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馬三家秘密投入男牢的遭遇

【明慧網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結束了我在馬三家七個月與魔鬼打交道的艱難歲月，這一天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惡警把平時被她們酷刑折磨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先後都帶了出來……我們九個被分別分到了九個房間，我被分到第一個房間，四個男人早已等候在那裏。我上廁所時看到一個大房間裏至少躺著三十多個不同年齡的男人在睡覺……

看了《小鬼頭上的女人》，我的心再也無法平靜，往事的記憶再次展現在我的腦海。罪惡的馬三家，每當我想起它，我的心都在滴血。

一、想做個好人被勞教

我叫尹麗萍，今年四十五歲，我是一九九八年的十月末看到《轉法輪》這本書的。當時我還不懂這是一本指導人修煉的書，就是感到這本書很好，能指導我做個好人。我在生活中就想按照書中指導的那樣在社會上做個好人。

沒有想到的是，一九九九年，我的命運因此而發生了讓人無法想像的變化。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份我的家裏來了很多人，他們是當地街道派出所的（現調兵山市，原鐵法市，當時歸鐵嶺管轄），調查我是否修煉法輪功，並到我家搜書，我和我弟弟尹憲武跟他們講道理，說書是國家正規出版社出版的，我們花自己的錢在超市買的，怎麼能把個人買的東西給你們。他們說搜書是上面的命令。我們姐弟倆堅決抵制他們這一群人的違法行為。最後他們就把我姐弟倆列為重點人物。

七月二十日後他們就派人天天在我家監控、蹲守和騷擾，警車、摩托車不斷，我幼小的孩子嚇得不知道往哪裏躲藏。我家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我問調兵山管轄的小明鎮的書記（不記得姓名了，是中年男子），你們為甚麼擾亂我家正常生活，他說：你以為我們吃飽了撐的沒事幹願意來你家啊，我們是上指下派，你有能耐去找江澤民說去，我們還解脫了呢。

被逼無奈，我把不到七歲的孩子留給了我的母親，我和我弟弟走上了進京上訪的路。沒有想到的是，北京龍鳳賓館那裏早已安排了當地的截訪警察，一九九九年的九月我被截訪警察綁架回當地看守所（現調兵山看守所），一個月後我被放出，回到家後才得知我的母親被警察騙走九千五百多元，我和我弟弟才被放回。我弟弟被放回時臉色蒼白，一米八四的個子瘦的不到一百一十斤。我們在看守所的一個月裏被強迫做花（手工），背監規，強制打針，警察說是預防針，我用生命去抵抗這種強制不明行為。

回到家後對我姐弟倆的監控更加嚴重，派出所和街道的人員每天就派兩個人在我的家裏，那時我的家真的被他們攪的雞犬不寧，孩子嚇得夜裏做噩夢坐起來大哭，怎麼哄都不好，再也無法正常生活了。他們每個人都在說：我們是上指下派，我們也不願到你家來，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澤民去。

無奈之下我又一次聽了他們的話走上進京上訪的路（因為那時我對這個國家還抱有幻想），沒想到我這一次的上訪竟成了我見證中共邪黨迫害信仰真善忍群體的活見證人與親歷者。

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期間，我先後兩次上訪兩次被綁架關押在調兵山看守所。

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上午十點多，那天大雪紛飛，天氣出奇的寒冷，我和另外兩名法輪功學員被劫持到一輛白色的麵包車上，車上有兩個警察其中一個警察手裏拿著檔案袋，旁邊是兩根電棍，他們一路無語。當車路過我家門前時，我才知道他們不是送我們回家。

二、鐵嶺勞教所：電刑、奴役，打死算白死

汽車行駛一個多小時後，我們才知道我們被送到了鐵嶺勞教所，我們被女警強迫脫光衣服搜身時，才從女警那裏得知我們被勞教。女警說：你們現在就是勞教分子，要服從這裏的一切規矩；我們這裏有一切的辦法讓你們服從。（因我煉法輪功時間短，勞教我一年半，與我同行的法輪功學員分別被勞教兩年、三年。）

鐵嶺勞教所是個關押男人的地方，當年也非法關押了很多男法輪功學員。那裏專門給法輪功學員成立了一個女隊，我們被非法關押在三樓，一樓和二樓是男普教。我到那時，那裏已非法關押了鐵嶺、開原、昌圖、調兵山（原鐵法市）等地二十五名女法輪功學員了。

我到的當天，女警就告訴我，如果誰在這裏煉功就像張豔一樣關禁閉，那時張豔已被關進去一天一夜。聽同修說她被那裏惡警王志斌用電棍電擊全身敏感部位，她被電擊時，她的姐姐也同時被迫害著，惡警們讓她姐姐伸直胳臂，在上面各壓一個板凳，同時用電棍電擊她的後背。同修告訴我，最殘忍的是，電擊金貞玉（朝鮮族法輪功學員）讓她的母親金淑子看著，聽其女兒的慘叫聲；惡警還用同樣方法強迫法輪功學員劉菲，讓她聽其妹妹劉軍被電擊的慘叫聲。開原法輪功學員張淑霞被惡警王志斌電的滿地翻滾慘叫。後來張淑霞跟我講述了她被迫害的整個過程。更多迫害情況，參見明慧網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電刑、奴役、暴力洗腦 - 遼寧省鐵嶺市教養院對女大法弟子的迫害》

二十五位法輪功學員無法相信政府會對我們一群修煉真善忍的人採取這樣惡劣的手段，絕食抗議。我到那時，正趕上法輪功學員們集體不吃飯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樓下的男法輪功學員於佔江因為聲援女法輪功學員也絕食抗議，而被樓下的惡警打得面目全非，耳朵差點被打掉，縫了好多針。惡警打他時全樓都聽得到，當時感到那個樓都在震動。幾天後見到他人時，他的頭連著耳朵還在包著紗布，眼睛青腫的只剩一條縫。

一天我被惡警王志斌叫到辦公室，辦公室的桌子上放著兩根大電棍，他問我到這裏來是否還煉法輪功，讓我認清罪錯寫悔過書。我反問他我犯了甚麼罪被關在教養院裏，他說你的教養票子上寫的是你犯了「擾亂公共秩序罪」，我問他上訪就是擾亂公共秩序嗎？這是中國法律哪條規定的，他說那是公安局給你判的，跟我們教養院無關，他說對你們法輪功上面已經發給我們內部文件了，他順手拿過桌子上的文件讓我看，也就是「打死白打死」的政策，我說，誰執行他的命令，誰就是千古的罪人。他聽了我的話沒有給我用刑。但是在那一個月裏我們被強行到冰天雪地的外面刨地溝幹手工活。東北的冬天很冷的，那一年的冬天在零下二十－三十度左右。男法輪功學員在這麼寒冷的冬天裏，每天被強行拉出去奴役。

鐵嶺教養院每天早上不到六點起床，吃的是沒有蒸熟的玉米麵粘牙的大塊發糕和漂滿膩蟲、不洗、帶泥的白菜蘿蔔湯。男犯人有好多出工幹活沒有棉鞋穿的，有一天早上我們站排到飯廳吃飯，在出工的隊伍裏我看到了一個十七、八歲大的男孩子，在寒冷的冬天裏他腳下只穿著一雙夏天的涼拖鞋，雙腳已凍得黑紫色，我無法接受這真實的一幕，我們國家的勞教所就是這樣嗎？就這麼沒有人性嗎？那個孩子的母親看到不知該有多麼的心痛，我再也無法沉默不顧自己的安危跑過去，從要出工幹活的隊伍裏，把那孩子拽出來，把我的雪地鞋換給了他，我穿上了那雙凍得幫幫硬的涼拖鞋，我的雙腳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就凍的受不了了，那個孩子感動的已不知所措。

這就是我見到的鐵嶺勞教所的冰山一小角。

二零零零年的元月三十日這一天，鐵嶺教養院突然來了好多陌生警察和好幾輛大客車，我們二十五位法輪功學員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就這樣我們被警察強制戴上了手銬，兩人銬在一起被押送到了大客車上，客車上有我們沒有見過的兩名女警察和兩名男警察，和四根大電棍。

三、奴役法輪功學員的遼陽教養院

遼陽教養院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為法輪功成立了女隊，教養院主管迫害法輪功的政委叫鄒化田，大隊長叫孫愛勤，副隊長姓尹，還有四個分隊長：谷玉，張威，霍豔，還有一個朱姓隊長。

我們剛一到那裏就被強行搜身，還沒有被搜完就聽到樓上警察打法輪功學員胡英的聲音，因為尹姓副隊長在她的行李中翻到了大法的書。等我見到胡英時，她的臉已被打得紅腫。接下來我們的所有東西包括全身上下衣領內褲都搜個遍，還把被子裏的棉花、枕頭裏的稻殼都倒出來。胡英當時遭受迫害的更多情況，見明慧網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調兵山市胡英自述八年來的遭遇》

我被分到了二大隊，接下來就是每天沒日沒夜的被奴役，把我們當成賺錢的工具，那裏的手工製品都是出口到國外的，每天要乾二十個小時的活。幹不完定額就不讓睡覺，為了達到讓我們「轉化」的目的，節假日都得十二點以後才能睡覺。不「轉化」凌晨二、三點以後才讓睡覺，五點三十分必須起床，洗漱上廁所的時間只有十分鐘，超過一分都不行。不管你大小便上完沒上完都得出來。老年法輪功學員出現了身體不適的症狀也不照顧，也得幹到後半夜。我因沒有「轉化」就不讓我休息，白天出工幹重體力活，晚上紮花，不許我睡覺，警察見我睏了就打我，說不「轉化」就別想睡覺。

出外役：就是挖樹坑、平地、拆水泥袋子等，到軋鋼廠壓鐵，裝鐵條、做石棉瓦、鋪鐵路等。

我和高金玲（現已被中共邪黨迫害致死）、張豔、寇小坤，我們四個被分到鋼廠（後來換過其他法輪功學員，但我從沒換下來過，直到把那批活幹完），每天我們四人要壓八～九噸的鐵條，如果鋼廠的鐵條被我們壓沒了，鋼廠就會拉著我們四個到別的廠房拉鐵條，因為他們買的鐵條都是邊角餘料，放在院裏堆的像座小山，我們必須得從那幾米高的鐵條堆裏一根一根的把那鐵條拽出來裝到車上，一根大約一米到兩三米長，寬一寸左右，鐵條的邊都是鋒利的鋸齒，一上午我們四個必須得裝滿一大卡車（四～五噸），下午一卡車，因為天氣炎熱（三十七、八度）我們身上都是汗水，我們自買的棉手套一天就被鐵條刮廢了不縫就不能再用了，我的手和胳膊被鐵條劃的都是血道子。因天氣熱，那鐵條碰到我們的皮膚就會燙出水泡。我的臉被太陽曬的就跟黑人一樣，只有牙齒是白的。警察見我還說：見到你還以為在外國呢，見到黑人的意思。

有一天我們正在裝車，突然看到高金玲的鞋上都是血，再看下身和褲子也都是血，我們告知了警察，朱隊長沒有理我們，我們還以為她沒帶衛生巾，就把我們擦汗的毛巾給她用，可是毛巾也不管用了，她的血流不止，鞋裏都是血，她的臉瞬間就變得蒼白，我們都急了，放下了手裏的鐵條來看護她。在這種性命攸關情況下，朱隊長還讓我們幹活，我們急的讓朱隊長快過來看一看，高金玲大流血了，人都快不行了，這時她們才怕出人命給我們拉回教養院，高金玲被拉到勞教所的衛生所時人已經很危險了，嘴唇和臉都沒了血色。聽說衛生所給打了止血針。人都這樣了，教養院的大隊長孫愛勤並沒有讓她到床上休息，就讓她在監室的水泥地下躺了一下午，說是這裏是軍事化管理，不能把床鋪弄亂。第二天高金玲就被弄到幹活的房間裏，幹不了活也得坐在那。

在這之後，張豔昏倒在三米高的鐵堆上。從那以後，我們才會偶爾喝到熱水和唯一的一次綠豆水，因為她們怕我們都倒下給她們賺不了錢，後來我們才知道孫愛勤通過關係在外面包的活，我們每人出工一天她們都會得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元不等，我們幹的活比男普教都累。

就幹這麼累的活，晚上回來還得紮花到深夜，有時通宵，過程中沒有休息，我的頭髮到那後三天就白了大半；眼睛整天布滿血絲，雙手十指指肚紮花紮的血肉模糊已無法看清指紋；胳膊白天被鐵條劃的血跡斑斑一條一道的沒有好的時候；晚上後半夜全身痛的都上不了床。

我們還被迫做過石棉瓦，那個工作是要帶防毒面具的，可是我們沒有，那個毛毛刺扎到身上都找不到。我們被熏的不斷的嘔吐，迷糊。

後來我因勞累過度，經常的大口吐血，有一次一口血噴出來吐的廁所的瓷磚上哪都是。警察並沒有因此讓我休息片刻。

尹副隊長因為與我同姓，每次她值班時就會趁沒有其他警察時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了解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見我吐血就偷偷的給我沖豆奶，我不要，她就告訴我，上邊有令，你們法輪功死了會白死，你快喝了吧，先把命保住再說。這個尹隊長打過法輪功學員，但了解法輪功真相後，她就暗中保護法輪功學員，為法輪功學員說公道話，後來她很快被降職調離了。

原來一百五十多斤重的我，不到幾個月的時間一百二十斤都不到了，每個月的月經也沒有了。我們在遼陽教養院誰都不知道甚麼叫休息；沒有語言交流，因為那裏不讓講話。在電影中我看到過奴隸，但奴隸也有休息睡覺的時候，可是我們法輪功學員在這裏沒有；甚麼都不許，包括見我們的家人和孩子。

老年法輪功學員出現了身體不適的症狀也不會照顧，當年六十五歲的法輪功學員李玉琴因為長時間坐涼板凳雙腿浮腫，就找了一塊衣布坐在屁股底下，被小隊長張威發現，上去就把那塊衣布拽下來，然後就反手給她老人家一個反手嘴巴子，嘴裏還不停的謾罵。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幕。

在這種超負荷的勞動下，身體都難以承受了。有一天王淑芳想利用自己僅有的不到三個小時的睡覺時間想打一會兒坐來調節一下，還沒坐穩就被大隊長孫愛勤上廁所時發現，她到辦公室取來鑰匙開開門就一把把住在我鄰床上鋪的王淑芳拽下來，脫下鞋來一頓毒打。

寇小坤是遼陽的法輪功學員，她就坐在我的對面幹活，有一天她被警察霍豔叫出去不到半個小時就被帶回來了，她被帶回來時臉、嘴、鼻子和脖子都是水泡和青紫，衣服都是濕的。因為那裏不讓講話，我們就跟聾啞人一樣，無法問到她那半個多小時發生了甚麼，後來才知道，原來警察翻號時在她的床鋪翻到了一篇名為《淺說善》的經文，警察霍豔把她帶到大隊長室時，大隊長孫愛勤和四個小隊長早已把電棍準備好等在那裏，她告訴我說：大隊長孫愛勤手拿那篇《淺說善》經文，上來對她就是一頓拳打腳踢，其他隊長也一擁而上，然後由四個隊長把她的頭摁在桌子上，大隊長孫愛勤把那篇《淺說善》經文撕碎、泡在水杯裏，由其中一個小隊長往她的嘴裏灌，孫愛勤大隊長拿起電棍就電擊她的嘴，邊電邊發瘋似的問她經文是從哪裏來的。寇小坤說那是一篇《淺說善》，請你看一看，孫愛勤根本不聽，不說出經文是哪裏來的就把電棍插到她的嘴裏電，同時寇小坤還被四個隊長摁著，她跟我說當時就感到人快要窒息了。

中共酷刑示意圖：多根電棒電擊

有一次小譚琪背經文，被警察張威發現後叫到了辦公室，對小譚琪拳打腳踢。小譚琪遭到毒打後，張威並沒有罷休，竟然拿出做活的針，用針去扎她的胸部。她是一個不到十八週歲的少女，警察居然用針去扎她的胸部，上廁所時，小譚琪把胸部衣服撩起來讓我們看，她的胸部有好多紅色的針眼，有扎出血的痕跡。

遼陽的法輪功學員呂豔英，在鐵嶺法輪功學員到這之前，被這個教養院電棍插到嘴裏電擊。我們看到她時，她的臉有電擊的傷痕，嘴唇上方還流著黃水。

幾個月來，遼陽教養院沒有「轉化率」，就到馬三家「學習」。警察從馬三家回來就強制我們輪流讀誣蔑大法和大法師父的白皮書和看錄像。我不讀，惡警霍豔就把我叫到隊長室毒打一頓。胡英、張豔，還有不滿十八週歲的小譚琪因為不讀，在我之前就被關進了小號。因為小號是臨時為我們弄的，只能裝下三個人，因為那裏再也裝不下第四個，我才躲過那場邪惡的迫害。

在小號裏，惡警強迫她們整天雙手抱膝坐著，不許動。當時正是夏天，把她們的屁股都坐爛了，流著膿血把褲衩都粘上了，上一次廁所就看她們要揭一次血痂。也不給吃飽飯，每次只給一小塊苞米麵餅子和幾口苞米麵粥。在小號裏每天都給她們播放誣蔑大法的錄音，她們所遭受的這一切迫害我們當時是能看到的，因為小號就在我們住的地方，是特意騰出的一個房間，這個小號房間被兩個檔板隔開，分別能裝下三個人，每個非常狹小的小號裏都有吊銬和地環，我們每次上廁所都會看到她們。她們這一被關進去，不「轉化」，不寫三書就不讓出來了，後來張豔因為虛脫已坐不住，惡警們就把她大字型吊起來，就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她的頭已經無法抬起。當我看到這一幕時我的眼淚無法止住，我的心滴血般的難過。

中共酷刑示意圖：吊銬

下面是鐵嶺的一位法輪功學員所見證的遼陽勞教所迫害經歷鏈接：《我在鐵嶺勞教院、遼陽勞教院、瀋陽監獄城遭受的殘害》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王東、王金萍、呂豔英被遼陽教養院扣上頑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馬三家勞教所迫害。

四、罪惡的馬三家

一九九九年的馬三家教養院是為吸毒犯專門蓋的戒毒所，建了一年多一直也沒用上。因為一九九九年上訪被非法勞教的遼寧法輪功學員特別多，這裏就成了專門迫害「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基地，也叫「集中營」，這裏的警察是為了迫害法輪功而專門組建的，都是從女一所抽調的一些專門管刑事犯的女獄警，所長蘇境原是女一所的所長。

馬三家女所旁邊就是男普教，男普教的六大隊就在馬三家正門的左側後面，離女所不到二十米，是一趟平房，男普教的六大隊是女所每天到食堂吃飯的必經之路，他們出操、出工、喊口號、唱歌，女所都能聽到和看到。有時男犯人會幫著女所抬飯桶。當年所長蘇境跟男隊的隊長都很熟，經常看到她與男所隊長在操場上談話，當年男所各大隊也非法關押了好多男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零年九月，我與王東、王金萍、呂豔英四個被遼陽教養院扣上頑固的大帽子秘密押送到了這裏。遼陽的王東、王金萍不知道給弄到了哪裏，我和呂豔英被帶到了二樓，二樓的大隊長叫王乃民四十多歲，（此人後因迫害法輪功提升政委了）四分隊的隊長是張秀榮（六九年生，後因迫害法輪功提升大隊長。）

張秀榮把我帶到大鐵門的裏邊，叫來兩個四防搜查我的行李和全身，然後又把我帶到辦公室，她簡單的了解了一下我個人的情況，然後叫來了兩個包夾把我帶到分隊的室裏，我到時，分隊室裏已有三十人了，兩人一張床鋪。張秀榮告訴我到馬三家的法輪功學員必須都得「轉化」，這裏是勞教是專政機關，「轉化率」已達到百分之百。

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早晨不到五點就被包夾叫起來到廁所的門後面，強迫聽猶大們遊說到後半夜兩點多。她們倒班說，嘴不停的說，我不明白她們說的嘴都冒白沫了為甚麼還說。我不理解她們被洗腦後的行為，聽不懂也不理解她們被洗腦後的思想。她們在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為甚麼她們都說一樣的話，都變成了與真善忍理念相反的人。一個月後，我知道了答案。

半個月的洗腦，我沒有被「轉化」，張秀榮脫去了偽善的外衣，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她把我叫到了辦公室，她叫四防把方木棍拿來，四防很熟練的把那個木棍子放在了我的雙腿腿肚子上，然後張秀榮二話不說揮拳砸向我的頭，一個窩心腳把我踹倒半坐在方木棍子上，然後讓我半蹲夾著方木棍跟她講話，如果棍子掉下來就用電棍電擊我。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弄的不知所措。她邊拳打腳踢我邊說：就你時間長，我們隊是百分之百的「轉化率」，就你沒寫三書，因為你，我的分隊都進不來新人，今天你寫也得寫，不寫也得寫，就是寫假的也得寫。我說：我不懂甚麼叫三書，你身為警察隨便打人你在執法犯法。她說，誰看見我打你了，你給我找出證人來。她見我不寫，就氣急敗壞的叫人把我帶到鐵門外的一個空屋裏，那裏沒有人，是專門酷刑法輪功學員的地方。她雙手拿起桌上的兩根大電棍直奔我杵來，邊電邊說：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酷刑演示：電棍電擊

電棍劈啪的閃著刺眼的藍光，電擊著我的臉、脖子、手和腳。我的呼吸開始困難，臉開始抽搐，人已無法正常站立，身體虛弱的向下倒去……。在極度的痛苦中，我的眼光開始對視這個生命，好像一切都靜止了，她在我的面前突然變得非常的渺小，可憐和卑微。我心中想起了我的師父，想起了師父的教誨：「你要不能愛你的敵人，你就圓滿不了。」[1]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境界？我無暇去想圓滿，怎樣去愛這個電擊我的人？她在迫害大法的信徒，她的生命將會去哪裏？……我沒有了痛苦的感覺，師父慈悲的能量灌透我的全身。窗外突然狂風四起雷聲大作，天都黑黃了，震耳的雷聲在窗前炸響，我完全沒有了懼怕與痛苦，我鄭重的告訴她我生命的最後一念都不會放棄法輪大法。她扔下了電棍破門而出。

四防把我拖回了監室，等我醒來，看到我的手、背、臉和脖子都是電焦的痕跡和水泡，人瘦的也不成樣，身體極度虛弱。我靜靜的躺在那裏感悟師父的教誨和容量，心中對師父充滿了感激和無限的敬仰，因為師父在我遭受巨大痛苦時教會了我如何做人。

我身邊的阿姨見我的身體已不成了樣，就眼含淚水勸我說：孩子啊你能堅持就堅持住，在這裏沒有幾個能挺過去的啊，實在堅持不住能寫就寫一個吧。我看著那些年邁的法輪功學員心就在想，原來她們就是這樣被馬三家「轉化」的啊。我難過的流下了眼淚。

馬三家的警察對「轉化」的學員不放心是真的「轉化」了，就威逼她們寫一些誣蔑師父、誣蔑大法的東西，同時還逼迫她們在大小會上說大法不好的話，然後還逼她們給當地的公安局、派出所還有家裏的人寫信，就說煉法輪功錯了，後悔了，等等。我看到那些受益於法輪大法曾經無病一身輕的學員，她們在寫這個違心的東西時的內心痛苦。黑白顛倒、謊言的欺騙，我怎麼能做這樣的人？

雖然被非法關押到這裏，作為人來講，我不能去違心的說謊話。如果我在這裏面因為承受不住迫害寫出一份違心的「轉化書」，馬三家把它郵寄到我的家鄉和公安局，那麼它就會像一顆炸彈一樣，炸向我的家鄉，炸向我的親人，他們會因為我的謊言而走到真善忍理念的對立面，那我的罪該有多大，所有參與的人的罪該有多大，要讓全世界的人了解到法輪功的真實情況該有多不容易。當時就這樣想，用生命去堅持不被洗腦，做一個人應該做的。

因為我的不「轉化」在影響著別人，張秀榮整天不讓我睡覺，由一群包夾輪換著圍攻我，最後把我交到了大隊長王乃民那裏。王乃民打人、電擊人，很少讓第二個人看到，進屋她就強制我蹲下，然後手拿兩根電棍同時電我，問我為甚麼不寫三書，這裏是勞教是管制機關。我說我學法輪大法是自願的，我不後悔，為甚麼要寫悔過書，《轉法輪》的作者沒教我做壞事，你為甚麼叫我寫揭批他的書，我揭批他甚麼？你不怕人家告你誣陷罪嗎？你不怕我怕。「我是被冤枉判『擾亂公共秩序』進來的，你們教養院為甚麼跟我談法輪功」你讓我保證甚麼？我為甚麼要向別人保證甚麼。我們在這裏是否有人權？警察打人是在執法犯法，同樣是傷害罪。她說：你愛上哪上哪告去，你還想要人權呢？我被她電擊十分鐘左右，就又一次被抬回分隊。我的身體被她們沒日沒夜的迫害已虛弱的不成人樣了。她也怕我會死在她的電棍下。

馬三家不會放過一個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張秀榮最後急了，召集一群打手給她們開會。晚上把我留在廁所的門後面，包夾們已分好了班，四個人一班，兩個小時一換。張秀榮下令不「轉化」就別想回去睡覺。她們有拿木棒的，有拿大號螺絲刀的，有拿針的，都準備好了。秦元清、魏宏偉，還有兩個邪悟的，上來對我就一頓打，別的室的打手們過來五－六個幫她們打，秦元清和魏宏偉把我的頭往牆上撞。我的腦袋耳朵被他們打得嗡嗡的響，整個走廊都聽得到那可怕的聲音。她們的嘴不停的罵大法，罵師父罵下流話，逼我寫「轉化書」。

後半夜，她們打累了就讓我的手伸平，腿半蹲站著，旁邊有人拿著紙和筆，逼寫三書。我的手背被魏宏偉的右手手指甲掐起放下，她的左手拿著做活的針放在我的腕下，等著被她掐起落下的手腕，她們就這樣掐著我手背上的皮提起來放下去，提起來放下去，來回紮，沒到兩個小時的時間，我的手背被她們掐成饅頭狀，腕下被針扎的血肉模糊。我把手挪開，她們就用木棍子，還有螺絲刀打我、捅我，魏紅偉掄起手拼命的搧打我的嘴巴子，搧我的臉，我腦子被她多次扇的嗡嗡響。她的嘴不停的在半夜裏說著陰陽怪氣的話：「你知道嗎？我已經等了你一千五百多年了」。她的話讓我在劇痛雜亂中安定下來，我吃力的睜開腫得只有一條縫的眼睛，靜靜的看著她們，再也感受不到針扎、拳頭、木棍、螺絲刀擊打我的痛。看著她們被馬三家洗腦後可憐而又可怕的表演，我的心在滴血，為她們流下了無法止住的淚水。我難過至極。我在心裏不停的喊著：師父，師父，我對她們無怨無恨。（我被他們毒打逼迫「轉化」時，蘇境、王乃民、張秀榮都到廁所「審查」過，蘇境、王乃民那時大小會都會講：國家對法輪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投資的經費相當於一場國際戰爭等等等等）

那時全國各地教養院都要來馬三家學習「轉化」經驗，省領導也會來。第二天張秀榮就命包夾們把我藏了起來。

視察結束後，張秀榮讓幾個四防和大小室長把我拖到辦公室，逼我寫「轉化書」，我不寫，她夥同另外兩個惡警隊長打我羞辱我，逼我「轉化」，寫三書，我不寫，張秀榮氣急敗壞的拿來剪子，上來就把我的頭摁在地上剪我的頭髮，看剪的不到位就又把剪子給了四防，四防又接著剪，她們邊罵邊打邊剪，我的頭髮被剪的男女不分。然後張秀榮狂笑著說這才像精神病呢？然後讓一群打手圍著我說，你看她煉法輪煉的臉色這麼不好，都煉出精神病來了。那時馬三家進來好多新來的，因為我沒「轉化」就把我弄成這樣嚇唬別人，說我煉出精神病來了。

當年那裏對強迫「轉化」後的學員是半天洗腦學習半天勞動，我幾乎就沒有享受過這個待遇，整天被拉出去迫害。每天精神都處在了恍惚的狀態，身體已極度虛弱，沒有了人的樣子。我想起了我年幼的兒子，如果我被她們害死，我可憐的孩子該怎麼辦。

我的媽媽打來了電話。一天張秀榮把我叫到了辦公室，讓我接電話，這是我被非法關押一年來第一次與家人通話，媽媽在電話的那一頭崩潰式的哭喊著讓我快寫個悔過書快回家，你爸出車禍人事不省了，在醫院裏搶救，外地親屬都來了，快回來見他最後一面吧，邊說邊號啕大哭，媽好不容易才打進來的電話啊，院長不批媽都不知你是死是活了，這日子沒法過了。電話那頭的媽媽已泣不成聲。這時的張秀榮可抓住了機會，拿來了桌上的紙和筆讓我趕快寫悔過書，我說我不後悔，我為甚麼要寫悔過書。

回到分隊，張秀榮召集全隊的人開會，說法輪功就是如何沒有親情，都不要家了，她媽哭成那樣她都不管。面對這場迫害帶來的家庭變故，對她的話我再也沒法忍耐。我當眾大聲說：到底誰是邪教，是誰把我們控制到這裏來的，是誰不讓我們要家人，我的父親現在死活不知，到底誰把我們關在這，斷我們的親情，天天精神控制我們。法輪功想學就學，不想學沒人強逼著學。張秀榮的臉都被氣青了，叫來四防把我又拽到大隊長室，當著王乃民和邱萍的面上來就照著我的肚子狠踹幾腳，然後打我的頭和臉。當時我就感到頭暈眼花噁心，小肚子劇痛直不起腰來，大隊長王乃民過來說我裝的，後來看我的臉變了顏色，張秀榮才住手。因我的孩子是剖腹產，留下的那個刀口被張秀榮那幾腳踹的彷彿裂開一般的劇痛，不來月經的我下身被她踹的流出了血。

從二零零零年的十月以後，多了剛來的趙素環，她被迫害的更加慘烈，三分隊的鄒桂榮、蘇菊珍她們身上都沒見過沒有傷的時候，那時半夜裏經常聽到蘇菊珍被電擊的慘烈叫聲，鄒桂榮常被帶出來羞辱遊鬥。趙素環筆下記錄馬三家迫害她的紀實，見《馬三家畫皮背後的猙獰 - 一位大法弟子用鮮血寫出的事實真相》

二零零一年的三月十六日不知為甚麼馬三家買了好多體育用品掛在牆上，全所打掃衛生，手工活都放到樓下的庫房裏，停止了所有的迫害活動。早上八點多鐘張秀榮拿著名單點到誰誰就出來，然後說分期分批去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抉擇」我們室三十二人點出十六人，然後被帶到一輛大客車上。這次行動是全院統一的，別的隊也是這樣，上車的都是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和包夾她們的勞教人員。這樣的學員從馬三家拉到少管所共三輛大客車。我們到了馬三家的少管所被關在大食堂裏面。不是電影院。晚上才被拉回馬三家。後來才知道那次的調離是因為馬三家來了外國記者。

二零零零年的十月記不得是哪一天，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採訪馬三家女二所時，採訪了我。當時我不知道為甚麼突然把我從廁所的門後叫回室。後來才知道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李玉強（就是採訪自焚偽案劉思影的那個）要採訪一個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她的後面是一個青年男子，肩上扛個錄像機，對著我就錄，然後李玉強面帶微笑手裏拿著麥克風走到我面前，問：你好！你是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嗎？我說：你好！是。她手拿麥克風對著我又問：你相信神佛的存在嗎？我反問她：你相信空氣的存在嗎？你相信電話沒線能通話嗎？你相信因為修煉法輪功在這裏被殘酷的迫害嗎？她沒有回答，帶著她的錄像師轉身離去。

下面是鄒桂榮筆下記錄下來她所見到李玉強的那一幕，摘自明慧網：《我在馬三家教養院的遭遇》

「在十月中旬，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記者採訪馬三家女二所時，我們三樓三分隊和一分隊的大法學員被支出去倒煤，當我們滿身黑塵回來時，中央電視台記者正在我所在室內採訪那些叛徒，我們二分隊八名堅定的大法學員被關到水房和廁所告知不許出來，即使身上黑灰洗漱完，衣服洗乾淨也得在水房呆著，並且由叛徒們看著，互相之間不讓說話。這是邱萍的命令，這次採訪就是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演的邱萍警察如何關心學員，給學員衣服穿。邱萍為甚麼不談在我丈夫給我送衣服時她一口回絕，拒之門外呢？邱萍及其馬三家教養所女警察所導演的一齣齣騙人的把戲哄得了一時，哄不了一世。昨天邱萍又用欺騙的方式向全國百姓闡明馬三家勞教所沒有打罵學員，殊不知她就是指使學員並親自動手打學員最殘忍的警察，她現在還在繼續欺騙世人，邪惡至極。」

李玉強她參加了馬三家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女所對「法輪功政策的兌現大會」。為了向外界顯示其所謂的「轉化成果」，「馬三家」舉辦了第五次所謂的「政策兌現大會」。當時遼寧省省委書記聞世震等省級官員和多家媒體出席了那次會議。那次大會把馬三家「勞教所」改變成了「遼寧省馬三家思想教育學校」，牌子上有聞世震的名字。聞世震在那次大會上發了言，肯定了馬三家警察的轉化「成績」。參加大會的有遼寧和各個省市的電視台，「天安門自焚偽案」中央電視台那個記者李玉強就在其中。當時有很多錄像機的鏡頭對著錄那次大會。有幾百人參加。當時三分隊的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員在台上發言，當時她被邪惡的馬三家「轉化」了成了她們的打手和幫兇（回家後聽說她又清醒了），當她講「馬三家這裏面『春風化雨、警察像媽媽一樣，這裏沒有迫害發生』時，法輪功學員鄒桂榮在台下突然站起來指責她說：「你在撒謊！」

話音還沒落，鄒桂榮就被一群警察和打手圍上按倒在地。當時坐在台上的聞世震和省裏及馬三家的院長十幾個領導同時都站了起來。鄒桂榮被帶走了。《我在馬三家教養院的遭遇》這篇文章裏記錄了她被帶走後的遭遇。

當時很多錄像機都在對著主席台錄像，突然的變故主席台上的人都很意外和尷尬的站了起來。錄像師和記者們馬上回過神來，把錄像機掉轉了方向，急忙快速的跑過去，十幾台各大媒體的錄像機，同時錄下了鄒桂榮被摁倒，被拽著頭髮，被一群男女警察押走的那一幕。

當時我們被迫害嚴重的法輪功學員都被身邊的包夾摁住。會場一片混亂，馬三家的惡警們全都氣勢洶洶驚恐萬分。面對這突如其來如此尷尬的場面，台上站出個不知名的男領導，拿著麥克風出來打圓場，對著台下說：剛才那個是法輪功的『頑固分子』，不要被其影響。大會草草結束。

當年有十幾家電視台的錄像機錄到了這一幕，我還沒有看到有人站出來。希望心存正義的錄像師，把你當年的錄像拿出來，再讓我們看一眼那個為了堅持宇宙真理而被中共虐殺身亡的鄒桂榮。

五、馬三家把我秘密的押到了黑男牢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結束了我在馬三家七個月與魔鬼打交道的艱難歲月，這一天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那天上午張秀榮點了我的名字讓我收拾東西，我不知道全室三十人為甚麼讓我一個人收拾東西並且連行李也要帶上，正在疑惑，對面室的趙素環也被叫了出來，我們倆拿著行李被帶到了院裏，院裏停著一輛大客車，很多男警察，這時各分隊的隊長也都出來了，惡警把平時被她們酷刑折磨沒有「轉化」的法輪功學員先後都帶了出來，共十名。鄒桂榮是最後被帶出來的，因為那時她被單獨關押。不知道哪一個隊長說，這回給你們找個好地方，讓你們好好煉。鄒桂榮問：把我們送到哪裏。沒人再回答。

臨走時，我意識到我們不會再回來，我望著迫害我的兩個隊長，很想對她們說些甚麼。我還是鼓足了勇氣走到了大隊長王乃民的面前，眼含淚水跟她說，請你在法輪功的這件事上擺正與你工作的關係，善待法輪功學員。她的眼裏沒有了惡意，向我無奈的苦笑了一下。我又看了一眼張秀榮，腦海裏浮現出她迫害我的一幕幕，她只比我小一歲，如果沒有這場迫害發生，我們這個年齡應該是朋友才對。我心生悲憐，張開了那瘦弱的雙臂走到她的面前擁抱了她，我小聲的告訴她，你一定要學尖一點，這件事到最後會清算的，你不要參與。她突然也慌張的快速的對著我的耳邊，非常小的聲音對我說：「你有病，記住你有病，你有病」。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句急迫的叮囑是甚麼意思，但完全肯定那話沒有一絲的惡意。後來才知道，她完全知道接下來我將被送到哪裏，將會面臨著甚麼。

我們十人（鄒桂榮、趙素環、任冬梅、周豔波、王麗、王敏、王克一、曲姓阿姨等）被男警戴上了手銬押上了那輛大客車。車上放著幾根大電棍，客車開到了男大隊。兩個男法輪功學員被幾個男警察押上了這輛大客車上。其中一個男法輪功學員叫彭庚（已被中共邪黨迫害致死），另一個不知姓名。

車突然停了，到了一所關押男犯的教養院，當時我並不知道那裏是甚麼地方，後來在明慧網得知那是張士教養院，那裏有專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黑監牢。對外就是張士勞教所。

到了院子裏，我們站了一排，我們的對面不知從哪裏來了一群人也站了一排，兩個膀大腰圓的男警察其中一個手裏拿著名單點過我們的名後，他就開始念一份上面下達對我們不「轉化」學員的宣告條例：對不「轉化」的法輪功學員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還說了很多要命的話，現記不清了。這是江澤民的命令。另一個男警手拿電棍部署兩個男犯給我們錄像。

彭庚和另一男法輪功被帶走，我們十個被帶到了男教所的小白樓。到了那個小白樓，我們每個人都被量了血壓，其中一個曲姓的法輪功學員被帶走了。那裏剩下了我們九個。小白樓的門口是警察的值班室，值班室的旁邊是鐵欄杆門，鐵欄杆門裏面是一層厚厚的隔音鐵門。

我們九個被分別分到了九個房間。我被分到第一房間。房間裏有一張大雙人床，和一個木製落地衣架，四個男人早已等候在那裏。我上廁所時看到一個大房間裏至少躺著三十多個不同年齡的男人在睡覺。我有些害怕，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他們是甚麼人，為甚麼這裏有這麼多的男人躺在地鋪上睡覺，到了晚上有了答案。

晚上十點多，我問一直呆在我房間裏的中年男人，你們為甚麼不離開我的房間，我要睡覺，其中一個男的說：睡覺？你要睡覺？哈哈。這裏不「轉化」沒有讓睡覺的，有一個女的在這裏「煉」到十八天都沒睡覺，最後煉成了精神病。

不一會兒，他們被換了班去睡覺了，又進來四、五個，不一會兒又進來一群，他們在走廊裏大聲喧嘩，吵鬧，砸門，不停的說著難聽的話語，到我的屋裏踹門而入，手拿錄像機對著我就亂錄，突然走廊裏傳來了鄒桂榮淒慘的喊叫，她不停的喊著我的名字，「麗萍，麗萍，我們從狼窩又被馬三家送到了虎穴，這個政府都在耍流氓了。」

聽到她淒慘的叫喊，我拼命的衝了出去。鄒桂榮也拼命的衝到了走廊，我抱住鄒桂榮死死的不撒手，看管我們的男犯不停的打我們，我拼命的護著瘦小的鄒桂榮，我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來，身上的衣服全被撕裂掉，褲子在腳面上，衣服在脖子下，幾乎一絲不掛。我和鄒桂榮都被拽回了房。他們四、五個男犯人把我扔到了床上，有摁胳膊，摁腿的，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騎在了我身上打我。我被打的暈頭轉向，終於躺在了床上。

等我從昏迷中醒來時，我的身旁已經躺了三個男人，左邊一個，右邊倆，右邊挨著我的男孩不停的在我的身體上亂摸，他的年齡還不到二十歲。他身後的那個男的手也不閒著；左邊那個手腳都不老實，不停抓撓我的臉，用腿來回頂我的下身；我的頭上方的地下也坐著一個，他的手不停的摸著我的頭和臉，陰陽怪氣的說著甚麼，我腿的間隙處還站著兩個，一個在錄像，一個站著看錄像，嘴不停的說著髒話，腳下不知是幾個，他們不停的抓撓我的腳心。嘴裏不停的說著髒話和狂笑，還不停的說：你別裝死啊，死了也得「轉化」。

我無法相信眼前這一幕，一口鮮血湧到嗓子眼。我的思維又一次的靜止下來，床上，床下，床左，床右一切的一切喧囂，好像離我是那麼的遠，那麼的遙遠。我的思維定格在了學校：從小學到初中老師們教我的愛祖國，愛黨，愛人民，社會主義好，撿到一分錢要交給警察叔叔，這的一切一切的思維瞬間在我的腦海裏浮現然後瞬間崩毀瓦解，腦子裏出現了邪黨的黨旗，黨旗在灰暗的空間飄盪著，一群幽靈在鐮刀斧頭下狂笑悠盪著。這一幕絕非形容，是那時腦中真實所見。那個聲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它原來如此的流氓。

我的耳朵從喧囂雜亂中聽到了鄒桂榮淒慘的喊叫聲，「麗萍，麗萍」。我彷彿在夢裏，不，不是夢，我確定那不是夢，這淒慘的叫聲再次把我的思維帶回了這可怕的人間地獄，我聽不到了任何雜亂的聲音，看不到任何事物，我拼命的起來在尋找那個熟悉的聲音。我的頭被門前守著的「魔鬼」用落地式衣掛砸中，我的頭瞬間有一股熱流流在了我的臉上，我拼命的站起，我的意識裏再也沒有了生死的概念。沒有生命能阻擋我，我拼命的砸門，同時我的身體被拼命的砸著。我不停的呼喊鄒桂榮的名字。鄒桂榮衝到了我的房間，抱起我衝向了那罪惡的鐵門。

我倆同時拼命的砸那鐵門。鐵門終於開了。我們倆已傷痕累累。面對警察我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並質問他：這裏是中國的勞教所嗎？政府為甚麼對我們如此的耍流氓。你是否有母親，有妻子，有姐妹，有七姑八姨。這裏的一切流氓行為是否代表國家的行為。今天這些男人如果不離開我們的房間，我會記住今天，今天是二零零一年的四月十九日，是你在這天晚上值班，我們活著出去一定會告你，我們如果死在這裏，我們的靈魂絕不會放過你。我們的忍耐絕不是無度。他聽了我們的話，叫來了看管我們的男犯，告訴他們在他值班時不要叫這倆個人出事，讓她倆今晚在一起，讓她們睡覺。

我們倆被帶回了我住的房間。這回一切都消停了，房間裏只留下了四個男人看管我們，我倆眼含熱淚對視一夜沒有閤眼，走廊裏不時傳來別的房間敲門砸門嚎叫聲。

四月二十日，警察交接班，鄒桂榮被帶回了房間，我看到一個管事的男犯手裏拿著昨晚的記錄在彙報。不一會兒昨晚那些「魔鬼」拿著錄像機又到了我的房間，這回多了個女的，他們拿來了好多大法的書，他們讀一段，按著他們的意思邪悟一段說給我聽一段，然後其中昨晚騎在我身上打我的那個男的見我不跟他們學，就從地上一把把我拽到床上打我，然後問我為啥不學了呢？你不是想學想煉嗎？我說我沒有犯罪，這裏不是我學法的地方，我為甚麼要在這裏學。為甚麼讓人關起來學。他們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記錄在一個本子上，然後讓我看對不。到了吃飯的時候，面對這裏的菜、飯，我再也吃不下了。身體虛弱的已不成樣子。

到了晚上，昨夜那一幕再次上演，因為今晚值班警察換了，鄒桂榮再次被追打到我的房間，我起身一口鮮血吐到地上，那一刻一切聲音都停止了，鄒桂榮哭著喊我的名字。他們彙報了隊長，鄒桂榮被留下來照顧我，這時他們還不忘迫害鄒桂榮，讓鄒桂榮跟他們學斷章取義的法，鄒桂榮好久沒有看到師父，看到師父的講法，剛要拿那裏的書，我無力的告訴她：我們不能在這裏學，那是恥辱……她聽話的看著我，把拿在手裏的書放下了。我看著可憐的鄒桂榮安慰她說：我們回家一定好好學。

那群魔鬼又一夜沒有讓我們消停。後來我床頭的那個男的說：她的頭和身上都燙手，別弄出人命，他們每個人都過來摸了我的頭和身體，都消停了，那一晚我們不知是怎麼過來的。

第三天，我和鄒桂榮想起了任冬梅，她是一個未婚的大姑娘，被關在最裏邊的房間裏。我倆已沒有了生死的概念，衝到走廊大聲揭露邪惡，呼喊著任冬梅的名字。三天沒吃，沒喝，沒睡發燒的我找到警察，含淚告訴她任冬梅還是一個未婚的大姑娘，你們如果還有人性就不能傷害她。你們也有女兒。

第四天，來了一群警察，我和鄒桂榮各被兩個男警架走，臨走時我們不停的呼喊任冬梅的名字，任冬梅最後也被架了出來。那六個法輪功學員不知在裏面是如何度過的。後來他們九死一生的也被非法秘密關押到沈新教養院。

我們九個法輪功學員用生命才保住靈魂的純潔。多年來我從來沒有把那裏的經歷詳細的寫出來，是因為我的精神已經崩潰，不敢也不願想起。因為想起它，我就會陷在極度的恐懼和痛苦中。

註﹕後來才得知道，那裏在我們去之前已經「轉化」了三十三位法輪功學員，有被迫害成精神病的，有被「轉化」後在那裏跟男犯處對像的。總之是群魔亂舞邪惡至極的地方。多年來那裏沒有停止過對男女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

六、打傷我的沈新教養院

這個教養院的院子很大，層層鐵門，是專門關押男普教的地方，他們跟遼陽、馬三家的男犯人一樣，主要以勞役為主，每天勞役、唱歌、走步、軍事化管理。男法輪功學員就在他們其中。如果堅定不「轉化」，就會單獨關押。當年女法輪功學員被單獨關押一處，警察也是臨時組建抽調來的。當年院長：劉晶；主管迫害法輪功隊長：郭勇，宋小石，鄧陽（女）等，還有不到八名不記得姓名的女隊長，她們二十四小時倒班看管迫害法輪功學員。

我和鄒桂榮被帶到了獄警大隊，主管迫害法輪功的隊長叫郭勇（當年四十多歲）把我們帶到隊長室，我和鄒桂榮向他講述了我們被多家教養院迫害的整個經歷，要求給我們提供筆和紙，希望沈新教養院不要參與迫害我們。我們要在這裏控告各家勞教所對我們慘無人性的迫害。當時不知道那個「黑牢」是哪裏，我跟郭勇隊長講了那裏的邪惡，也講了這個政府都在耍流氓了，竟能做出把男人跟女人關押在一起的事情。如果不是我親歷，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相信，就是聽說我都有可能不會信。因為那個行為完全超出了我思想意識的底線。我問郭勇你能給我們解釋馬三家為甚麼邪惡到這種程度嗎？為甚麼非要這樣侮辱我們？它們的所為是否代表政府？她們也是女人，為甚麼害自己的同類，動物都不會。我們被折磨的四天四夜都沒有睡覺了，郭勇說：我們這裏不會，我們這裏從來沒有迫害過法輪功。我們這裏是講法律的。你們拿著行李讓××（中年女隊長，記不清姓名）隊長帶你們進房間好好睡一覺再說。我和鄒桂榮、任冬梅在那裏真的睡了一個好覺，幾乎一年半的時間，我們從來就沒有這樣睡過。等我們醒來時，我們才好好看看我們住的牢房，這個房間四週都是上下床鋪，但人只有我們三個。我們身邊沒有了包夾，我們真的就像吃了生日蛋糕一樣，不知有多高興，簡直忘記了這是勞教所。

第二天郭勇把我和鄒桂榮、任冬梅叫到隊長室，郭勇說：你們的事我們向上面彙報了，你們可以寫上訴材料，這裏是紙和筆你們拿去寫吧，我和鄒桂榮謝過他，拿著他給的紙和筆回到房裏。我們三個在那裏第一次寫下了我們被迫害的上訴狀。幾天後，郭勇叫女隊長把我們寫的東西交上去，因為紙張少，我們交上去的都是原件，這一交上去就沒了音信。鄒桂榮聽隊長說她快到期了教養院聯繫到了她的家人，讓其家屬來勸勸「轉化」，不「轉化」就不會放人，鄒桂榮就跟我說要把那寫好的材料要回來，讓家人偷偷帶出去曝光。然後她就走到鐵欄杆門前，跟郭勇隊長要那材料。要了幾次都沒有回音，不一會兒，從鐵門裏出來兩個女隊長罵鄒桂榮，然後氣沖沖的拿來鐵門鑰匙，打開鐵門，她們倆一把把鄒桂榮抓起來，來回在走廊裏輪著打。鄒桂榮幾次被輪番打趴倒地上，我見兩個女隊長越打越狠，擔心鄒桂榮再被打傷，我就衝到走廊抱起鄒桂榮把她摟在我的懷裏，不讓警察再打到她，那兩個隊長就一起來拽我打我。

見我抱著鄒桂榮不撒手，一直站在鐵門外觀看的郭勇就一個健步衝進來，左手抓住我的頭髮往後拽，一條腿頂住我的腰部，右手猛擊我的頭、脖子和後背，我後背的骨頭被他打得劇烈疼痛。兩個女警隊長同時拽打鄒桂榮。我們倆就這樣被他們打開。

之後我的頭幾天都抬不起來，頭髮被拽掉一地。

七、龍山教養院

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我被單獨押送到龍山教養院，到那正好趕上放大假，剛一到那，值班隊長就把我帶到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分隊，在晚飯前龍山教養院要求每個人都要寫一份思想彙報。我就寫下了我被迫害的簡單經過，然後寫上各個教養院對法輪功的問題是黑白顛倒，整天無聊的讓人講假話等等。我的思想彙報交上還不到半小時，我就被值班隊長叫出去，要求收拾東西，把我轉移到對面的鐵門裏，那裏關押的是女普教。晚上值班警察找我談話，說：你要遵守這裏的規矩，不許散布不利於「轉化」的言論。我們龍山教養院二百多人幾乎百分之百的「轉化率」，不能因為你使她們反彈。我說：我的言論如果真能起到那麼大的作用，你不認為你們的理論有問題嗎？為甚麼明知不對還要「轉化」？他說：你以為我們願意啊，這是我們說了算的嗎？你到這裏來沒人給你「轉化」，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這裏是專政機關，必要時我們甚麼辦法都有，甚麼都可以為你用。我說，你對死人還有甚麼辦法嗎？我說我會在這裏絕食抗議，抗議對我的非法秘密多次轉押到底，直至生命最後一息。馬三家沒有把我迫害死，那就死到你們這裏，這回你們龍山教養院也在全國出出名。

接下來，每個值班的警察隊長，包括當年姓唐的院長和張教導員，他們每晚值班時，都找了我談話。我向他們一一講了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和被各家教養院迫害我的經歷和手段。我的思想和感受也沒忘講給他們。我對他們說：在這場邪惡的迫害過程中，我分清了正義與邪惡，我不是你們說的是法輪功的頑固分子，我是寧死也不跟從你們做一個千古的罪人、打手和邪惡的人。我是在堅守著這個，是法輪功的理念幫助我做到了這一點。就單憑我的境界，我還真做不到，如果我不看到《轉法輪》這本書，你相信我對針扎我的人會怎樣？所有參與迫害我的人，都應該感謝李洪志老師才對。這種超然的境界是我用生命的代價，在正與邪的艱難選擇中，才體悟、感悟到的。對於李洪志老師我本來不了解，「法輪大法好」、怎樣的好，我感悟的也不那麼深入，可是你們這一迫害，善惡一分明，我才越來越感悟到，這個老師他怎麼這麼好，這麼了不起，我發自內心的敬仰他，因為他教會了我在最痛苦的時候，在失去個人利益的時候，如何的做一個人。這樣正的人，你不認為我該去敬仰和尊敬嗎？反過來，我為了說一句真話，在這場邪惡的迫害過程中，讓我見證那麼多醜惡的嘴臉，邪惡至極的程度讓我用人間的語言都無法描述。

警察也是人，他們沒有一個聽不懂我的話，都表示這是他們的工作，上指下派，上面讓怎麼做就怎麼做。不工作沒飯吃。有一個警察隊長說，你要不服就去找江澤民，去告江澤民，我們還解脫了呢。一天，龍山教養院的張姓教導員值班找我談話，小聲告訴我：你要把你的事一定要讓家裏人知道，要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江澤民已對你們法輪功下令，你們死了會白死的，對你們會殺人滅口的，明白嗎？我謝過他，同時也給他不到七歲的孩子講了真善忍好。（他值班時帶了孩子）

在龍山教養院我見到了我的媽媽、孩子和弟弟。那個教導員智慧的幫助了我，偷偷的給我的媽媽打了電話。

在龍山教養院的十天，被四個女犯人倒班包夾，行動受限。我就含淚跟她們講我們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輪功的美好，教她們背《洪吟》，幫助她們解開心結，引導她們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做一個好人，重德行，讓家人少操些心。她們在變好，我做了警察做不到的事情。女警見犯人們的心不再那麼浮躁，在變好，對我的一切所為避而不見。法輪功給她們減輕了工作壓力，因為監獄和教養院最怕犯人年、節想家出事。

在那裏我時刻沒有忘記被它們洗腦後「轉化」的昔日同修們。看到她們排著隊去食堂吃飯，我想到了師父。我的心一陣劇痛，「恥辱」二字堵住了我的心臟，我的血液在倒流，眼含淚水衝到普教的窗口，對著大院食堂，我大聲的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還我師父清白」，「法輪大法好，……還我師父清白」……

五月十號，十天沒吃一粒米、沒喝一口水的我，被龍山教養又給我推回了沈新教養院，因為他們怕我死在龍山教養院，又怕影響他們的「轉化率」。

到沈新教養院我見到了鄒桂榮、任冬梅、周豔波和趙素環等。趙素環等六個法輪功學員從那「男黑窩」也活著闖了出來。我們九個又被關在了一起。因為我十天沒吃沒喝，被沈新教養院的隊長郭勇帶著男犯人拉出去野蠻灌食。鄒桂榮見我們超期關押的問題解決無望，為了減輕我被迫害的壓力，她又一次的絕食抗議。先後又有兩名同修絕食，我們以此行為強烈要求見瀋陽司法局的局長。

不記得是哪一天，我和趙素環被灌完食後叫到樓上，在那裏我們倆見到了瀋陽市的司法局長韓廣生。他聽完了我們的經歷，我跟他講了我被馬三家殘酷的迫害被針扎的事件和被關男所事件。我們已經面臨超期關押，他問了一些事情，他說看過我們的材料。我們的事情他說回去會研究。於是我們都吃了飯，等著他回去研究的結果。

不記得是哪一天，結果出來了，馬三家教養院女二所惡警王樹增（音）拿著三個檔案袋。到沈新教養院給我和鄒桂榮、任冬梅加期，讓我們在加期單上簽字。鄒桂榮無法接受這事實，精神都要崩潰了，把那個加期單撕毀了。我對鄒桂榮說：不要撕毀，將來都是迫害我們的證據。王樹增說，撕了也加期。拿著檔案袋就走了。我們因此又一次絕食抗議，要求無條件釋放。因為我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不吃教養院的飯了。我們身體雖被囚，但精神一定要無罪。

絕食期間，我和鄒桂榮被關進禁閉室，我們倆被隔開，我在一號禁閉室，鄒桂榮在三號，郭勇天天和宋曉石還有院長助理鄧陽帶著男犯人拖拽著我們去灌食，幾天後鄒桂榮被強按著扎點滴，她不配合拒絕扎針，拔掉針頭，惡警郭勇就重重地打她，她的臉被扇紅了，五個手指痕印在她臉上。我焦急的在禁閉室內看著這一切，不停的搖撼鐵門大聲揭露邪惡，很想把惡警們的注意力引到我這裏來，來減輕鄒桂榮的被毒打的壓力。看到我的同修遭到如此的毒打，我心在滴血，在禁閉室裏我不停的大聲喊鄒桂榮的名字，「鄒桂榮、鄒桂榮……，你們不許打她，不許打她」，鄒桂榮也喊著我的名字。我和鄒桂榮每天兩次被惡警和男犯人從禁閉室強行拖拽出去灌食。男犯人拖拽我的過程中對我有猥褻行為，我大聲揭露邪惡，指責沈新教養院違反法律，利用男犯給我們野蠻流氓式的灌食。沒有想到的是，那次的抗議他們竟聽進去了。接下來給了我戲劇般的一個回覆。

一群白衣中青年男子（其中有男獄醫和郭勇）手拿灌食的各種器具，站在禁閉室的鐵門外，當時把我嚇一大跳，我還以為我到了醫院了呢，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回過神來一看他們都是平時給我拉出去灌食的隊長，和男犯，那幾個男犯人們也都穿上了白大褂，雙手都戴上了白手套，面目表情非常嚴肅，好像剛被訓過話，顯得很正規。可是土豆就是土豆，永遠冒充不了地瓜。簡直太搞笑了，讓人哭笑不得。他們穿戴雖然變了，「黑手」變成了「白手」，可是他們的惡性並沒有改變。我被這群白影包圍廝打，又一次被拉出去野蠻灌食。我的鼻子、喉嚨和胃都被他們插出了血。

後來我的胃再不能插管，男犯就使勁捏著我的鼻子往嘴裏灌，我幾次被他們灌得幾乎窒息身亡。

十一天後，我因尿失禁和血尿。教養院把我和傷痕累累的鄒桂榮，還有周豔波，抬到瀋陽大北地下監管醫院，那時我們已經沒有了人的樣子，骨瘦如柴，精神崩潰、傷痕累累。

五月二十七日這天早晨剛過九點多，沈新教養院的院長劉晶、大隊長宋小石，郭勇，兩名白衣男獄醫、院長助理鄧陽、矮胖中年（記不清姓名）女教導員，還有一群不認識的獄警和女隊長，都來到了禁閉室。這陣勢讓我一陣恐懼。宋小石拿著圓盤鑰匙，（那個圓盤上轉圈都是鑰匙孔，掛著各個牢房的鑰匙）打開了禁閉室的門，又找到手銬的鑰匙，放開了吊銬了一夜、血尿失禁的我。劉晶說你們還頑固不化，不要命了，江澤民有令，對你們法輪功頑固分子採取了滅絕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你們還犯傻，還執迷不悟，你們死了這筆帳可別算在我們身上。

中年女矮胖教導員走到我的面前急切的說：你是一個有孩子，有前途，有才華的女人，你將來一定會是一個前途無量的成功企業家，在法輪功的問題上你不要太犟了，會沒命的，寫一個「轉化書」還來得及，活著回去再煉吧，孩子。我說：謝謝你，如果我們不是在這裏這樣相識，我相信，我們的相處一定會像母女，但是，你希望我為了苟活背信棄義、違心的做出加害老師的事嗎？一個母親會教自己的孩子這樣做人嗎？你瞧得起這樣的生命嗎？

女隊長們七嘴八舌都過來指責我不知好歹，院長劉晶對宋小石說把她們帶走吧。我和鄒桂榮、周豔波被架出了禁閉室，上了一輛麵包車，車上有兩根大電棍伴隨著我們。

八、瀋陽大北監獄地下犯人醫院

瀋陽大北監獄地下犯人醫院，我不知它的歷史和由來。在送我們到監管醫院來的前一分鐘，我們都不知將會送到哪裏。車開到了這個大院，宋小石，院長助理鄧陽，（她手裏拿著一個檔案袋）辦理了一些手續，然後從大院的鐵門裏出來個中年男子，宋小石和鄧陽走過去向那人交代了幾句，然後讓我們三個下車。我們互相攙扶著下了車，那人把我們帶到了院中院，向鐵門內的一個通往地下的通道口走去。

我恐懼萬分，停住了腳步，不敢再向前邁步。我的皮膚瞬間起了一層雞皮疙瘩，身體瞬間冷的直打牙骨，我顫抖的問那個男的，你要把我們帶到哪裏，他看著我驚慌失措的眼神，對我說：這裏是監獄的犯人醫院，我姓郭（後來知道他是郭勇的弟弟），你們不要害怕。我們都顫抖著身體跟著他走了下去。走到再也看不到洞口時，我看到了一個鐵欄杆門，門前有個辦公桌，桌上放著登記冊。那裏坐著一個沒有著裝（穿的是便服）的二十四、五歲的年輕小伙子，他凳子的右側開著一扇厚厚的、看樣子很重的隔音鐵門（我在那男黑窩，和馬三家的小號見過這種門，但這裏的門要比那些地方的重和厚，重厚度至少多出一倍），等我們走到跟前被登記時，我看到了那個開著的鐵門裏，是個凹狀的水池子，裏邊有水。看樣子我們到那時，那裏正在放風，那個小伙子見我看到那裏，就把那門關上了，等我再想看時，甚麼都沒有了，就是一面牆。我的思維瞬間被這一幕弄亂了，在懷疑自己的視覺。（後來回到家，我看到女法輪功學員丁岩被迫害致死在水牢裏，我想到了那一幕）。

鐵欄杆門響了，出來兩個女犯，年輕的看守對那兩個女犯說，你們搜一下她們的身，給她們分一下房，帶回房去吧。鎖鐵門的叮噹聲再次響起時，我們突然聽到一個撕心裂肺的喊叫聲，救命啊，快救命啊，一個男的聲音在淒慘的喊救命。女管房見我們害怕的樣子就告訴我們，這裏是監獄醫院，天天都會這樣。那邊鐵門裏關的都是男病犯。那個叫喊的關在這裏十多年了，是個政治犯。別害怕。你們不是法輪（功學員）嗎？這裏總有法輪（功學員）進來。（註﹕後來上廁所時見到過那個政治犯，那個人非常高大、頭髮、鬍子都很長很亂，毛髮、臉上都是大便，戴著手銬和腳鐐，聽到最響的鐐銬聲就是他出來了。他有專人看管。）

進到房裏，我們三個被分到了走廊的一張單人床上，床上有一個破舊不堪發黃的破被罩，看守又給我們扔進來一個棉花套，那發黃的棉花套都是大小窟窿，一使勁都能擰出水來。這時我們才發現這裏根本就沒有黑天白天的概念，陰暗潮濕。走廊的盡頭就是一個破舊木板屏風，屏風後面就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小便盆，因為這裏一天就放茅廁兩次。早上和晚上各一次。我們暫時就住在這個走廊裏，頭頂就是那個屏風。那個味道至今難忘。

到了這裏管二號房的王姐走到了我們中間，她五十多歲，她主動向我們了解了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她也跟我們講了一些她在看守所看到法輪功學員被打的情況。詳見：《我在獄中見到的三十四位法輪功弟子》

王大姐見我傷的厲害，就把我叫到她的管房裏，給了我一些生活用品，然後告訴我，在這裏一定要吃飯，把命先保住。有個龍山教養院送來的孫紅豔，就被這裏雜役（男犯人）常拉出去灌食，最後大小便失禁了，聽這裏的人講那罪遭的，不行了才被拉走，聽說到家就死了。你可要好好活著，教教我們也煉煉功。我說好，那我們就一起學，五套功法我還沒學太會呢。

於是鄒桂榮和周豔波就教我們煉功，她們兩個都會背經文，我只會背《論語》《洪吟》，那裏兩個房四十多人有一多半的犯人跟我們學煉功，每個人都會背幾首《洪吟》。我在那裏學會了全部的功法，絕經的王大姐來了例假，大北監獄的女病犯們，通過背誦《洪吟》後，很少再聽到罵人、貪佔別人的物品了。我們三個的身體通過學法煉功，很快恢復了一些元氣。

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五日，沈新教養院見我們三個還活著，沒有像他們預期想的那樣，白跟我們道別了，就惱羞成怒的把我們拉回了沈新教養院。

回到沈新教養院，這一群惡警就像瘋了一樣，大聲罵我們，還說監管醫院有我們三個都成了法輪世界了，成了煉功場了。

回到沈新教養院的第三天，一群警察開完會出來，進到我們的房裏，強行讓我們穿勞教服裝，我拼死不穿，一群男女警察就把我拽到郭勇辦公室，郭勇二話沒說，拿起桌上的大電棍就電擊我，電棍劈啪的電擊聲，整個走廊都聽得到，他邊電擊我邊說：你就是一個勞教分子，把衣服穿上，你穿不穿，你就是個勞教分子。我被他電到沙發上，我對他說，我沒有犯罪，是你正在對我犯罪，這衣服你穿最合適、你穿最對。他的電棍杵向了我的頭和臉。我被他電倒在地，被一群女警和男犯人拖拽進禁閉室。鄒桂榮被一群女警邊打邊罵也拖拽到禁閉室。一號、三號禁閉室成了我倆被隨意迫害的基地了。

我倆又在這裏相依為命了。一群警察上到樓上，因為樓上還有七名法輪功學員。看管禁閉室的人員還沒來，鄒桂榮跟我說：麗萍啊，麗萍，這裏又是咱倆。我說：是，不要嫌少，就是這個世界就剩你一個還活著，你也不能穿那罪惡的衣服。她說：知道了；麗萍啊，你現在咋樣啊？我說：姐，你沒有事吧？她哭著說：麗萍啊，麗萍。兩行無聲的淚水，我再也無法止住，「姐，你不要擔心我，我不會死的，我會一直和你在一起的。」她說，我也一直會和你在一起的。我說，知道了，你給我背經文啊，姐。她說，你要聽哪篇？我說：咱倆一起先背《無存》，你再給我背《位置》。她說，好。

下午，這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人們像土匪一樣又闖進禁閉室，我們倆無奈的又一次被它們打擾。其中男警有宋小石，郭勇，還有一個中年男警，一直跟著迫害我們，但他很少說話，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姓甚麼，女警有鄧陽；他們進到禁閉室二話不說，上來就把我摁住，扒光了我的衣服，把我的衣服扔到了廁所，我的手再也無處放，我的身體任其群魔隨意扭打，我的頭髮被他們拽掉一地。我的大腦一片空白，我用人類哪種語言都沒法描述那一刻，那一刻的心情，我不想再活了，他們那一群魔鬼也扒光了鄒桂榮的衣服，鄒桂榮掙扎的聲音傳出很遠很遠。她哭了，我還沒有見到過她在邪惡面前哭過。我們倆沒有了語言的交流。我無聲的流下了兩行思念兒子的淚水，我雙手抱肩，沒有猶豫，我的頭撞向了廁所邊上唯一的一個帶角的牆垛。警察們迅速的跑過來，把門打開把我摁倒在地，一隻手被他們拿來手銬把我銬在地上的鐵網上。我的頭被撞出個大包。頭暈眼花的我，一個手擋著前胸佝僂著身體，艱難的遮擋著我的前身，我昏昏沉沉的睡著了，甚麼都聽不到了。

第二天，郭勇、宋小石，鄧陽還有兩個女警和兩個男犯人拿著鐵鍬、鐵鎬、土籃子來到禁閉室。鄧陽手指著我對男犯人說：你看這法輪功煉的多不要臉，衣服都不穿了，煉到最高境界了。兩個男犯人看著我都笑了。廁所邊上的那個小牆垛被他們刨倒了，抹上了水泥。我單手抱肩坐在那裏任其隨意觀光。老天的眷顧，飛揚的塵土為我遮擋了部份的羞辱。

見我寧可光著也不穿他們的勞教服，以郭勇、宋小石、鄧陽為首的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人們又一次的衝到禁閉室，進來就把我摁倒，打開手銬，強行給我套上了那罪惡的、代表勞教人員的衣服。這回他們把我的雙手都銬在了地上的鐵網上。我的精神再次崩潰，一口鮮血湧出來，我又開始了吐血。

這回我不是絕食了，是太「噁心」了。幾天不吃不喝的我再次被那群魔鬼拉出去灌食，也許我的身體太虛弱了，他們拉扯我時也沒那麼猛烈了，那我就跟你們這一群人講一講人的道理吧。我問他們家裏是否有女人、有母親、妻子和女兒，對我的所為你們是否想到了她們。

每次把我拉出去灌食，都要經過教養院的大院，每次都有四個男犯人拽著我的四肢，臉朝天，拖拽到地方。

有冤無處訴，有話無處講，我就對著教養院的天空喊著講，「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好」，沈新教養院迫害好人天理難容。法輪功（學員）被超期關押在這裏，不讓見家人。沈新教養警察執法犯法隨意打人，野蠻灌食，是他們在斷我們的親情。不要聽信電視的謊言，法輪功沒有錯。在白雲下，各層樓的鐵窗裏我都看到了光頭，光頭隨著我的喊聲多了起來，後來在幾次的灌食途中，他們會伸出手來向我豎大拇指，還有敬禮的，光頭們成了我的粉絲團，這回全樓都知道法輪功遭迫害了。閒暇間的話題就是法輪功。因為老天安排他們那段時間沒出勞役。

一天禁閉室的窗外多了個男孩子在打掃院子，他偷偷的從窗欄杆外遞進一瓶可樂，和一個麵包，他說，大姐你真偉大，真了不起，敢說警察。這是樓上一個哥們給你的，沒有別的意思就是佩服你。你有甚麼事，快跟我說，我們都會幫你。我說，快記下我家的電話，一定要想辦法叫我的家人知道我的事。他說接見時會叫哥們想辦法。我說，你快把那吃的拿走，別讓警察看見給你加期，他伸過頭看到我的雙手被銬著，就快速的把那瓶可樂和麵包揣進了懷裏，他邊掃地邊跟我說，我好不容易帶到這。我說，謝謝你。沒有收下他的食物，他有些失望。（後來這個男孩子幫助了我，我的媽媽找到這裏。但沒有讓我見。）

因為樓上樓下的男犯人們，每天定點到鐵窗前等待聽到我聲音的人數越來越多。我看到他們有互相爭窗欄的現象，郭勇也看到了，抬我出去灌食的警察們看到了他們伸出窗外的大拇指。他們驚恐萬分。

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被抬出去過，他們開通了一個新的灌食通道。在灌食的路上我被兩個男普教架著（不是四個抬著了），旁邊是一群男女隊長，郭勇告訴我，給你們灌一次五十元，跟你家裏要。我告訴他我的家裏沒有錢，是你們知法犯法，不解決我們的問題，強行利用灌食迫害我們。郭勇氣急敗壞，左手一把抓住我的頭髮，另一隻手連續猛擊我的後腰，我的右腿瞬間自動往上收起，我痛的大叫，無法忍受那種痛。他邊打我時邊說：誰迫害你了，誰看見我迫害你了，誰看見我打你了，你給我找出證人了，你有能耐去告我呀。我全身痛出一身汗，大叫不止。把我抬回禁閉室，我已經不能站起來了，我的腰疼痛難忍，我的右腿落不下，一個腿長，一個腿短了。

第二天，宋小石和鄧陽還有兩個隊長帶著穿馬甲（區分服）的兩個男犯人把我架出了禁閉室，上了一個麵包車，我被拉到瀋陽的八院，我的腰被拍了片子。結果不知道，但從那以後郭勇很少單獨出現在我的面前。

我一直也不知道姓名，很少說話，又每次都參與迫害我們的那個中年小個男隊長，不記得哪天，他打開了禁閉室的鐵門，手裏拎了一袋餃子，我的一隻手的手銬被他打開，他說，教養院的飯你不吃，這是你媽媽送來的，你該吃了吧？聽到了媽媽，我淚如雨下。我問那隊長，你們讓我們母女用這樣的方式溝通嗎？這餃子你能吃下去嗎？他鎖上鐵門走了。我看到那地上的餃子，我號啕大哭。在沈新教養院我沒有見到我的母親。

（待續）

註﹕
[1]李洪志師父著作：《澳大利亞法會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