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學通信工程學院退休教師控告江澤民

【明慧網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重慶大學通信工程學院退休教師高仲英近日向最高檢察院控告江澤民。

高仲英，女，一九五四年出生，原在重慶大學通信工程學院從事實驗教學工作，二零零九年退休。

高仲英一九九六年六月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前，她曾患上胃病、神經衰弱、風濕性關節炎、婦科病、腰肌勞損、內分泌嚴重失調等疾病。修煉後，高仲英疾病痊癒，獲得身體的健康。

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高仲英被評為校先進、繫先進，繫上經常大會、小會表揚，就是被勞教兩年回校後，她還被評為過學院先進。一個退了休的老領導在一次全院聚餐的飯桌上說她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好人。

高仲英堅持信仰法輪功，曾被非法拘留四次（行政拘留二次、刑事拘留二次）、被非法勞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高仲英被劫持到重慶女子勞教所，被非法勞教二年。在勞教所遭受了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被罰站、罰蹲，挨打挨罵，被禁止上廁所，被手銬銬、被五花大綁、在重慶炎熱的夏天在大太陽下被暴曬（名為整訓），被膠帶纏嘴造成呼吸困難。

高仲英說：因為江澤民發動的迫害，丈夫嚇得離我而去，孩子小小年紀承受著家庭破裂的痛苦。我從勞教所回來後，面對一個破碎的家，一個被無辜傷害的孩子，面對來自社會、家庭、單位的各種壓力，心中無比感傷，怎麼做好人就這麼難。如果不是修煉，我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

高仲英要求最高檢察院對迫害元凶江澤民進行刑事起訴，將其繩之以法。

附一：高仲英在訴狀中敘述了修煉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

我在修煉前，曾患上胃病、神經衰弱、風濕性關節炎、婦科病、腰肌勞損、內分泌嚴重失調等疾病，幾乎天天都要吃藥，生活的苦不堪言。這些病西醫、中醫都沒給我治好過，而且越來越嚴重。特別是胃病，導致我這不能吃，那不能吃，後來連水果都不能吃，我一百一十幾斤的體重被病魔折磨得只有九十斤左右。在我對自己的身體完全失望的情況下，一九九六年六月我有幸修煉了法輪大法。沒想到法輪大法這麼神奇，當我看完李洪志師父九天的講法錄像後，還沒有開始煉功，我一身的病好了，天天幾乎都在胃痛的毛病消失了，飯量大增，以前熱天都不敢喝冷開水，結果看完錄像後，我連冰糕都能吃了，我被大法的神奇功效震驚了。得法後的喜悅心情無法形容，以前工作又繁忙，家務又重，身體又不好，長期的失眠就是每天睡上十個小時的覺，我都拖不起腳步，常常是筋疲力盡，愁眉苦臉。得法後感到身體無病一身輕，比年輕時都還好，我的心情非常激動，歡樂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天天利用休息時間堅持學法、煉功，身體越來越好，再也沒有上過一次醫院，沒吃過一粒藥。家人和親戚朋友看到我身體好了，都為我高興，有的也表示退休後也要煉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後，我身心健康，精力充沛，用「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歸正自己。工作更加努力、主動，不計較名利得失。工作上也做出了成果：一九九九年以前我是原重慶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無線電系中心實驗室主任，並負責電子綜合實驗室的工作。由我們室首次為學生開出了「電子綜合課程設計」，這一實踐環節使學生從設計到調試、最後製作出一個作品，使學生動手能力得到較好的培養。但工作量大，難度大，也非常辛苦，這也是有很多同類專業的高校想搞卻一直沒有搞起來的原因。該實驗室後來成為我們學校的亮點，學校常帶人來我們實驗室參觀。

我以前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工作力不從心。修煉後我處處為別人著想，在利益上、在提職稱上我都謙讓，連當時我們學院的一位副院長說：「要是學院多幾個像你這樣的人，我要省好多心。」

從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我被評為校先進、繫先進，繫上經常大會、小會表揚，就是被勞教兩年回校後，我還被評為過學院先進。一個退了休的老領導在一次全院聚餐的飯桌上說我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好人。他說一個人一輩子能得到這樣的評價，是很不容易的。

附二：高仲英在訴狀中敘述了她遭受迫害的情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澤民一手挑起了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運動，為履行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我依法進京上訪。先後被行政拘留二次、刑事拘留二次、非法勞教一次兩年。

二零零零年一月在重慶市沙坪壩區白鶴嶺拘留所行政拘留半個月。

二零零零年五月在北京崇文區拘留所被拘留七天，被強行灌食高濃度鹽水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在北京房山看守所被非法關押二十天，遭遇電棍電擊迫害，在我的臉上、頸子上、手背上被反覆電擊。在電擊我時，我指出他們是執法犯法，他們說：「誰會給你作證，誰敢給你作證我們給你用了刑，我們現在端的江澤民給我們的飯碗，他叫我們幹啥就幹啥。」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二十三日在重慶市沙坪壩區白鶴嶺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一月。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被劫持到重慶女子勞教所，被非法勞教二年。在勞教所遭受了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被罰站、罰蹲，挨打挨罵，被禁止上廁所，被手銬銬、被五花大綁、在重慶炎熱的夏天在大太陽下被暴曬（名為整訓），被膠帶纏嘴造成呼吸困難。堅修大法不接受轉化，被體罰、不讓洗漱，不讓睡覺等等。

二零零一年七月，勞教所搞了一個專門針對法輪功學員的一些規定，要我們法輪功學員簽字，我們不簽，被罰站。除了吃飯時間外，其餘時間都被罰站，罰站時有時還在兩膝之間被夾上一張紙，若夾不住掉下就被打罵。不准睡覺，不准閤眼。誰合上眼睛就要被打罵，或者被筷子等物挑眼睛，七天後聽說明慧網曝光此事後，才讓我們睡覺。不准洗漱，在攝氏四十度左右的溫度下，我們一部份學員身上長瘡，有的還長了膿瘡的情況下都不准洗漱；一個月後才解除罰站、解除不准洗漱。

由於持續罰站時間長，我們全身發腫，皮膚都要腫破裂似的，特別是我們這些長瘡的學員，全身的瘡被腫裂開流著黃水，真是慘不忍睹。那次我們學校來人看我，因為我腳腫的已穿不了鞋，腳上的瘡還流著黃水。勞教所想掩蓋罪行，逼著我穿鞋，後來找了一雙大鞋子，也只是將幾個腳趾裝了進去，拖著一雙鞋走出去接見，來看我的人都感到很吃驚。

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勞教所為了強行轉化我們，將我和鄒華蘭、張魯元等五個法輪功學員押送到四川資中勞教所強迫洗腦轉化三個月。

二零零二年八月勞教所為了強迫我轉化，組織幾個人專門對我進行洗腦。將我關禁閉室一個月，近四十度的高溫下被天天罰站，禁閉室四週都是橡膠皮，在高溫下散發出的毒氣非常難聞，而我吃、喝、大小便、睡覺都在充滿毒氣的小小禁閉室裏。而且還經常關門，就只剩下一個小窗口進一點新鮮空氣。

在勞教所經常放污衊誹謗大法、誹謗我師父的錄像，強迫我們看，給我們洗腦，每次放這樣的錄像時，那些警察就提著手銬，吸毒勞教人員就準備一些洗腳毛巾、抹桌帕、寬膠帶等站在我們法輪功學員周圍，誰要提出抗議，就馬上被拳打腳踢，用她們準備的那些東西堵住我們的嘴，特別是經常用膠帶纏我們的嘴，常常讓我們喘不過氣來。有一些學員還被手銬銬，被關禁閉室。

在勞教所我們很多法輪功學員被藥物迫害，有好幾個法輪功學員都是被藥物迫害後死亡。我也多次被藥物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底勞教所強迫給我們身上長瘡、長膿包的法輪功學員擦藥，由吸毒勞教人員帶著塑料手套給幾十個法輪功學員擦藥，不換手套，擦了這個擦那個，特別是擦了長膿瘡的法輪功學員後，手套上都是膿血，就直接往沒長膿瘡的法輪功學員的身上擦藥，我們指出後，根本就不聽，擦了約五天的藥後，我們身上的瘡不但沒好，反而還長了膿包。重慶渝州大學的教職工周成渝就是因為那次強行擦藥後長膿包，後被感染，被勞教所醫務室給醫治一個月後死亡。而且也是在擦藥後，才安排我們洗澡。才解除不讓我們洗漱的折磨。

大約是二零零一年五月，由於我臉上、身上長瘡，勞教所要將我送醫院檢查，我請求煉功被拒絕，我被劫持到醫院，經檢查後開了一些吃的藥和擦的藥。回勞教所後我天天被灌藥、被擦藥。我強烈要求不能擦我的臉，而且我告訴她們不用擦藥，我很快會好，後來她們同意不給我擦臉，只擦身上，結果我的臉真的幾天後全好了。我堅持不吃藥，那些吸毒勞教人員就強行給我灌，在灌藥的期間常被打罵。她們不按藥物的要求擦藥，大約只能擦五天的藥，她們強行給我擦了近十天，我強烈要求停藥那些警察根本就不理，過量的藥物造成我全身的皮膚乾裂，疼痛難忍，全身像扎針似的刺痛，在這種情況下她們才停止擦藥。

二零零一年十月，我咳嗽了兩天，因為是週末，一般不送勞教所醫務室治療。到了星期一，我起床後就沒再咳嗽一聲。沒想到上午九點鐘左右，突然進來幾個個子高大的吸毒勞教人員，要將我拖出去看病，不由我申辯非要將我拖出去，同舍房的法輪功學員都來阻止，她們強行將我拖了出去。因為我不從，她們將我的雙腳捆上，從四樓將我拖到一樓，我的鞋子被拖掉，衣服被拖得只剩下內衣。她們在分隊長譚清月的指使下，將我拖出大隊後，我的膝蓋被跪在地上拖，她們拖不動就抬，抬不動就拖，一直將我拖到勞教所醫務室，醫生問情況，我就主動給她說了，她也沒給我做任何檢查，然後就給我開藥，我告訴她我沒病，為甚麼開藥，她根本就不理。那些吸毒勞教人員拿了藥就又將我（我那時只穿了一雙襪子）弄回四大隊。回到四大隊她們就強行將我拖到禁閉室，要給我餵藥，我說現在已經十點多鐘我都沒咳一聲嗽，你們憑甚麼還要給我餵藥。她們根本就不回答我的問話，把我按到地上，用二把長把鐵勺撬開我的嘴，將藥灌入我的口中，我費力將藥吐了出來，她們又用杯子用更多的藥化成水，又給我灌，我又費力吐了出去，她們又第三次將更多的藥化成半杯藥水又給我灌，我再次把藥噴了出去。整個過程我差點被窒息，我的頭、四肢都被她們按住，胸口左右邊各被一個吸毒勞教人員的膝蓋壓著，我連喘氣都很困難，她們掐住我的嘴，用鐵勺強行撬開我的牙齒，她們邊罵邊拳打腳踢，我被按在地上，頭髮、衣服全部泡在藥水中。譚清月還威脅我說，如果聽到我咳一聲嗽，下午還要繼續給我灌藥。

勞教所參與迫害主要責任人：

重慶女子勞教所：楊明、舒暢、譚清月、薛怡

二零零三年我解教回校後至今，「610」一直把我當成重點監控對像。我的電話長期被監聽，我一直受到沙坪壩「610」、派出所的嚴密監控。他們陸續派了很多人來監控跟蹤我，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敏感日監控我的人劇增，給我和孩子增加莫大的精神壓力。我上街、買菜、外出常常被跟蹤監控。

二零零零年，為了讓我放棄修煉，學校的黨委副書記、組織部、宣傳部、學生部的部長們輪流給我做工作，要我放棄修煉。組織部部長讓我選擇法輪功還是共產黨，我明確的回答他，我選擇法輪功。

我因為上訪，跟眾多的大法弟子一樣，遭受到殘酷的迫害，丈夫嚇得離我而去，孩子小小年紀承受著家庭破裂的痛苦。從勞教所回來後，面對一個破碎的家，一個被無辜傷害的孩子，面對來自社會、家庭、單位的各種壓力，心中無比感傷，怎麼做好人就這麼難。如果不是修煉，我連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

在迫害期間，經濟上也給我帶來很大損失，在我被非法勞教的那二年，學校只發給我每月五百元的生活費，按離婚協議我每月還要負擔女兒二百元的生活費，實際我每月只有三百元的生活費。回家後家庭已破裂，我沒有任何存款，孩子需要撫養，我成了單位最困難的職工。剛回來的那些年，每年的崗位津貼也是單位最低的。兩年後，我的工作量才恢復與其他教職工一樣計算後，我每年都是超額完成，有時超額完成的工作量達三百多個教日，相當於我一年完成了二年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