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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被迫害一貧如洗 內蒙古郝蘋控告江澤民
現年五十五歲的郝蘋女士，曾經營養殖業，被當地譽為優秀龍頭企業。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後，夫妻雙雙入獄，被迫害致一貧如洗，孩子失學，收養老人抑鬱而死。
以下是郝蘋女士敘述遭迫害事實：
我自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功，修煉之前身患多種疾病，修煉之後很快全部康復。該事實周圍人所共知。我以「真、善、忍」為道德標準，時時處處為別人好。
我曾有個五口之家：丈夫劉福安、兒子，還有一位智障的哥哥和收養的一位孤寡老人。丈夫劉福安老實、忠厚，勤快能幹，我家曾是優秀的試點養豬專業戶，是赤峰市紅山區城郊鄉龍頭企業，豬場飼養幾百頭豬，三十多間豬舍，還有養的名犬、良種狗。因自家配飼料、做飼料，養的豬不生病。我自從學了法輪大法後，更是處處為人著想，做生意從不傷害別人，從來沒有病豬死豬蒙混騙消費者的事；收了別人的假錢，就撕掉，不許假錢再流通去騙別人。有人把錢忘到我家，從來不動，等著人回來找。我們的孩子也不會罵人，很懂事。
被綁架關押迫害，毀掉企業與起碼生存條件。
二零零一年臘月十九日的早晨，赤峰市紅山區警察突然包圍了我家的院落，還沒等開門，已有人手拿棍棒從牆上跳進院中，衝入屋內，把桌子踢碎，在屋內亂翻亂拿，衣物扔的滿地，把生意用的、家用的與孩子學習用的大小錄音機、復讀機、放像機、收音機、電話機、複印機等所有的電器與書籍全部搶走，最不人道的是，把各種糧食、大米、白麵、水果全都倒在地上，衣服、被褥扔的滿地，再把狗關在屋內，拉滿屎尿。家裏的戶口本與房屋土地證、交錢的收據也丟失，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剛撿破爛賣七百多元錢的存摺也丟失。
警察將我綁架上車，三九天不讓穿棉衣，穿著孩子的鞋。到了鐵南派出所，所長逼迫我與法輪功學員趙豔霞給他洗汽車，給派出所擦玻璃，說幹完活就讓回家了。寒冬臘月，我們弄得滿身濕透，凍的打哆嗦，卻不許回家換衣服，反而被投入看守所。
警察綁架我時，丈夫劉福安不在家，家中剩下十三歲的孩子，飼養著很多名犬，還有很多豬，還有鴨子，他們把我弄到車上，開著大門就逃之夭夭。孩子沒吃沒喝，深更半夜，又餓、又凍、又怕，警察們還經常夜間來家裏抓捕劉福安，多次深夜翻牆入內，闖進屋摸開燈的拉繩，把十三歲的孩子嚇得不行。
劉福安去外地辦事，警察竟然下通緝令抓捕。劉福安回家後找到警察問原委，卻被逼交三千元辦了「取保候審」。此時，家裏養的名犬已丟失，豬、鴨子都餓死了，造成十幾萬元的損失。劉福安為了補救經濟損失，又貸款買了八十多頭小豬餵養，買了許多飼料和昂貴的添加劑，還得支撐這個家。
我被非法關押在紅山區看守所。劉福安為能到看守所見到我，求人幫助把我放回家的過程中，給紅山區公安局分管局長五千元，給派出所所長二千元。
揭露趙豔霞被灌食致死 夫妻雙雙被非法判刑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紅山區看守所女警察強迫法輪功學員背監規，有的法輪功學員不背，遭女警察的電棍電擊，被非法關押迫害的七名法輪功學員一起絕食抗議，約在四月十六、十七日遭警察野蠻灌食。大隊長把百餘名男犯人調出，對付七名法輪功學員：趙豔霞、郝平（我）、張鳳霞、耿秀蘭、王偉華、趙淑貞、段淑芬等，把法輪功學員分別按在椅子上，反背雙手用手銬銬住，按住頭、手腳、大腿，用竹筷子撬嘴、別牙，往裏灌玉米麵湯。趙豔霞是第一個，只幾分鐘就聽見她哼哼聲了，犯人一鬆手，她就從椅子上掉到地上，警察還說她是裝的，讓犯人把趙豔霞拖到走廊的牆根邊，扔那不管了。繼續灌另外那六名法輪功學員，灌得滿身到處是玉米糊，臉上、頭上、脖子裏、衣服上到處都是粘乎乎的玉米麵湯，個個上氣不接下氣，折磨的沒個人樣，才將她們放回監室。
 酷刑演示：野蠻灌食（繪畫） |
過了大約半個多小時了，才有犯人去看牆邊的趙豔霞，人已經涼了。看守所假作一番折騰，讓人給趙豔霞掐人中、扎針，無濟於事，又用車拉到醫院轉了一圈。然後對家屬撒謊說心臟病發作，到醫院搶救無效而死的。
之後，看守所為封鎖消息，取消所有犯人的家屬會見，監室停止放風，對監號裏的法輪功學員說趙豔霞保外回家治療去了。
為封鎖消息，原本決定五月一日釋放的我不釋放了。更惡毒的是，七月十九日，紅山區警察到家裏欺騙劉福安說去派出所有點事，一會就回來。劉福安沒防備，也沒把家中的飼養活物託付給別人，就上了警察的車，結果被拉到了看守所非法關押。那時劉福安貸款養的八十頭豬都二百多斤了，馬上就要出欄，卻沒人管了。十三歲的孩子再次陷入無助的困苦。這個家再次遭到劫難和經濟損失。當地公檢法對我夫婦、同時綁架的耿秀蘭和已釋放回家的尚淑琴，全部預謀構陷判刑。
劉福安被綁架到看守所，警察讓他勸我不要絕食，劉福安告訴我趙豔霞家屬收到的消息是趙豔霞心臟病發作致死的。我就把趙豔霞致死的事實真相寫好，藏在身上，躲過警察的搜查，在檢察院提審時交給檢察人員。檢察人員沒有去查趙豔霞的死因，卻與紅山區公安勾結，決定如何報復我與相關的熟悉趙豔霞的其他法輪功學員，紅山區法院給我等重判，然後把我、尚淑琴、耿秀蘭、劉福安等分別判處七年半、五年不等的徒刑。
在看守所遭酷刑迫害
在看守所，我還因煉功多次被迫害：被用手銬正銬、反銬很長時間，晝夜銬著，上廁所、吃飯喝水都不給解開，為不給其他被關押的人添麻煩，我就很少吃飯喝水。胳膊與肩膀被銬的像斷了一樣疼痛。因不承認犯罪，被警察打嘴巴子，打得滿臉紅腫。因不唱獄歌、不報數、不穿囚服遭到警察電棍電擊，還把我的被褥與所有衣服扔到監室外的走廊上，故意讓過往的人踩來踩去。不許我穿衣，凍著我，經常隨便搜身。
我絕食反迫害多次，有兩次被灌食時出現生命危險。一次灌食時，把生玉米麵用涼水攪拌，把我拖到看守所後院的鍋爐房西側（遠離他人，沒人看見、聽見），一個警察在鍋爐房二樓看著，讓一幫男犯人把半盆生玉米麵給我一股腦的灌下去，不給喘氣的時間，我的喊叫聲根本沒人在意，一直到把生玉米麵灌完。造成我胃痛、胃脹、胃下垂，肚子大，頭暈，站不起來。還有一次絕食灌食，灌嗆了，好久喘不過氣來，憋的滿臉青紫，犯人趕緊掐人中、掐鼻子，才甦醒過來。我要紙寫上告材料，多次要不給。
一天晚上，一警察叫我出監號，說是去拿紙和筆，我走到警察辦公室，一幫男犯人一擁而上把我抬進禁閉室，按到一個鐵凳子上，用鐵鏈子鎖住手腳，不能活動，扣上鐵籠子。在冰冷寒天的夜晚，不讓吃飯、不讓喝水、不讓睡覺、不讓上廁所、不讓穿棉衣，二十多個小時凍餓著，不能上廁所，憋得小腹疼痛。我喊要上廁所也不許去，堅持不住，尿濕單衣，衣服凍在鐵凳子上，更加寒冷，全身麻木，失去知覺。
收養的老人抑鬱而死
我遼寧老家有個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剛，我夫婦就把郝剛從老家接來長期養著，從不嫌棄他。我家還曾收留一個姓田的殘疾青年，因到天津打工沒賺到錢回到赤峰被困，又沒有親人，夫妻收留他住了一冬天。還有一年的一個三九天，劉福安在遼寧看見一個住在破房框子裏蜷縮著一個老人，髒得像黑球似的，不停的打著哆嗦，就把他領回了家。來到這個家，他連燒火都不會，就甚麼都不幹。可全家就像對待自己的老人對待他。漸漸的，老人臉紅潤了，腰也直起來了，也不流鼻涕了，還變的胖胖的。這位叫王佔久的孤寡老人一直被我們夫婦贍養了八年。後來我家遭迫害，我夫婦就給老人買上被褥、碗盆、菜刀等，又買上雙份的棉衣、單衣，還給他帶上五千五百元錢送他回家了。我被綁架、劉福安回家後，幾個月老人又回來了，見到劉福安高興得不行，說再也不走了，這才是他的家。可不久劉福安也被綁架，老人嚇得不敢回來了，最後抑鬱而死。
監獄酷刑折磨善良人
我被綁架到呼和浩特市的內蒙古第一女子監獄後，被警察強行轉化放棄「真、善、忍」做人原則。幾天幾夜連續不讓睡覺，晝夜罰站，站著不許靠牆，稍有晃動就踢打，長期強行逼迫聽他們顛倒黑白、歪曲事實、捏造的污衊大法的謊言。往耳朵裏灌，必須聽，不許人有思想自由，強制洗腦逼迫放棄「真、善、忍」做人原則。警察三班倒，不停息的摧殘法輪功學員的意志，我絕食抗議。法輪功學員沒有犯罪，我不穿罪犯的囚服，邪惡就給扒光衣服，只剩下短褲，把床板撤走，把被褥、衣服搶走，讓我光著身子日夜在地上。來例假的血都變成了黑紫色。
我長期受到包控犯人的欺負、虐待，不讓出門半步，被剝奪一切人身權利，包括吃飯穿衣，寫信，控告申訴都受到監管。自己的東西自己不能掌管，都由包控人包攬，任她們踐踏，虐待。法輪功學員長期被包控，強制超強度勞動，我手指被累的至今不好使。不穿囚服就迫害，期間造成鼻子經常不通氣，至今未好。一舉一動都限制，不許說話，不許與任何人接觸、寫字不符合他們的意思就立即給撕毀。我絕食已七天時，還被逼迫擦玻璃。在絕食第二十一天時，忽然暈倒在地，犯人還不許喊獄警。有事找隊長，不讓出門半步，還指使犯人看管，經常遭到監控犯人王玲（包頭毒品犯）、李穎（赤峰紅山區詐騙犯）等人的叫罵、虐待折磨，組內犯人責罵都成了平常事。致使我身心受到嚴重損害。
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我因胃痛不能下床，犯人李穎晚上九點把我像拽麻袋一樣從上鋪床上拽下來摔到地上，我的大胯骨被摔壞，血肉模糊，站不起來，疼痛難忍不能動。因不能站起來，包控的犯人賀國花就打我耳光，我被打得昏迷，扔到地上的被子都被尿水濕透。三十一日，我因腰、胳膊受傷不能動，在床上休息，她們把我床板給撤了、拿走，使我暈睡在地上，好心人給個小單子墊上，後來又被包控人李穎搶走了。
家人給我寄的郵包，警察從不及時給，有的給的東西不全、不夠數，有時到我手時已變質、腐爛。
未成年的孩子被迫害失學
我十三歲的兒子幼小心靈遭到打擊，警察抓走了媽媽，又抓走了爸爸，他成了孤兒，在學校裏承受各種壓力，已到了極限，成績下降，因沒錢吃不飽飯，沒衣服穿。孤苦的生活，令他幼小的年齡就經常頭暈、頭痛。孩子在學校受歧視，造成自卑，不敢面對同學，被迫兩次休學，去給親戚家種地、放羊、拔草。下雨下雪他還擔心著爸爸媽媽怎麼過。後經好心人找回，才復學。最後孩子還是被迫離開學校去打工。一次打工路滑摔倒，小拇指摔斷，血流不止，一個好心的開車的小伙子跟老闆娘說，老闆把他拉到醫院，手指接上很長時間才癒合。孩子一直為沒有機會考大學而難過，影響了前途。
每當過年時，別人家都熱熱鬧鬧，歡天喜地。我兒子就與智力不健全的舅舅抱頭痛哭。家裏沒吃、沒穿、沒燒的，郝剛骨瘦如柴，一陣風就能吹倒。自從我夫妻被綁架，這家裏過年就沒吃過餃子，平日從來就沒買過肉，沒買過一滴油，他們只能靠賣點破爛的錢來買米熬粥喝，吃不飽餓得走路都打晃，就撿破爛吃，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除了大的就是小的，合適的少。
家裏沒有取暖的條件，一次自來水龍頭凍裂了，三間屋子一會水就滿了，智力不健全的郝剛就跑到二十里以外的親戚家，進屋就跪倒磕頭，求人家來幫助救房子（土房，怕水泡倒）。
原來養的豬、狗全沒了。幾年過後，家裏院牆倒塌，三棟豬舍的房子沒人管破陋、坍塌，暖棚的設施丟失，家裏的被褥、洗衣盆、飯盆、菜刀等等日常用品全丟失，經營生意的各種配方丟失，直接損失幾十萬元不止。
全家一貧如洗還遭勒索
我的丈夫劉福安在內蒙古第四監獄（赤峰市內）被關押迫害，被強迫勞動織地毯，一同織一塊地毯的織的不合格，警察卻電擊劉福安、打嘴巴子。許諾織地毯技術與質量（雙高）達到排名在前三十名的，給減刑。劉福安在三監區排名第七，卻沒給減刑。
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是被迫害五年多的劉福安出獄之日。可劉福安又被 「610辦公室」劫持到「轉化基地」的「轉化班」，要洗腦轉化為保證不信仰「真善忍」，放棄做好人。前去接人的姪兒劉志國和劉福安一起被綁架到洗腦班。「610辦公室」要求劉福安的兒子必須交二千五百元錢洗腦費，何時放人還未定。無辜的姪兒被關押七天，家人必須交二百五十元才放人，給家庭造成傷害與損失。
孩子總算熬到爸爸就該出監獄了，卻又遭勒索。吃了上頓不知道何時才有下頓的孩子上哪裏去找錢啊？真是孩子哭瞎眼的錢都要榨取。孩子四處奔波，幾乎找遍所有的親戚，借到九百元錢，交給「610辦公室」，卻說不行，還得交。孩子又到遙遠的旗縣借到三百元，「610辦公室」才把劉福安放回家。
又熬了兩年多，終於熬到我可以出獄回家了。二零零八年我出獄後，市「610辦公室」又威脅要把我劫持到「轉化」班，我說：我們家已被你們迫害的這麼慘，甚麼都沒有了，你們還想把我們到底怎麼樣？他們看也榨不出甚麼油水了，才放我回家。
在號稱「全民奔小康」的年代裏，我們一家人沒吃、沒穿、沒燒的，生活難以維持，三九天全家人去大地裏揀玉米葉子、秸稈回家取暖。沒米，只能喝粥；沒穿，只能靠朋友給舊衣服。孩子未成年，政府有規定的低保待遇，可我家卻從來沒人管過，甚麼貧困補助沒給過一分錢。孩子年幼就奔波流浪，吃不飽飯，餓的頭暈，發育不良。卻有人暗中監視他，欺騙他說：「不要信真善忍，真善忍是錯的。」孩子自己失學找個地方打工，卻去人監控，監視，暗中給他照相。造成同學、同事都對他另眼看待，達到江澤民「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目的。
中共人員持續上門迫害
家裏一貧如洗，甚麼都沒了，我去找民政、鄉、村，這些自稱 「百姓的父母官」的卻沒人管，家裏的戶口本都丟了，房屋土地證也丟了，卻不給補辦。辦土地使用證交的錢的收據丟了，還得再交錢，只補辦這些手續就找了他們六年，直到二零一三年才給辦。可上門騷擾他們卻從不落下。
被迫害多年、身體不好的我只好去打工，做保姆，由於身體弱，幹活時腰傷了，疼得不行，連著兩條腿也像斷了一樣疼，不能走路、不能幹活，衣服都得別人幫著穿。「十一」敏感日，派出所的還去騷擾，我說：「我們家沒吃的、沒燒的，這些你們誰管啊？你們就是看管不讓做好人的嗎？」派出所警察無語，走了。
二零一二年，這個家剛剛恢復，惡黨警察又綁架了我。三月八日下午三點二十分，被闖入家中的紅山區國保大隊、鐵南派出所四名警察綁架。我又被非法關押紅山區東看守所。綁架時，搶走法輪大法師父法像、大法各種書籍、接收電視的大鍋，包括孩子自學作水暖安裝技術的書，都被搶走。隨身聽的耳機都被搶走，並威脅孩子，要把孩子也帶走。後來到孩子打工的工廠監視，造成正常的生活被干擾、侵犯。
我從看守所回家後，赤峰市紅山區鐵南派出所的警察還經常去騷擾，無理所要大法修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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