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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非法判刑11年 半百殘疾人控告元凶江澤民
以下是現年50歲的孫世海的陳述：
修煉大法 身心健康
我自幼患小兒麻痺後遺症，體質弱，因為殘疾所限，在家做手工活為生。結婚有子後更是辛苦，因幹活熬夜身體每況愈下，經常頭痛欲裂、噁心乾嘔，並時常出現不明原因過敏症狀，精神上更是因為找不到人生目標而苦悶。
一九九六年底，我開始修煉法輪功，身心煥然一新，過敏症狀不見了，殘腿也變得漸粗，能使上勁了。精神境界更是質的飛躍，在利益和事情上都變得很隨和，不斤斤計較了。三代同堂，家庭和睦，其樂融融。學法輪功之後，全家人二十年來沒有因為生病花過一分錢。
合法上訪 非法關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後，江澤民發動了滅絕人性的對法輪功的迫害，七月二十日上午當央視播出對法輪功的非法決定時，我驚呆了，作為法輪功學員，我自然對法輪功書籍內容十分熟悉，哪有甚麼世界末日呀、地球爆炸呀、不許去醫院看病吃藥呀、釋迦牟尼轉世呀，堂堂央視斷章取義，信口雌黃。尤其是播放一少年背對觀眾喃喃低語：學法輪功，練隱身術偷東西，這都是對法輪功的侮辱與誹謗。
當聽到江澤民誣蔑法輪功為「×教」時，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們都是在發自內心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想既然對我們不了解，我有權向有關部門說明我們的情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到北京合法上訪。剛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室，就被數不清的各地駐京便衣擋在了門外，很快便被兩個鞍山市的便衣綁架到一輛車上，並送到玉蜓賓館裏一個房間，搜完身銬在床頭上。三天後家鄉派出所來人帶回，兩人的路費也都是從我帶的錢中扣掉，約三百元，餘下的六百元也被他們沒收了，沒給任何收據。還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關押十五天，另扣了一百五十元所謂的被褥錢，說是擾亂社會治安。
出來後辦事處要給我辦洗腦班，因就我一個人沒辦成。
這之後就沒幾天消停日子，不是居委會來訪就是辦事處找，不是派出所叫去開會就是區政法委或市610談話或帶到勞教所觀摩，使我無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他們送家屬的一封信，也滿紙是威脅的株連政策，恰似文革悲劇重現，擾的剛剛想學法輪功的父親由於害怕也干擾、謾罵我們學法輪功，家庭沒有安寧。街道書記明確告訴我：運動了！區政法委書記說：要把你們像右派份子一樣管起來，早請示，晚彙報。擾得母親病情更加嚴重，在恐懼中去世。
破門而入 兇猛綁架
二零零一年市內各區分批的把那些不願放棄學法輪功的學員，綁架到教養院洗腦班進行強行「轉化」迫害。官方稱：黃糧（指玉米麵）有的是，半個月一期，到期不「轉化」的接著下一期，兩期不「轉化」者就地勞教。附近的同修陸續有被非法勞教的，有被送洗腦班的，面對恐怖的形勢我不得不離開家流離在外。
警察為抓流離失所的學員，對全市出租房進行地毯式排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警察踹壞我租住屋的房門衝進來。我因腿腳不便，外甥來給我做飯。當時我外甥在驚嚇中跳上窗台說：你們別過來。一警察不聽急往前撲，瞬間外甥從六樓跳落下去，我的心遽然下沉。
他們非法抄走了我的私人物品：電腦、打印機、複印機、光盤刻錄機、複印紙等直接損失一萬多元，還有手機、VCD、幾百元錢沒有寫在搜查單上。
他們先把我綁架到深北派出所，問不出甚麼，又帶到立山分局審，晚九點多送進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獄警想「轉化」我，不能得逞後，不給我穿家屬送來的秋衣秋褲，說凍著我。
冤獄11年 酷刑奴役
二零零二年六月中旬，法庭不通知家屬，秘密開庭，對我非法判刑十一年。七月中旬將我劫持到瓦房店入監隊。說是入監教育，其實就是無償苦役，手工搓鞭炮，天天高定額的數量根本就沒幾個能完成的。於是每晚八點以後都上演刑虐劇，開飛機、罰跪砸頭、鐵絲抽背或椅腿軋手指，有高燒三十九度的人還得幹活，還有四根電棍同時「伺候」，時常有法輪功學員或其他人在廁所昏厥，我被罰面壁。四十多天後，九月三日分到遼陽鏵子監獄，這時我已經被折騰的很瘦了，有時會一下子暈倒在床上，新監區樓還沒有暖氣非常冷，晚上穿著棉衣、棉褲蓋棉被戴棉帽凍得都睡不著。
由於絕食做手工喪葬用品，把我們幾個法輪功學員集中在一間空冷房內，從早到晚十幾個小時罰坐小塑料凳，不准穿棉鞋，只能穿塑料拖鞋，不讓坐棉墊。
二零零五年六月，獄警把我弄到三樓一隔絕房間內強制「轉化」，電視整天大音量播放，十幾個犯人、獄警換班對我車輪戰半月有餘。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被轉押至大連南關嶺監獄，這樣的事情二零一二年又經歷了一次，警犯換班不讓我睡覺等，在那個剝奪人權的最黑暗的地方，每一次小事抉擇都可能成為是生死的心理威脅，如：不戴胸牌、衣背拒噴「犯」字或「號」字碼、不報數、不背監規……十一年漫長的日子，精神、肉體的巨大傷害、煎熬是無法用語言表述的。
十一年的牢獄迫害也很大程度損壞了我的身體健康，至今沒有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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