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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林校教師董志昆遭非法判刑、開除等迫害
然而，中共邪黨在一九九九年發動的對法輪功學員的邪惡迫害，卻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世人深受毒害，願從我的親身經歷中，能讓您看到法輪大法的美好和中共邪黨迫害的殘酷。
往事不堪回首
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出生在昆明市宜良縣可保煤礦的一個工人家庭。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因工傷而雙目失明，她因此焦慮過度導致精神失常，患了精神分裂症。不久父親又因肝癌去世，剩下年邁的奶奶、兩個姐姐和我。為了生活，大姐早早的就輟學參加了工作。沒過多久，二姐也患了精神病。
一個家庭有這樣兩個病人，整日就沒有寧息的時候。她們整天自言自語，大聲罵人，悲喜無常，甚至打人毀物。我幾乎時時處在恐懼之中。大姐為醫治母女倆的病，到處求醫，傾盡所有，但均是收效甚微，且治療一停就恢復原狀。沒有辦法，為防止二姐出去惹禍，只好將她強行鎖在一間屋子裏。
不幸的遭遇，使我從小形成了性情孤僻、鬱鬱寡歡和膽小自卑的性格。身體虛弱多病，經常流鼻血，腸胃不好，失眠、神經衰弱，頭痛難耐，常感腰酸背痛，隨時都在感冒……唯一使人欣慰的是，我學習成績還不錯，一九八二年全可保煤礦子弟學校只有我一個人考入大學──西南林學院。然而，身心的病痛，使我在大學的學習力不從心，身體狀況一天比一天差，經常吃藥已是家常便飯。
大姐的婚姻也很不幸。一九八六年四月，就在我大學即將畢業的前夕，大姐因受其夫虐待，留下不足一歲的女兒投水身亡。聽到這個噩耗，我悲痛欲絕。當我回家為大姐辦理後事時，很多鄰居和大姐同事都說：你姐被她丈夫及家人害得很慘，你要為她討回公道。並告訴了我很多他們迫害她的具體事實。我按照法律程序在當地法院遞交了訴狀，但法院以各種理由不予受理。據說他家人多勢眾，關係網比較硬，並向法院有關人員送了禮。我要錢沒錢，又孤獨無助，我恨自己太無能……蒼天在上，我不知道我這一家怎麼這麼悲慘？命運為何對我如此不公？
畢業後，我想從律師事務所和宣傳媒體方面獲得幫助，但由於各方面的阻力和工作壓力，始終感到力不從心，最後不了了之。我當時就深深的疑惑，不知道國家如此龐大的公、檢、法機構為甚麼就不能為我悲慘的家庭主持一下公道呢？至此在我傷痕累累的心靈深處又留下了厭世恨俗的創痛。
奶奶日漸衰老，已無力照看兩個病人，想回西雙版納老家度晚年。一九八七年，我將奶奶送回版納。家裏兩個病人暫由礦上安排一人照料。後來為繼續醫治母女倆，我又求醫問藥，花了不少錢，但也是稍好又返。就這樣，才二十出頭的我已經感到身心疲憊，病魔纏身，甚至無力再為母親、二姐求醫，也無力為死去的大姐討還公道了。
畢業時，我從未想過自己竟被分配到雲南省林校當了一名中專教師，我這種內向、自卑的性格，怎麼能做好教師工作呢？為了適應這個角色，我常常緊張得不行，尤其是上講台的時候，感到心理壓力很大。
後來奶奶去世了。不多久，二姐也因長期被關在冰冷潮濕的屋子裏，在一個寒冷的冬夜死去了。一九九六年一月，母親也因年老體弱而病故。我的身心也被煎熬得幾盡乾枯……在我的記憶裏，我從未體驗過父母的愛和多少童年的快樂。很多時候我曾想，我這樣的性格和家庭悲劇會不會導致自己像母親、二姐那樣精神崩潰。
痛苦的經歷，工作的不如意，加劇了身體疾病的惡化，以至我感到一天上兩節課都難以支持下來。不是這痛，就是那裏不舒服，吃不下，睡不好。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好像是五臟六腑都出了毛病。為了活下去，我多方求醫：中醫、西醫、針灸、氣功等，真是有病亂投醫了，但均無多少好轉。
法輪大法救了絕望中的我
一九九五年四月，我開始學煉法輪功，神奇的事情出現了：我的身體開始恢復，最明顯的是過去經常性的感冒頭痛自煉功後幾乎就很少出現了，繼而胃病、失眠、乏力等也逐漸好了。而尤其令我嘆服的是法輪大法的法理，解開了我無數的心結：生命的由來，生命存在的意義，人為甚麼會有痛苦、魔難……
李洪志師父的教導，像甘露滋潤了我乾枯的心田。過去悲觀厭世的我，逐漸變得樂觀和能夠理解、善待別人了，內向、自卑的性格變得開朗和坦蕩多了，甚至我開始喜歡教師這個職業了，我對未來的生活又從新充滿了希望和信心。回首過去，像是惡夢醒來，如果不是修煉了法輪大法我早就垮了，是法輪大法使我從獲新生。
我也是隨著潮流走下來的人，沒學大法前，也是同周圍的人一樣隨波逐流。修煉大法後，我努力按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工作儘量做到認真負責、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個人得失，不爭名求利。領導分配的工作不挑不揀，認真完成各項教學任務。外出帶畢業實習，大家都覺得待遇低，工作量大而艱苦，又無法照顧家裏、孩子，能不去儘量不去，而我幾乎每年都有至少一個班次一個多月的畢業實習任務。我的教學效果也得到學生好評，曾獲「講師團先進成員、先進教師、優秀班主任」等榮譽獎，多次獲「優秀教學獎」。在為人師表方面也得到了廣大師生的認可。
實踐證明，法輪大法使我從一個滿身是病、悲觀絕望的人成為一個身心健康，文明善良，道德向上的人，法輪大法是偉大的，因為，億萬修煉法輪大法的人都同我一樣，信仰真善忍的人是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的人。
中共邪黨迫害好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其修煉者的史無前例的殘酷迫害運動，我同千千萬萬的法輪功修煉者一樣，也遭受了非法的嚴重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六日，我和其他幾個法輪功學員在一位朋友家被警察綁架，以「擾亂社會治安」為名行政拘留十五天。警察將我送到涼亭拘留所行政拘留，在拘留期間，強迫我做奴工，每天從早上七點半至晚上八、九點鐘，主要是揀豆分級、摘辣椒，還有拌混凝土。拘留所裏面的伙食極差，還逼我們自己出伙食費，我被勒索了三百多元錢。回到學校後，學校扣了我半個月的工資。之後，又對我記過並降兩級工資。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一天，學校書記張耀把我和單位的另一個職工吳燕叫到辦公室，告訴我們參加第二期洗腦班。單位派車，張耀和學校學生科的周家英跟我們去洗腦班，洗腦班設在昆明市紅山東路的羊仙坡，這個洗腦班是雲南省省委宣傳部辦的，主要責任人是時任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長王天璽及宣傳部的一個幹事，同時還有昆明市國保大隊高昂以及昆明市各個區的國保人員都在場，當時全省各地的近百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這個洗腦班，其中很多人還是從看守所、勞教所送來的。
當時我和一個工人醫院的醫生保春生住一間，房間外的走廊有很多的警察巡邏站崗，不准我們煉功學法。
開班第一天，王天璽就在大會上放毒，之後幾天，蔡朝東這個學術痞子也到轉化班來散播歪理邪說，同時還播放天安門自焚偽案的片子。四五天後，轉化班叫來一些邪悟人員散毒，傳播邪惡理論，最後逼迫寫所謂的悔過書和保證書。七八天後單位將我們接回去。
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學年，我的教學工作綜合測評為優秀，符合「先進教師」、「優秀班主任」的條件，但因為我是法輪功修煉者，學校無理取消了我的評選資格。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我們學校負責給我洗腦的四人（學校副校長師健民、邪黨書記、我所在的營林科科長李學新、保衛科的姚廷超）找我談話，說是省教委來了文件，大概內容是教育系統的法輪功信仰者，如不「轉化」，必須調離教學崗位。並說，如果不「轉化」，將影響學校「精神文明」單位的評定和學校的發展。文件據說是「絕密」的，就連當事人都不讓看。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向校領導表明我的態度，我修煉法輪功沒有錯，我不放棄。他們當即宣布停止了我的教學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取消高級講師的聘任資格。
之後，我被調到學校科研處工作。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我在辦公室上班，保衛處的姚廷超打電話給我叫我到保衛處說有事找我談話，紀委的郝傳松當時也在保衛科，還有盤龍分局國保大隊的黃副隊長和幾個警察，他們對我說叫我去參加洗腦班，我問他們為甚麼，他們沒說出個理由，耍無賴，強制要我去。之後郝傳松跟著我到我家收拾了幾件衣服，就將我從單位綁架到洗腦班，在去的路上，郝傳松還威脅我說：「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好過，我斃了你。」
洗腦班在昆明市盤龍區麥衝村附近的一個度假山莊，當時被綁架去的還有其他八名法輪功學員。我在洗腦班呆了七天，洗腦班找來痞子蔡朝東散毒，其餘時間讓我們看污衊材料，目的就一個──逼我們放棄修煉法輪功。洗腦班每天從早上八點半對我們強制洗腦到下午五點，單位還安排一個人陪著我。
遭判刑、開除公職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我與法輪功學員耿淑華（家住雲南林業職業技術學院職工宿舍）到昆明市盤龍區雙龍鄉朱家村發放神韻光盤和真相小冊子，被不明真相世人構陷。聯防大隊將我和耿淑華帶到雙龍鄉派出所，把所有光盤和真相冊子倒在地上，有的警察拿腳踩，我告訴他們說不要拿腳踩，這對你們不好。過一會兒派出所所長來了，兇惡的對我和耿淑華叫喊，不許我們說話，讓我們分開坐。
直到下午五點多鐘盤龍區國保大隊一個黃副隊長帶著兩男一女來了，非法提審我們，問我是誰叫我們來的，身上帶些甚麼東西，來這邊做些甚麼，審訊完後在審訊筆錄上按手印，讓我看審訊筆錄，我看後毫不猶豫撕了。警察就將我按在地上，強行給我上了手銬。當晚十一點多，黃副隊長和警察帶著我到我林校的家非法抄家，他們用我的鑰匙打開門，將我家裏師父的法像、師父在大連講法的光碟、神韻光盤、真相光盤、手抄經文等都搶走了。這邊才抄完家，又帶著我到我家新迎小區勝利花園二期的家非法抄家，最後兩邊的家抄完後都沒有給我搜查物品清單。抄家後已經是凌晨兩點多，黃副隊長直接將我送到盤龍區第一看守所。耿淑華當天晚上也被拉到盤龍區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我在看守所裏做奴工，粘手提袋和各種紙袋，大小都有。分管我們這一監室的警察叫孫玉華。在我們被非法關押一個月的時候，我和耿淑華被綁架。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我接到了昆明市檢察院非法起訴書，代理檢察員是巫琳，以我倆向世人贈送神韻、真相小冊子，並以從我們身上及家裏搜出的大法真相資料多少作為由，對我們非法起訴。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昆明市中級法院對我和耿淑華非法開庭，沒有通知家屬，完全是秘密開庭。九月十八日，我被非法判刑三年，耿淑華一年半。（審判長朱正渝，代理審判員李錟、楊捷，書記員段雲萍）我們都向省高院上訴。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雲南高院維持邪惡的原判（審判長是楊海波，審判員王濤，代理審判員王振際，書記員李霞）。耿淑華被留在盤龍區第一看守所非法關押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她從看守所出獄回家。
我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劫持到雲南省第一監獄，首先是三個月的集訓期，這三個月都讓我在監室裏，分管我的警察找我談了幾次話，我跟他講真相，他也沒有說甚麼。中隊長施德宏也曾來看過我寫的申訴、勸善信等材料。六隊的副隊長楊信也找我談過話。大約一個月後，監獄教育科鄧益平、曾念南來找我談話，把我叫到辦公室，欺騙我「轉化」，教育科副科長李志全也來找我，污衊大法。
三個月後我被強迫下六監區幹奴工，做汽車坐墊，時間從每天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五點。幹奴工的同時，監獄一個星期只給休息一天，二零一零年四月，我就以抗工的形式抗議，中隊長施德宏誣陷我擾亂監室的秩序，給我戴上腳鐐，大約十公斤，戴了十二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戴著，行走、上衛生間都非常不便，而且兩個腳踝都被磨出泡了。由於腳鐐很重，拖著走路都很不方便，要用手提起來才能行走。我堅持見駐監檢察官，但施德宏等警察一再推諉，不給我轉達。十二天後卸下腳鐐又繼續幹奴工，依然每個星期幹奴工六天，只讓休息一天。
二零一零年五月，監獄找來邪悟者對我灌輸謊言，整整一個多星期，每天從早到晚，車輪式的給我灌輸洗腦，最後我稀裏糊塗的跟著寫了「三書」，違心的放棄了修煉大法。二零一一年八月，我從監獄回家。
回家後，我單位雲南林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工會主席姚廷超、保衛科科長寸剛、保衛科人員張峰找我談話，姚廷超說因為我是刑事案件，有規定要開除公職。我要求看所謂的規定，姚廷超拿不出來，還謊稱只能給我看一下，但最後也沒給我看，不了了之。
之後我到學校保衛科去辦戶口，寸剛表示我的公職是開除了，如果需要，學校會給我所謂的幫助，但是至今沒有給我一個書面的文件或合理的說法，就是口頭稱開除我的公職，就這樣我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在外打工。
修煉大法帶給了我健康、美好和快樂，然而我卻被中共邪黨迫害進監獄，在謊言和威脅下，違心的表示放棄修煉大法，這是我內心最痛苦、最痛悔的事情，我甚至感到我靈魂都被扼殺了，離開大法的日子，生不如死。那段經歷，讓我更加看透中共邪黨的流氓、無恥，中共迫害的陰毒和殘忍：消滅你的肉體，摧毀你的精神，就是要把你變成鬼，變成豺狼虎豹。願所有還在被邪黨欺騙的人們快快清醒，擺脫邪惡桎梏，抹去邪靈印記，迎向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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