所,最後因承受不住種種的巨大壓力和打擊,和我離了婚。
邪惡的迫害,拆散了我們原本幸福的家庭,使我家破人亡。我所有的親人也都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壓力。同時由於我工作的學校也配合了迫害,最終我被迫放棄了熱愛的教育工作,離開了學校,離開了我的學生和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