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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獄三年流離失所五年 資陽李紹斌控告元凶江澤民
李紹斌於七月十三日向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郵寄了《刑事控告狀》，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要求追究其刑事罪則，將其繩之以法。
以下是李紹斌敘述遭迫害事實。
我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底開始學煉法輪功，目的是為了提高道德，修煉做好人；修煉前已看過大法書和錄像，知道是修煉做好人的。煉功後身體更加健康了，道德在修煉中不斷的提升，工作中不會利用職務之便貪佔公私利益，從接待賓客，購買香煙名茶，辦公用品，基建維修買材料，到民工工資；哪怕是購買辦公用品，商家在發票上多開的金額，本人都會在發票上寫好情況說明，按實際支付金額報賬。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江澤民利用國家機器對法輪大法的修煉者進行殘酷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底，原單位保衛科李勇和八、九個警察來到我家中，掠走掛在客廳的我師父像和法輪常轉圖，沒有任何手續。一九九九年底，資陽城西派出所來了一男一女兩個便衣警察到我家，用欺騙的手段想要把我的戶口本和身份證拿到派出所「保管」，企圖限制我出行的自由，被我拒絕。
二零零零年一月初，我與三名法輪功學員共同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當時主管資陽市政法工作的甘姓書記，大致意思是：給法輪大法平反，還我師父清白，保證我們合法的煉功環境，釋放被關押的所有法輪功學員。信由我和另一法輪功學員送去，因甘姓書記不在辦公室，我們就將信直接交給市委信訪辦；信是上午遞交的，下午國安大隊長董四宏（音）開著警車來到單位，一度拿著刑拘證找到我單位要抓人，後來我父母、親戚、朋友、同事二、三十人為我說話才未得逞。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我一家三口乘火車輾轉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煉功打出法輪常轉圖，很快武警衝過來飛腳踢中我小腹，搶奪走我手中的法輪常轉圖，被關到天安門廣場公安分局；後來這張「法輪圖」竟成了給我量刑的依據。我一家三口被劫持回資陽，我妻子王淑蓉被行政拘留十五天。我被非法關進了資陽市看守所，被強制做苦工。
我被單位停職，每月只發一百零五元的生活費，我妻子也停發下崗工資，改發一百零五元的生活費。並且每天還要上班，要求我妻子上班時間打掃井下工程處四層的辦公樓，我在固井隊打掃辦公樓並做輔助性的工作，每月扣除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養老金和水電氣外，我還倒欠單位的。
兩個月後，生活不下去了，我倆口花四百多元買了一台豆漿機，在井下工程處大院現磨豆漿賣，艱難的勉強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我和妻子經常是把打豆漿的剩餘料──豆渣當主食，當飯吃。這東西很不受咽，連吃兩天就嚥不下去了，豆渣仍然是我家飯桌上的下飯菜，就這樣反覆著。
一九九八年單位重組後，我那時是行政辦公室的負責人，除行政辦公室外，還管著單位的財務和後勤。二零零零年羞辱性的工作安排，並不發工資與生活上巨大的反差，給肉體和精神上都帶來十分巨大的痛苦。這就是江澤民搞的「經濟上搞垮、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迫害政策。
從取保候審到判刑收監，這八個月的時間一直做著「輔助性」的工作，沒有給我任何的報酬，我被單位安排成第四次人口普查員，每天入戶登記工作要幹到晚上八、九點才回家，人口普查工作還沒結束，選鵝毛。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一天，資陽市政法委副書記對我軟硬兼施，用恢復工職、補發工資、獎金，並且不追究刑事責任為誘餌，讓我參加「轉化」演講團，「610」人員要我給他們提供情報，不然隨時可以把我收監。看我不願配合，就讓我回去好好考慮，之後市「610」人員經常到單位找我，或叫我去公安局談話，最後看我確實不配合他們做事，最終威脅我：不准把他們叫我做的事說出去，否則要給我取重（重判）。這種隔三差五的引誘恐嚇式談話，每次都給我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和痛苦。
二零零零年十月初開庭，我當庭陳述了法輪功使修煉者人心向善，能健康人的身體，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實。法庭宣布休庭，全單位的各級領導都知道我說了真話，跟我講：你就說句假話，判個監外執行，保你的工職，你要說真話，「我要煉」三個字判你三年。這個事各級領導都是公開講的。最終我選擇了按「真善忍」說真話。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六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收監，地方政法委「610」勒令單位開除了我的工職，在單位兢兢業業的工作了十七年，也沒給我任何的一分錢的補償。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六日，我被劫持到位於四川省德陽市黃許鎮的德陽監獄，對外也稱「九五廠」。到德陽監獄二監區（入監隊）一個多月後，被轉到了生產車間六大隊（六監區），主要從事剝線：就是把不合格或廢舊的電纜，將裏面的銅絲與外面包裹的膠皮剝離分開。這個活是雙手用力拖拽脫皮，時間長了疲勞的手指會很僵硬，伸直都會很疼痛，特別是晚上睡著了，手指關節鑽心的會痛醒幾次，手指關節變粗、手指彎曲變形，靈活度下降，出獄後很長時間才恢復正常。
迫害一步步升級，開始獄警找談話，多數時間就走齊步、走正步、跑步，站軍姿，到晚上要熄燈了才讓休息；後來是侮辱性的，安排了一個曾經當過兵，後來又殺了人判死緩的間接性精神病犯人，來喊操。當時在六監區的法輪功學員有六人，其中有兩人是碩士研究生畢業，一名飛機維修工程師，一名本科，還有我和另一人沒上過大學。折磨一段時間後，六監區姓魯的教官找我談話，威脅說不「轉化」也要「轉化」，上面明確了任務，要動用一切手段最後包括監管力量。恐怖一直籠罩著，這些省部級的文明監獄，各文明監區開始非法使用刑具，監獄法明文規定，只有在被監管人使用暴力，對監管人或他人可能造成危害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就這樣獄警們公開的在監區門崗外用刑，使用的是一種實心的外裹膠皮並帶膠釘的棒子，打人的是六監區的獄警李衛東，強迫讓人雙手扶牆站立，李衛東雙手掄棒用盡全力抽打，每棒都在向下移，然後移到大腿的外側，越往後打的部位，是肌肉越少的部位，打到大腿側面時幾乎就是砸骨頭了，除我之外，其他人均被打倒在地。
 酷刑演示：毒打 |
事隔一天，李衛東派人來叫我，當時我正在車間植髮，到他的辦公室，他關上房門，屋裏有五、六個獄警，他吼叫道：「寫不寫？」當我拒絕他後，便惱羞成怒，再次對我用刑，第一棒打下來後，因他用力過猛，棒子從他手中彈出三米多遠，撿回棒子後繼續打，直打到他不打了為止；這種連續的用刑也是違規的更是違法的。因前一天被用過刑，臀部、大腿的肌肉已經完全僵硬，沒有一點彈性，摸一下就痛，不摸不碰都痛，在這樣的情況下再用刑打，這種疼痛無法言表，只是每一棒落下後，那種不由自主的，大聲的，幾乎是拼盡全身的力氣──「啊……」的慘叫，似乎是好像減輕了一點疼痛；這種慘叫聲以前只是在電影或電視中看到。這種慘無人道的做法，監獄犯人叫「炒回鍋肉」。這一次的疼痛使我全身都在顫抖，久久不能平靜下來；僵硬的又紫又黑的腿部肌肉，兩、三個月後才慢慢的恢復正常。
完全喪失理智，「動用監管力量」：獄警組織刑事犯人，至少動用七、八個犯人對一名法輪功學員進行群毆，都是在剛剛入睡，從床上拖起來暴打，剛要入睡又被拖起來暴打，邊打邊說「寫不寫」，陰森恐怖，四監區的蔣虹一晚上被暴打了六、七次之多。德陽監獄關押的大部份都是無期、死緩、十多年以上的重刑犯，且不說有多心狠手辣，獄警開出的誘惑條件是給記功減刑，監獄裏度日如年，減上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所以犯人就足以為此而效力；而獄警「轉化」一個法輪功學員能獲得上級一千元的獎勵，這個獎金數額是當時一個獄警二個月的工資。
身高一米八十當過武警的資陽的李文斌被打斷兩根肋骨；南江的潘甫被打聾一隻耳朵；廣安的蔣和平腿被打瘸，差不多一年才恢復；重慶長壽的陳永和被打成胸漏，半年多才恢復。幾乎所有的法輪功學員身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而心理的創傷要更大。
二零零二年一月新年前，我在車間幹活，被叫到集合，回到監舍收拾行李，被再一次投入監隊（二監區）折磨，這一輪被再次集中到入監隊的法輪功學員有二十幾人，轉到這裏的目的是要逼迫他們放棄信仰。二十多人來到這裏不到兩天的時間，入監不久已被欺騙「轉化」的十一名法輪功學員，全部聲明「轉化」作廢；再加上從全省不斷的有法輪功學員被冤判送來的，始終都有四、五十人。
「獄中獄」：在有形的高牆電網中，再通過用人看人的辦法，限制在高牆電網下僅有的一點自由空間。不讓通信，不讓會見家人，法輪功學員之間不讓說話，不論吃飯喝水上廁所，都完全有包夾看著，包夾隨時向警察報告。
高強度體能摧殘：
走正步：一步一動，腿抬起來不准放下，幾分鐘才換下一個動作，抬不動了會被喊口令的犯人動手或語言羞辱，然後再罰做幾十個俯臥撐，撐到後面想站起來，剛撐起上半身來，胳膊一軟，人就會一下趴在地上，體力已耗盡了站都站不起來。
跑圈圈：專門針對法輪功學員，烈日下，圍著操場跑，跑累了，跑不動了，就由兩個犯人，一人在前面拽，一人在後面推，每跑一圈就再換兩個犯人，法輪功學員要一直跑不准停，就連年歲大些的法輪功學員也不放過。
入監隊裏的嚴管隊：這個階段幾乎關的全是法輪功學員，住的房間窗戶是用磚徹了的，只留了幾個小孔透點空氣，夏天屋裏悶熱、空氣混濁，蚊蟲叮咬，飯只給定量的一半，長期處於飢餓狀態，嚴重的營養不良。而每天還要高強度體能摧殘，夏天一個星期才讓洗一次澡，換洗一次衣服；烈日酷暑下，水泥地操場上，一隊隊的法輪功學員，一個個瘦的脫了形，皮包著骨頭，膚色黢黑，只看見兩個白眼仁，說話時能看見顯得特別白的牙齒，身上的白汗衫，早已被汗水浸的發黃，衣服破的大洞小眼像漁網，褲子角邊爛成條條，腳趾頭露在鞋外；當看到這群人時，心裏會問：他們是人嗎？當然，他們只是為做好人，而不向邪惡屈服的人。這個時期，監獄裏有違規送到嚴管隊來的年輕犯人，由於高強度的身體折磨，人人都會嘔吐，一到一個月馬上就叫所屬監區把人接走，因為人根本就受不了，年輕人尚且如此，而法輪功學員的被折磨是長時間和不間斷的，長達八九個月之久。
這個期間，監獄從各科室各監區抽調了骨幹，組成了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強制洗腦「轉化」班，獄警們二十四小時都在指定的區域，不准回家。白天獄警們就在有空調的房間裏睡覺養足了精神，到了晚上，也就是到了該睡覺的時間，獄警們開始「工作」，找白天在烈日下被折磨了一整天的法輪功學員單個談話，獄警輪番換人，對疲憊不堪的法輪功學員進行「車輪戰」，通常是談到凌晨二、三點，時間長的要凌晨四點多鐘；折磨的讓人生不如死，然後摧毀其意志，達到「轉化」的目的。不「轉化」，獄警們是有家難回，「轉化」了，可獲高額的獎金，這個政策可以讓人完全喪失理智，把人變成鬼，獄警們使用的手段是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所不及。
入監隊每週都要求寫思想認識，由於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被獄警崔唯剛、張俊罰站軍姿，整天的在烈日下暴曬，皮膚都曬起了水泡，開始時星期天還讓休息，後來連一點點的休息都沒有了；被罰站軍姿已有二個多月，然後我絕食維權，只為爭取可憐的喘口氣的權利，絕食絕水，在烈日下暴曬三天後倒在了滾燙水泥地上。緩了一會後，由包夾扶回房間，沒有給我任何的人道救治，身體嚴重脫水，非常虛弱，走路都很吃力，就這樣還被獄警「車輪戰」。
二零零三年五月，我在車間植髮，出現胸悶，呼吸困難，走路無力，後來住進了監獄的衛生院觀察，嚴重時，身體出現痙攣，抽搐，大口的往外吐氣，沒有進氣，嘴唇、頭皮發麻，整個人十分難受。衛生院沒給出任何結論，在我的強烈要求下，監獄安排我去了指定的德陽第五醫院，給我診斷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醫生，在我出現病態的時候做了心電圖，還做了其它項目的檢查，我看到老醫生有些拿不準的樣子，拿出很厚的醫書在翻看，我問他診斷結果，他想了想說：你回去問警察，後來警察進了房間，讓我迴避，醫生和獄警商量了一會，最後告訴我得的是「甲亢心臟病」。回到衛生院後，衛生院的院長來和我談話，說要我出獄後，找個大醫院好好做個檢查。因為我身體沒有任何甲亢的特徵，在醫院檢查做肢體測試時也沒有任何的甲亢表現。所以我向監獄提出：要求保外就醫，他們就拖著不給辦，就一直被拖到出獄。
兩年半的牢獄折磨，就使我原本非常棒的身體，喪失了正常行走的能力，走路時兩隻腳是在地面蹭著走的，每蹭一步也就只能移動一個腳尖，五～六公分的距離；腳尖蹭腳尖，去一趟不到二十米遠的廁所小便，需要用近二十分鐘的時間。
二零零三年十月十八日結束了三年的牢獄迫害（釋放證明書2003德獄字第438號）。回家後，通過煉功，半個月我的身體基本恢復到正常。
三年中，超過一年多的時間被剝奪會見家人和通信的權力。
我父親在我回家四十天後去世，由於老人無法接受兒子被判刑的事實，焦慮、牽掛、擔憂和被歧視，始終折磨著他，在監獄裏唯一的一次見面，老人兩眼含淚，告訴我他在退休老人面前都抬不起頭來。當我回家時，老人已不認得自己的兒子。
二零一零年八、九月間，由於地方國保不斷跟蹤騷擾，並綁架了我店子請的營業員，為免遭迫害，不得已將經營的店子轉讓，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九萬元。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被迫流離失所，至今已近五年的時間，只有老母一人在家，孤苦伶仃無人照顧。
二零一一年，有幾個自稱是我單位的人，把我兒子找去詢問我的下落，要他代我寫保證書，寫了保證，以後就不再來找你們了，都被我兒子拒絕。他從年幼就開始擔驚受怕，這心靈的創傷，十六年來，都不知是怎麼過來的。
二零一二年，資陽國保警察到德陽找我妻子姐姐，詢問我的下落，並威脅說：不准給我提供經濟幫助，如果知情不報，就是包庇罪。給妻姐和姐夫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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